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2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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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九品官人法研究》第5章 完毕

由三国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谓处于贵族制度时代，但绝非一切现象都能以贵族制度来概括。与此同时，与贵族制对立的君主专制牢固存在，不断削弱贵族制度，努力使之转化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君主专制的存在，才使贵族制止步于贵族制。如果君权再微弱一些，那么贵族制也许会进一步发展为更加割据化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由三国至唐，封建食邑制虽然衰微却一直存在，就是一种迹象。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本质上应当出现封建制的社会，却因为君主权的强硬存在而被迫采取了贵族制这种特殊形态，这样的思路也许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通常来说，消灭一个贵族，便会有另一个贵族补充空隙，贵族制本身并不会动摇分毫。若对贵族个体的迫害过度，连天子自身都有下台的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君主制不可能凭个人意志一蹴而就。若是忽视这个环境，为所欲为，哪怕贵为帝王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必须承认，帝王的权力也有限度，在贵族制度的时代，难免会受到贵族制度的制约。当然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历史的积累而产生，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积累而继续变化。

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将在魏国摸索了二十年的方法，借汉魏革命之机扩张到全国各地而颁布的法令。其精神是纯粹官僚的，其目的在于专门考量个人的才德、选拔合适的人才，并置于最合适的官位上。即目的是选拔人才，而非选拔人才的背景。然而在当时，撇开背景考量个人是不可能的。在曹操的部将之中，李典率宗族、部曲三千余户归顺曹操，许褚也率宗族数千家归顺，他们据此才能发挥作用。蜀国的诸葛亮亦是如此。若非出自琅邪名家，想必诸葛亮对刘备而言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但把个人与其背后的宗族亲戚当作共同体来看待，就产生了贵族制度。这同时也是汉代以来数百年间的现实状况，要在曹魏二十年的历史间发生改变，本就不可能。因此九品官人法也迅速贵族化了。

贵族线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使门地二品这一特权阶级成立了。这就是获得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者家世的称谓，又可称士族、士类。贵族线同时意味着免除徭役的特权。当然，非士族出身却倚仗自身势力免役的人也不少。在门地二品成立之后，问题便在于是什么样的门地二品。

唐朝的制度是在各种情况中都要划分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当数免役的规定。按照唐令的严格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与其家属都可免役，六品以下的官员仅限本人免除徭役。这与当时在社会上仍保持一定势力的旧贵族阶级的观念有着明显不同，因此恐怕很难完全按照规定实行。一直以来作为士族享受特权的阶级，突然要去遵从这种令制，这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官僚制在最终能够压倒贵族制，但这个官僚制若是原样延续了北周、隋朝以降的军阀性质官僚制，是无法赢得胜利的。官僚制自身不断发展、吸收贵族制的优点，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打败了旧贵族制。唐代的官僚制度中不知不觉间出现了清浊的流品区别。

将贵族主义的武器 —— 流品取为己用，又通过科举制，把比起门地贵族更具有贵族特质的读书人纳入己方阵营，官僚制才能够完全打倒贵族制。同时，官僚也不仅仅是官僚，他们成为比起旧贵族更具有贵族教养的读书人官僚。

贵族制度的优势在于，贵族有着不屈服于任何人的强硬，面对帝王、当权者也能够恣情任性、奋而反抗。但是南朝的贵族制持续下去，贵族只一味地寄生于权力，最终堕落到上演王克、王褒之丑态的地步。这对于漂泊无依的流寓贵族而言也许是注定的命运。仅此一点，可以预见，如南朝这般以流寓贵族为代表的贵族制度早晚将走向崩溃。

北朝的贵族，总体上而言并没有完全成为纯粹的贵族，而是保留了一定的豪族特质。隋朝的杨素、杨玄感父子出身于华阴杨氏，韦孝宽出身于长安韦氏，都是北朝贵族的代表。尤其是长安韦氏历史悠久，唐代依然继续存在，还出了有名的中宗韦皇后。

对贵族主义威胁最大的是北周政权，它排斥贵族主义，并大胆地实行军阀官僚主义。另一方面，贵族们自己也逐渐演变为军阀贵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北方民族入侵华北的最终成果。很难从中原本来的社会中找到能够对抗贵族制度的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力量，比曹操在短期内人为创造出的集团还要强大。

唐朝并非呈现魏晋以来中国传统发展的正确姿态，而是继承了北方民族带来的支流，并以此压倒了主流。在研究唐代的律令、制度时，若不考虑这一点就会偏离重点。譬如嫁接一样，接穗贴得紧，才会从砧木上吸收营养。中国悠久的传统，也迫不及待地向唐朝这个新壶中注入古老传统的美酒。

梁武帝将六品以上重新划分为九品，也不过是在官制上按原状反映了士庶区别而已。其后，品官几乎均由士人担任，以礼相待，确立起了应当维护士人体面的原则，鞭笞士人成为极少见的暴虐行为。士的社会地位被确定下来。中国文化即是士的文化，士即为统治阶级这一命题，自此以后才开始无误地通用。

后世的史学家试图将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隋炀帝的暴政，但灭亡的根本原因在更深处。不以礼待士所代表的隋朝政治落后性，再加上过激的改革，才应当是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品官（即士）与流外（即胥吏）之间的分离，堪称是中国近世官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种分离在经过了以上的过程后终于实现。

梁武帝官制改革，重新授予地方官僚官品。这意味着中央吏部对地方人事变动有了干预权，中正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大概由此才招致“梁初不存在中正”的误解了吧。

汉代的秀孝制和隋唐的科举制度乍一看很像，但其中却存在根本差别。若说汉代的秀孝制是在贵族主义攻势面前被降服的弱小制度，那么，隋唐的科举制就是拥有降服贵族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的制度，用“维度不同”来形容二者再合适不过。不仅限于选举制度，汉与唐在各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