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却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辞镜花辞树

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白话文的普及，二是甲骨文的出土。白话文的普及为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发展做了铺垫；而甲骨文的出土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不仅完善了中国的文字发展体系，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甲骨文卜卦刻辞。）

如果说推动白话文普及的是鲁迅先生等人，那么助力甲骨文的出土就必须要有一个名字——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照片，“甲骨四堂之一”，王观堂先生。）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历史学科有五大核心素养，其中有一个是“史料实证”，这个“史料实证”观念的出现就和王国维有莫大的联系。王国维在治学上注意新的发现和采取新的方法。他成功地把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立和提倡“二重证据法”。他强调将地下的新材料与地上的文献记载资料相结合。这种方法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就当时来看，这对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王国维先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的《人间词话》以及他的境界说：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在中国的美学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不仅自成一派的创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还杂糅了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成功地把西方的美学和文艺思想与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融会贯通。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古典词曲艺术。

（尼采画像。）

但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探讨《人间词话》的文学、美学意义；而是通过王国维先生这个人来看整个历史本身。

1911年武昌起义后，王国维带着全家跟随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去日本侨居四年。再加上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使得王国维得以接受了大量西学的训练。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他此时是以清朝遗民的身份自居的。我在前面写嵇绍的那篇文章曾经说到过，“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一直要等到王国维先生自尽以后才开始重新转动。”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你把他们两个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共通点的。因为嵇绍当是被劝说出仕的，当时的时候魏朝才刚刚被篡权，也就是说，当时的司马氏的统治并不是“正统”的，这是“篡权”，是“不正当”的，所以嵇绍免不了要被顾炎武骂。

（三位“明朝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那这和王国维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当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嘉定三屠以及扬州十日，这些汉系人民遭受到的屠杀，这些血和泪的历史，我们依然还记得很清楚。但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的努力以后，汉人是逐渐地慢慢地接受了被异族人统治的一个事实。

（“扬州十日”示意图。）

其实不能用几个皇帝的努力这样的话来概括当时文人的艰难处境，当时清军入关的时候强制性的要群众剃头留辫子。而我们中原地区早就形成了以儒教思想为中心的伦理观。十三经之首《孝经》开篇便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而现在突然来了一群异族人强迫性的要求他们断发易服，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反抗有多激烈。但是到了王国维先生这一代，文化已经重新地兴盛了起来，我们所熟知的桐城派、乾嘉学派等众多学派也开始兴起。此时，文化的隔阂已经没有当时刚清军刚入关时那么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学问家，只是专心做学问，对于民族的这些隔阂（指汉与满）已经没有多少心存芥蒂了。

（乾嘉学派著作之一——《四库全书》。）

王国维先生在武昌起义后自称“清朝遗民”这件事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在王国维之前的三百多年前的时候也有一位自称“明朝遗老”的国学大师——顾炎武先生。顾炎武先生早年积极抗清，在武装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埋头著书立说，说什么也不愿意到清朝做官。但是在清朝统治者的努力下，顾炎武虽一生未出仕清朝，但最终还是允许把自己两个侄子送去清朝当官了；黄宗羲在起义失败后回家侍奉老母，也一生不仕清朝。但是，在他们这一代激烈的文人之后，后生的文人逐渐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并且其实在康熙、乾隆等统治者的努力下群众也慢慢地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按理来说，像王国维先生这种国学大师，在二十世纪是非常罕有的，我们听到过的名字或许有很多，例如辜鸿铭、夏曾佑这些大师，但能写进中国文化史的数来数去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人罢。

清朝倒塌后，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全国人民相互奔走，忙着新文化运动，忙着鼓吹革命。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月二日，一代国学大师在颐和园投水自尽，才让全国范围内的有心之人肃然沉思。

关于王国维先生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各有立场和理由。但我们无需去理会那些，我们只知道，这位汉系的文化大师留着一条清朝的辫子，自尽在清朝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中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做为一名国学大师，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留辫还是束发之争发生的那些惊人的血案，他不可能不了解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大学者的慷慨事迹，他更不可能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清朝的覆灭乃是其必然，社会巨变也无从避免；但是，他还是死了。

（王国维先生著作《宋元戏曲考》。）

笔者个人比较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而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人事纷争，政治纠葛：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是无法把古典文学与古典政治传统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康熙字典》、《桃花扇》、《长生殿》、《四库全书》、乾嘉学派、纳兰性德都历历在目，一字一句都无法分割开来。对他来说，在他眼前毁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而更是一个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古典时代。

他，只想留在那个古典时代。

我们还记得，在康熙、乾隆等清朝统治者的努力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在经过强烈的心理斗争后逐渐建立起了文化认同；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清朝覆灭以后，这份文化认同还未曾消散，为此，博学多闻的王国维先生选择了用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也无法在心理挣扎中看到希望，所以他死得可惜却又死得必然。

（王国维先生自尽地——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你看嵇康嵇绍，你看阮籍刘伶；他们总要在政治或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在此刻已经变为了他们的生命，只要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在魏晋时是这样，在明末是这样，在清末还是这样。

并且，王国维先生也是第一次到颐和园，是从一个同事那里借来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尚余四元四角。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舞姿开头，而画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