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在咸亨酒店当伙计，一般来喝酒的有两类人，生活拮据的短衣工人，每天收工的傍晚，温碗酒，站在柜台外喝完了事；出身阔绰的长衫客人，点酒点菜坐下慢慢喝。因不够机灵，伺候不好长衫主顾，又应付不了斤斤计较的短衣帮，掌柜碍于荐头的面子，不好意思开除我，只好让我专管给客人温酒的职务。因为掌柜的严肃和没有好声气的主顾，平日我是不敢面带笑容的。
除非孔乙己到店里，因为所有人都笑他。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个连秀才都没有考上读书人，生活拮据而不屑与短衣帮为伍，为标榜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常年穿一件又破又旧的长衫。这自然遭到身旁短衣帮的反感：都是站着喝酒的人，强行摆出高人一等的做派给谁看？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你一定又偷人家东西了！”
短衣帮高声嚷道。
孔乙己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一个“嚷”一个“排”，一副攻守的画面跃然纸上。
“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看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涨红了脸，额上青筋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你当真识字么，怎么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自认为满腹经纶的他，面对不识字的工人的奚落和嘲讽，表现得语无伦次。
当一个人最后一块遮羞布被人揭开并供众人消遣，当一个人拼命维护的最后一丝尊严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无情的践踏，当一个人最后的精神家园被一次又一次次的摧毁，想要守住内心精神支柱便再也不能了。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是孔乙己最后的归宿。
社会底层的短衣帮，虽饱受人生的艰难与辛苦，似乎也并没有表现出对他人多一点点善意。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孔乙己把聊天的对象转移到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问我是否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面对孔乙己的提问，我是这么想的“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同样是身处社会底层且在无限边缘的我，面对孔乙己的时候，不是感同身受，而是深深的鄙夷。即使在社会底层的圈子里，也要努力的分出一个三六九等。当我不耐烦的告诉他正确答案是，孔乙己不是一副好为人师高高在上的模样，而是显出极高兴的样子。他向我提问并不是想卖弄学问从而获得优越感，也许只是真的想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同道中人简单的聊聊天而已。
酒店的嘲笑声引发路边少不更事的孩童围观，孔乙己便把为数不多的茴香豆分给他们吃。仍不满意的孩子赖着不走，孔乙己慌忙的用手盖住茴香豆的碟子：“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脸上的伤疤似乎没有断过，被人打的，因为偷书。
无时无刻无不标榜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对于读书人来说，名节何等珍贵。一贫如洗的他没有偷任何财物，只是偷书，读书人的脸面丢在了偷书上，但他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偷只偷书，好像又守住了读书人的一点点尊严。
孔乙己是矛盾的，他迂腐、固执、守旧、不合群，他谦卑、温良、诚信、有情怀。盼体面因能力不足爬不上更高的阶层，甘于落魄却又放不下那读书人的自尊。就这样顶着一点面子和执念不上不下的过活一生。强装高人一等的给自己套上长衫，可面对旁人窃窃私语的议论又让他如坐针毡。
孔乙己是浮躁的，他本可凭借抄书写信糊口，但他心比天高，抄书这种低级工作不符合他读书人的身份，不中意的工作，宁可混吃等死也不肯努力，最后连找他抄书的人都没有了。想摆脱当前的困顿，却又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能力平平却好高骛远。你猜我说的是谁？
孔乙己是善良的，他一贫如洗，可他不吝啬，不算计。他欠钱总能还上，把为数不多的茴香豆分一些给孩子吃，还认真的教店小二写字，告诉他以后当老板了记账会用到。可是善良不一定会换来善良，也可能是鄙夷，温和也不一定能换来温和，也可能是嘲讽。这个社会，穷大方和烂好人换不来感激和尊重。
读完发现，短衣帮是我，店小二是我，孩子是我，孔乙己更是我。我们见过世间冷暖，我们深深鄙夷那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