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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理人说副总统Dick Cheney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我能出席他的一个宴会。我拒绝了几次，因为不参与政治事件是我的原则。
副总统办公室对我的经理人保证这不是政治的而是一个很私人的宴会。他们要为陆军和海军医疗中心的那些受伤和正在康复的士兵举办一个湖边烧烤派对。我知道后马上同意了，然后开始为这次聚会做准备。
这两个医疗中心是我经常去探访的地方，一些会出席这次宴会的人我已经认识了。他们受到邀请携带家属参加此次宴会，我很期待能与他们再次相会。
在我之前的探访中，伤者通常意识不清，或者是医生不得不给他们注射很多吗啡去使减轻疼痛。所以我会经常和伤者的妈妈，爸爸，妻子等亲属聊天。他们的家人都很坚强，我也很期待能够见到他们。
那天的行程很紧张。那天下午我需要到纳什维尔开一个见面会。而我到了纳什维尔机场的时候又了解到飞往华盛顿的航班因为大雨延迟了。
那天暴风雨袭击了东北部的许多地区，包括华盛顿特区。行程一下子就更紧张了，根据当天的天气，我开始怀疑是否能及时赶到华盛顿。
经理人建议我在飞机上的洗手间里整理发型和化妆，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我们都努力去找到一个办法使演出顺利进行。
我的乐队成员已经提前到达了副总统的官邸，并且开始调试音响。所以只要我能按时到达，演出就能顺利进行。
最终我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到了华盛顿。我在飞机的洗手间做准备。因为飞机太小，随身也不能带大的行李。
我和其他乘客一起等在外面，好让机组成员把行李箱给我们拿下来。外面在下雨，我们站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水洼。我浑身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刚在飞机上整理好的发型也被彻底的毁掉。
去副总统官邸的汽车大概要三十分钟，我想应该还有时间在汽车后座上把发型和化妆修补一下。
一个军方的人员接待了我们，他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请这边走，我们要快点了。但是我们一定会让你赶得及演出。”
大雨滂沱，很多道路都被水漫过，车辆都慢了下来。当我正在翻我的化妆包时，听到司机在用手机说话。每次他一挂上电话，另一通电话又会打过来。我能听出来他们正在协调什么很紧急的事件。
不知从什么地方开来一支处理紧急事件的车队。一些是警车，但还有几辆没有标识的黑色车辆，蓝灯在不停地闪烁。
我的司机需要靠边停下给他们让路。但或许他因为打电话分了神，并没有停车。我于是提醒他我们应该靠边停让车队先过。他哈哈大笑，告诉我这支车队是为我而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护送我们的车去副总统的官邸。
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有几辆这样的车子。我数了数大概到最后共出现了五十辆车子。我询问司机这对他是不是常事，他说当然不是。
当副总统和夫人得知我被堵在了路上，不能及时赶来参加演出，就下了命令为我全程保驾护航。
官邸的宴会因为大雨已经移到了室内。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们已经享用了热狗，汉堡，烤肉，正在很耐心地等待我的到来。司机一在前门停下，就有几个人上前来做自我介绍并且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安排。副总统夫妇的助手通知我他们两人想要在演出前跟我谈两句。
我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乐队其他的人过来和我交流了一些演出前的细节。然后我又被护送到了一条明亮喧闹的门厅，很快副总统夫妇就出现了。夫人很友好，不断地感谢我同意来为军人们演出。
副总统开起了轻松愉快的玩笑，说我的到来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因为受伤的士兵不想听到他亲自演唱。
一名摄影师一直在给我们拍照。副总统询问我去中东的演出情况。他还提及认识我的哥哥，他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服役。
”替我跟他说声谢谢，好吗？“ 他说。
和这个国家第二位权力人物交谈无疑是件值得重视的事情。我对他的很多政策，决定，判断其实都有很多看法，但无论怎样，他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总是高高在上的。
他在用演讲的姿态滔滔不绝得讲着，而我在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吐露出不合时宜的言辞。我很想说——副总统先生，关于KBR我有一些问题。关于审讯囚犯我有质疑。我想要知道你的政党实行的政策否定了这么多人最基本的人权，你晚上怎么睡得着觉？而且，你的女儿就是同性恋。看在上帝的面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在脑子里迅速组织出了答案，正准备说的时候，突然右脚有种奇怪的感觉。
低头一看，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我脚上的靴子整个前半部分爆开了。穿白袜子的脚已经露出来至少两英寸。
从飞机上下来，我就一直站在雨水形成的深水坑中，黑色的皮靴已经完全浸透了。行李包在飞机上被放得很远，我也没有机会换鞋和袜子。
地板上已经形成了一小摊水，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它。即使我能不必被人注意偷偷溜走，我也不能让那一滩水留在大理石的门厅地板上。
那些受伤正在康复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会从那里走过，他们很多还拄着拐杖或刚按了义肢。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清清嗓子，让副总统注意我的靴子，说道：“ 好像我的鞋子爆开了。” 副总统夫妇两人一起哇了一声，夫人主动说让人去取一双她的鞋子给我换上。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穿十一号鞋。她吃惊地说噢，天哪。我表示了道歉，找人去叫来了我的经理人。告诉他让他去把我的应急胶带找来。
然后，我尽可能地先清理干净地面。接着支起脚来，用胶带把鞋子缠好，确保裂口都粘好。
一只黑色胶带制作的鞋子！
大家都很期待演出开始，副总统夫妇做了介绍，我就上了舞台。在第二首歌以后，我扫了一眼右边，他们夫妇俩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鞋子。
看到我的目光，他们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副总统用嘴型对我表示看上去很不错。我和观众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小事件，并且一起向副总统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
那天晚上过得棒极了。我特别喜欢签名和表演之后的拜访环节。甚至有一个受伤严重的士兵是我在巴格达的一家医院见到过的。那天下午我们重新相遇的时候，都兴奋得要死。再次在家乡的环境中相遇真好。
那天晚上我呆在华盛顿特区，努力尝试想要睡着。我太累了，但我的思想一直在回忆着这疯狂又满足的一天。
关于副总统先生在很多问题上，我和他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今晚的交流还是很令人愉快的。他是一个迷人，有趣，礼貌的家伙，并且真心感谢我对部队所做的贡献。
然后我又想起了在我登台前，他对观众说的话。他称呼我为“来自中心地带的美国女孩儿”，我的家族有着悠久的在军队服役的历史。我又一次被称为“一个很好的美国人”。
我想起了玛丽，她是副总统的女儿。她的父亲，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共和党的领导人，与那些公开谴责同性恋的人结成同盟，斥责我们是道德败坏的人。
他们的政党试图阻止那些能够带来真正平等和自由的政策。更为糟糕的是，副总统的政党还在寻求创建新的法律去剥夺同性恋者的平等和保护。
尽管副总统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女儿的支持，并发表了观点说人们应该有选择她们想要的关系的自由。我也并不为此感动。我感到他的话并不真诚。在这些年中，他一直就这个话题保持沉默。尽管他本可以有机会做出最有效的改变。他并没有使用他的权力做正确的事情。
副总统说在历史上，婚姻的形式是可以通过洲的层面进行调控。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托词。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去依赖那些州政府去做这样的决定——及时制定公平的法律。
副总统大概还没有忘记，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不得不干涉，制定种族间婚姻合法化的事件。如果让各州政府来裁决，那就永远不可能有种族合法化婚姻。
1958年，在维吉尼亚，一个禁止种族婚姻的州，一个黑人女子和一个白人男子被逮捕，并且被指控触犯刑法。罗伯特肯尼迪，那时的司法部长，介入了这件事情，把这个案件转交美国自由联盟组织。这个组织替这对恋人上诉到维吉尼亚州的最高法院。
结果是：对这对恋人的犯罪指控得到了州最高法院的支持。在他们的家乡，他们仍旧不被允许合法地居住在一起，并且被判决入狱一年。维吉尼亚州有机会去认定1924年的法律是违宪的。但是它还是支持了古老陈旧的法律。
美国自由联盟组织和这对恋人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对他们的指控并且判定维吉尼亚州使用的法律是违宪的。这就是历史。
所以，我认为，副总统所谓的州政府会决定的这句话是空洞的。它仅仅是他为了安抚他的女儿和我们那些相信同性婚姻应该在州政府的层面执行的人。
我还没有对我父亲出柜。但是那天躺在华盛顿旅馆的房间里，我哭了。
我在想如果我有勇气告诉爸爸我是同性恋，而我爸爸又恰巧是世界上第二有权力的人，他本可以做些什么去维护我平等的权力，而他却一直在推卸责任。我该会多么失望。
在2009年的一个国家级的会议上，副总统先生曾说：“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我的一个女儿是同性恋，很久以来，它一直是我们全家人的一部分。”
同性恋并不是癌症，不是吸毒。不是家庭暴力。
就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我意识到。我刚才一直和副总统站在一起，希望他应该是我想的样子但他不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会对我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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