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传承地方文化《嘉州文化古迹考》帅秉龙 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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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州文化古迹考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著 者：帅秉龙
责任编辑：陈清龙
特约编辑：邝小爱 帅 琳
特约策划：鞠维明
策划编辑：王 琴
封面设计：禾 草
出版发行：中国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广州风沙印务
地 址：香港新界火炭禾寮坑道18号联邦工业大厦6楼
开 本：787mmX1290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74568-4-1
定 价：28.00元
作者简介
帅秉龙先生，1958年2月生于乐山。先后在乐山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现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四川《郭沫若学刊》编辑部等部门从事历史文化工作多年，主要进行文物调查和研究。先后有《<中国文物地图集>乐山部分指瑕》《乐山肖坝发现东汉早期题记》《乐山大佛南宋“天宁阁”碑质疑及新发现的“大像阁考”碑文探讨》等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省级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退休后仍以乐山大佛、乐山崖墓和拓碑研究为主要课题，并进行相关乐山地方史研究。
自 序
作者先前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对历史文化情有独钟，于是与地方历史文化古迹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考察中，作者利用工作之余对地方文物古迹以及文献史料等进行了探索与研究，以发现及考证的第一手资料为准的基础上写出了数篇论文及新闻文章。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四川文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乐山历代文集》《乐山史志资料》《乐山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颇为同行称道。新闻文章数篇先后发表在北京《中国文物报》，上海《新民晚报》，《重庆晚报》《乐山日报》《乐山晚报》等媒体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也曾转载。
作者在这里自我感觉到这些论文及新闻报道能够受到同行和读者的关注，一是有鲜为人知的古迹史料的发现及考证等，不是人云亦云；二是有实物史料，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有据可查。今汇集成册，取名为《嘉州文化古迹考》求贤指正。
这本书里的文章，集中展示了乐山部分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信息，使人们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古迹的保存现状，称得上是对地方文物考古中的探索与研究。作者今收集成册的目的，是传承地方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为今后学者们研究乐山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史料依据，抛砖引玉，让人们发掘更加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出版@文章｜欣赏
乐山肖坝崖墓发现东汉早期题记
1989年5月下旬，我们在距乐山城西约15华里处，浅丘平坝错杂，数百座崖墓分布其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肖坝崖墓群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在应属于肖坝崖墓保护范围区域内的青衣乡大田村黄沙湾调查时，发现了一座东汉早期崖墓。
这座崖墓距离肖坝颜威山崖墓约300米处，从颜威山墓到此墓的这段山腰上共有崖墓29座，在此笔者把这座崖墓编号为M29号墓。
M29号崖墓位于肖坝黄沙湾路口的山腰上，距地面高1.3米，面对机耕道，依紫红色砂崖凿成，系单穴单室墓。墓向北偏东47度，墓口略呈方形平顶状，宽1.2米，高1.73米。墓因早年被扰，现为空墓。墓内现有甬道、棺室，侧室、耳室等。今在墓内右壁棺室旁发现了一通东汉早期年代的隶书题记。该题记依崖壁镌成，高99厘米，宽35厘米，共有12个文字。题记是“永平元年九月十二日甲子葬”。永平是东汉明帝刘庄的年号。永平元年是公元58年。题记书法，明快简洁，不拘程式，具有汉代民间隶书的风格。
这座刻有“永平元年”的崖墓在以前未被人们发现。据笔者所知，以往发现的乐山崖墓东汉年号题记最早的有“元初”、“阳嘉”、“永和”、“建和”、“延熹”等年号题记，但均属于东汉中期。“永平元年”是公元58年，为东汉早期，距今1934年，在目前可以称得上是乐山崖墓年代中最早的了。而有纪年题记的崖墓在四川近几十年来陆续有所发现。现知已有十余处，涉及年代有“建初”、“永元”、“永建”、“阳嘉”、“建和”、“延光”、“延熹”、“熹平”、“光和”等纪年题记。其时间区限从东汉早期的章帝到晚期灵帝的一百余年间，这些纪年为崖墓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根据。这座崖墓的纪年题记是我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最早的崖墓。
在乐山一带的崖墓群中，画像石刻及纪年题记等刻在墓室前堂内的较多。如：乐山麻浩M1号墓的三十五幅画像石刻。M100号“阳嘉三年”墓等，均刻在前堂多室墓内，而与黄沙湾M29号“永平元年”单室墓比较刻在墓室内壁的还是少见的。这座崖墓虽然早年被盗，现已空无一物，但它的纪年题记，已证明了它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其历史价值也还是很高的，它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四川地区东汉早期崖墓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原载《四川文物》1992年06期 第71页
白崖山首现东汉纪年崖墓
3月5日，在市中区竹公溪西面的白崖山“清风、白云”洞右侧约200米处的山腰上，我市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一座刻有东汉“延熹元年”等字样的纪年崖墓。
该崖墓系双室制墓，刻有题记的墓室宽2.1米，深17.5米，高1.8米。“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系东汉桓帝刘志的年号。白崖山在历史上尚未发现过刻有汉代纪年的崖墓，至今只发现刻有汉代建筑图案和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诗文题记等。此次发现的东汉崖墓纪年题记，丰富了白崖山汉崖墓的文化内涵，为研究乐山的汉文化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原载《乐山日报》2002年3月17日第1版
四川乐山灵宝塔并非唐塔
——塔砖铸字证明建造于北宋
全国闻名的，在数百年来的地方志书以及解放后众多的出版物上被宣传为“唐塔”的四川乐山凌云山上的灵宝塔（高28米，方形密檐13级），在最近的维修中，在塔基南面向上第三檐上方发现了一块长37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的青砖，砖面上铸有“天圣拾年肆月拾玖日，塔主僧浩辞世”等字样。又在塔基东面向上第一檐发现了铸有“天圣”字样的青砖。天圣为北宋仁宗赵祯年号，天圣拾年为公元1032年，有力地证明灵宝塔建于北宋，而非唐代。
原载《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第2版
浅谈高标山万寿观、万景楼
高标山万寿观、万景楼位于乐山城区月儿塘西北约250米。
高标山俗名老霄顶，又名高望山。高标，是说它不但高踞古城嘉州，而且高于附近大小山峰；高望，是说山高望远，视野开阔。
高标山为我市的最高点和风景胜地，很早以前便有宫观楼台等建筑。有记载可考的，最早的要算公元六世纪时北周始建的宏明观；隋大业末年，又建的飞天神王殿；北宋时改为万寿宫，又名神霄玉清宫——老霄顶之得名，即由于此。这些建筑都在高标山之上，但早就被毁于一旦了。现仅存的是万寿观及万景楼两个单体建筑；建筑造型上，古朴典雅，精细玲珑，具有清代的建筑风格。
万寿观在万景楼之上。万寿观的建筑形式，系重檐歇山式，抬梁，穿斗木结构；面阔三间13.2米，进深四间12.3米，通高约10米，共用32根圆柱：檐柱14根，柱径0.2米；金柱18根，柱径0.4米；柱础高0.2米。檐下施四铺作斗拱48多，其中：阑额上施普柏枋，枋上施斗拱；柱头铺作12朵，补间铺作24朵，袢间铺作12朵。蜀柱下由驼峰；正脊两端有鸱吻，脊两面塑有游龙；垂脊和戗脊上有神态奇异的仙人、武士及走兽等。房顶覆盖琉璃筒瓦，有瓦当和滴水。须弥座台基高1.3米，六级垂带踏道。有地袱，门窗已毁。建筑面积约162.4平方米。
万景楼在万寿观之下。万景楼建筑形式为重檐歇山式穿斗木结构。房顶施小青瓦，有滴水。面阔三间10米，进深三间10米，通高约8米；共用16根圆柱：檐柱12根，柱径0.2米；金柱4根，柱径0.4米。建筑呈方形状。台基素面高0.9米，五级阶梯踏道。蜀柱下有驼峰，阑额至角柱出头有霸王拳。正脊上有鸱吻，垂脊及戗脊上塑有各类走兽及浮雕花纹图案等。屋顶翼角起翘缓平，檐下无斗拱及门窗。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35.9平方米。
笔者认为万景楼是近现代典型建筑及晚清建筑，是根据它的建筑风格来谈的。关于万景楼的历史沿革，据嘉庆《乐山县志·建置》载：“万景楼，在高标山上，宋宣和（1119—1125）州牧吕由诚建。”但现在从外观上看，看不到北宋的建筑风格。最近笔者在登凌云山时，有幸在大佛乌尤文管局食堂门外崖壁旁看到了石碑一通；上刻有《重修万景楼序》，立碑时间是“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季秋月”共300余字。除个别文字有所风化难以辨认外，其余文字完整清晰，为我们研究万景楼的建筑风格及历史沿革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据此碑所载，笔者认为万景楼是光绪三十一年重新建造的。该碑长约1.8米，宽约0.9米，厚约0.1米。
原载《乐山史志资料》1986年1—4期 第272页
【编者按】题原作《浅谈高标山万景楼》，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一些补充。
几经风雨的乐山城隍古钟
乐山城内有一口颇具传奇色彩的明代古铜钟，它那坎坷曲折、几经迁徙的历史至今很少有人知晓，笔者经过多年的采访，终于弄清了这口古铜钟的“个人档案”。
这口古铜钟原悬挂于乐山城内县街府城隍庙内，抗日战争时期被移到乐山公园后坡上作防空报警用，为乐山人民的安危尽到了自己的“天职”。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期间，此钟被人们保护于城区育贤街县商业局内，由此免遭粉身碎骨和熔化的噩运。1969年“深挖洞”营建人防工程时，此钟又被移到老霄顶作防空备战之用。1978年乐山文化部门将此钟运到大佛寺山上，铜钟总算是找到了安身之处。1994年5月10日此钟又被移到新建的“佛国天堂”处。同年7月13日又被移到麻浩崖墓博物馆存放至今。
此钟现保存较好。钟通高1米，中空，钟身呈喇叭状，有9道阳弦文环绕，腹部铸有铭文500多字，字体皆为楷书阳文，从铭文可知，在明代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城隍庙内建有钟鼓楼一座，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铸造了这口铜钟，是信善百姓捐赠铜料铸造的，证明这个铜钟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铸此铜钟时的嘉定州知州（州官）是扬其宁、陈忠。此钟是乐山城内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口铜钟，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这口古钟的迁移，反映了我国现代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也反映了人民对它的热爱和保护。它为我们研究乐山地方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原载《乐山日报》1999年1月8日第1版（嘉州掌故）
孤独的圣母
——郭沫若原配张琼华素描
张琼华（1890—1980），字玉英，乐山苏稽张沟人，张怀琛秀才之女。1912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在沙湾与在成都府联合中学堂读书的郭沫若结了婚。郭沫若对此“隔着口袋买猫儿”的包办婚姻很失望，但为了不使老母伤心，他还是跨进了新娘的新房。他住了五天，便回到了成都府联合中学堂。1913年农历6月，已进入了高等学堂理科的他考取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7月中旬他从成都回沙湾向双老和亲族告别，和新娘相聚了约莫十天。7月下旬从嘉定买船东下，八月初三便到了重庆。郭沫若的母亲和妻子张琼华在沙湾大渡河边送别了自己的亲人，郭沫若作了《别父》、《别母》和《别妻》三诗。其《别妻》一诗是：
呜咽东流水，江头泣送行。
帆圆离恨满，舵转别愁萦。
对酒怀难畅，思家梦不成。
遥怜闺阁女，屈指记舟程。
这证明了未出蘷门的郭沫若对张琼华还是有几分感情的。谁知这一别就是二十六年，张琼华苦苦守望了二十六年啊!她克尽妇道，侍奉公婆。八十六岁的公公犹卧病在床，婆婆已在1932年撒手人寰，临死前留言：“他日八儿（指郭沫若）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1939年正月间，郭沫若回沙湾探亲，年近五十的郭沫若和张琼华总算聚首。张的头发已发白了，走路已显老态。在老父的严厉教育下，郭沫若用大礼（磕头）感谢了琼华，在二十六年结婚时的洞房里，张琼华欢欢喜喜的接待了郭沫若。夫妻相聚数日，郭沫若给老父做过寿庆后，便回了重庆。7月5日郭沫若父亲逝世。7月11日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及婴儿汉英回到沙湾。张琼华把自己卧房让给于立群母子和郭沫若居住。于立群感到过意不去，亲热地称张琼华为“姐姐”，嘱咐郭沫若移到侄儿郭宗瑨家后园里一个装有门窗的亭子中去住。郭沫若便不时到张琼华卧室里去摆龙门阵，在这段不短的日子里，郭沫若、张琼华、于立群三人的关系处理的很不错，从于立群不时催郭沫若到张琼华房间里去就是证明。郭沫若于1939年11月14日处理完老父的丧事，由于他事耽搁，于12月上旬才和于立群母子乘机回到重庆。多情的张琼华送到乐山岷江河边，亲眼望着他们坐的长沙号飞机消失在天边，才低下了头。这一别又是二十多年，再也没见过自己丈夫的影子。
解放的捷报给张琼华带来了希望：“郭沫若应该回来看看了。”1955年4月郭沫若逗留成都，1960年1月末郭沫若到重庆过春节，多好的机会啊！但希望每次都变成了失望。解放十多个年头了，张琼华鼓起了勇气在1963年夏到北京探望自己的丈夫。郭沫若在公务繁忙中与她见了两次面，于立群也在座。郭、张耳朵都不好使，夫妻俩摆家常都大声大气，好像吵嘴，但都欢天喜地。
1979年6月15日，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女儿郭庶英（当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郭平英（当时在中联部苏联问题研究室工作）趁到乐山参加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之空隙，姐妹二人专程到乐山城中婺嫣街张琼华家拜望。当庶英、平英拉着她的双手，附在她耳边叫“妈妈，妈妈”时，她不知所措，两只老眼发愣地盯着。当陪同拜望的侄媳魏庸芳向她介绍说：“这是八叔（指郭沫若）和于立群婶生的大女儿和幺女儿在叫您。”张琼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泪流满面，颤抖地抚摸着姐妹俩的双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是不断点头。这是自1939年郭沫若回乡探亲后一去不再回来的四十年感情之触发。
在漫长的岁月里，张琼华把丈夫的照片挂在卧室的正中，把结婚时的家具擦得明明亮亮。她把丈夫小时候读过的书籍、作业本、毕业证、诗文抄件以及东去后寄回的家信，照片等一直珍藏起来。六十年代初期，有关部门征集郭沫若文物时，她慷慨地捐献了出来，得力文化部门在“文革”中妥善保护，《郭沫若少年诗稿》、《樱花书筒》这两本有文献价值的书才得以整理出版。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的消息一直瞒着张琼华，她似乎有所觉察，但她一直相信丈夫还在。她在1980年6月24日，在住了二十多年的婺嫣街寓所结束了自己充满心酸而孤独的一生。
原载乐山《沫水》文学杂志2001年10月第2期
怀念恩师毛西旁先生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毛西旁老师在昏迷中辞世远行，终年七十八岁。我惊闻噩耗后，心头为之一震，他走得太突然了。
毛西旁老师是一位心胸开阔，涵养有素，学识渊博的先生，他一生俭朴而坎坷，就这样倏忽地离开了人世，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只是留下来他对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无限关注及生前编撰的《乐山历代文集》《乐山历代诗集》等史料，这些史料至今仍被学者研究，凡是认识毛西旁老师的学者，都会怀念他的，因为他们从《乐山历代文集》、《乐山历代诗集》等史料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为乐山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贡献最大的人。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我在殡仪馆参加为毛西旁老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为老师作了最后的送行。仪式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主持，毛老师的好友邓碧清先生宣读了悼词，毛老师的儿子毛郎英致辞后，仪式上响起了一次次揪心的哀乐，我随着他生前的亲朋好友缓缓地走近了仰卧在告别厅正中的老师，向毛老师三鞠躬告别时，骤然意识到这么近距离地看上毛老师一眼，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由得热泪失禁哭老师！老师掷笔而去，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与哀伤啊！
毛老师，匆匆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可亲可爱的朋友。
二十多年前，我与毛老师相识，是在乐山市文化局文物科，当时我由单位借调到文物科工作。毛西旁老师那时与文物科罗孟汀科长很要好，他们常在办公室里切磋着乐山历史文化等。毛老师每次到罗科长的办公室时，都衣着简朴，很客气，我常给他沏茶，他都要说一声“谢谢”。有一次，罗科长出差，毛老师来到办公室，看到我一人在办公室看书，就给我聊起了家常，他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一个初中生，正在参加自学考试。”他说“对啊，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努力学习，自学也能成才。我也是一个自学者。”就这样，我们之间越聊越近，时间已接近下班了。毛老师离开办公室后，我感到人生中遇到了一个智慧的长者，他给我人生不少的帮助和启迪，我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对乐山的文物事业更加热爱。
通过多次接触，他给我一些《乐山史志资料》，使我了解到不少的乐山历史文化，给我在文物工作中不少帮助。在工作之余，我对乐山的地面文物进行多次调查，在疑难问题上也请教毛老师帮助。毛老师在编《乐山历代文集》时，我也拓了不少碑文请毛老师辨识。辨识后，毛老师将这些碑文充实在《乐山历代文集》里，以碑文为史料依据，让《文集》更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毛老师与我相识多年，当初不论是他在报上或史料上发表的文章，还是与他每次的交谈，那时每天都有解惑后的清明与闻到后的喜悦。毛老师在我心中永远是有恩于我的长者，是推我前行的恩师。
毛老师，匆匆走了，但他生前研究的、编撰的、发表的新闻、诗歌、散文、史学文章等和他经历的坎坷人生，将伴着他的光辉的名字永留人间。
原载《毛西旁诗文抄》
精美石刻展现古文化神韵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的麻浩崖墓可谓历史文化宝库，其中的石刻图像丰富，是崖墓的一大特色。央视七套《搜寻天下》栏目组昨日专门针对麻洁崖墓的石刻进行了细致的拍摄。为了将麻浩崖墓举世无双的石刻清晰地展示给世人，市文物管理所的专业人士特别对其中最具特色的“西王母图”“双阙祥瑞图”“龙虎衔璧图”和“伏羲女娲图”进行了拓片。
崖墓石刻了不起
记者昨日在乐山文物专家黄学谦的带领下，对麻浩崖墓的石刻进行了深人细致的了解。在现场，记者看到，崖墓的墓门刻有飞檐、瓦当、斗拱。墓门门楣上左右各刻一羊，同列的还有浮雕人像三个，左墓门飞檐上刻一虎、豹形动物。享堂三方都刻有檐、瓦当，花纹雕刻精细，式样不同。享堂壁上凿浮雕图像有《车辇图》、《牧马图》、《宴乐图》和《荆轲刺秦王图》等。黄学谦告诉记者，麻浩崖墓的石刻图像雕刻精美，内容极其丰富，国内外许多史学家、文物学家曾经在麻浩崖墓的石刻面前“目瞪口呆”，一致公认麻浩崖墓的石刻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拓片高手出手不凡
《搜寻天下》栏目编导王志军告诉记者，“崖墓专题”节目要重点展示麻浩崖墓的惊世石刻，但是由于历史年代久远，目前一些具有相当重要价值的石刻如果在摄像机“平铺直叙”地拍摄下将会黯然失色，所以必须采取拓片的方法进行摄制。在一旁指导拓片工作的黄学谦告诉记者，拓片是清晰、明显地将麻浩崖墓石刻画像展现给世人，凸显乐山汉代时期石刻艺术神韵的唯一方法 。进行拓片工作的是我市从事了20多年文物工作、有着非常专业拓片经验的文物工作者帅秉龙。
记者在现场看到帅秉龙先是清洁了石刻原件，随后将宣纸进行湿润，趁其未干时贴上原件，再进行刷贴、捶打。待其阴干后，调墨均匀地进行再次捶打。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帅秉龙一直干了7个多小时才完成全部工序。记者看到，一些原本已不清晰的石刻经过拓片后完全恢复了“原貌”，汉代的文化艺术神韵穿越时光，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幅石刻幅幅精彩
记者在现场看到，《搜寻天下》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四幅石刻各具特色，可谓是麻浩崖墓汉代石刻中的精华。黄学谦告诉记者，西王母的传说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之际广为流传。昨日拓片的“西王母图”是研究西王母传说的重要实物资料。而“双阙祥瑞图”另有一番特色，图中的朱雀、天禄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神灵，能够逐疫辟邪，汉代人在棺室中刻绘这幅画像，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祈求平安的精神需求。“龙虎衔壁图”是“有翼应龙”与“白虎”组成，“应龙”是传说中的治水的神异之物，虎为百兽之长，有辟邪镇恶之功，该图反映了汉代人企求风调雨顺、永保平安之意。“伏羲女娲图”画面优美独具特色；伏羲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和东、西方众神仙之首。这些乐山独有的石刻将会通过中央电视台《搜寻天下》节目的播出，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名词解释：
拓片是将宣纸贴在器物表面用墨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拓片是从原物直接打印下来的，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好办法。除了有凹凸纹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广泛使用这种办法记录。拓印的基本方法是：先把要拓的花纹或文字尽可能剔刷清楚，用大小合适的宣纸盖上，把纸轻轻润湿，然后在湿纸上蒙一层软性吸水的纸，用毛刷轻轻敲捶，使湿纸贴附在该物表面，随着它的花纹文字而起伏凹凸。再除去蒙上的那层纸，等湿纸稍干后，用扑子蘸适量的墨，敷匀在扑子面上，向纸上轻轻扑打，就会形成黑白分明的拓片。
摘自《乐山晚报》2005年4月8日 B8版（记者 于铁成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