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了仲甫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我将依据此文章脉络谈一谈我的感受。
文章第一句话：“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
陈独秀先生自问自答，既激发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又鞭辟入里，开篇就给人一种此文章不凡的感觉，直接点题。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气势磅礴，语言犀利。然后讲了政治界三次革命（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义社会）都没有使黑暗稍减的原因：
小部分原因——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起初声势浩大，后来马马虎虎，劲头越来越小）；
大部分原因——国人精神界根深蒂固的东西沉积得太多，前面的三次革命却丝毫没有触碰；
总因为国人都以病态的眼光看待革命，不知道它是开发文明的利器。
然后谈论孔教问题，说这是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三曰尽显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事，有兴趣了解者亦可观看我的上一篇“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陈独秀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最后有这么一句评论：“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可见当时仲甫先生读完此文感到遇见知己的那激动心情的彰显，这是胡适先生还未回国时所作，最后“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仲甫又向适之发问，期待回复，愿与她成为战友，他是真的非常爱惜适之先生的才华啊。
又讲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史，批判了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的文章，说他们可以算得上在抄袭古文，直击人身，丝毫不避讳。这也是仲甫先生的性格特点。
有人说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很偏激，在现在看来确实如此，可是我们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感受作者用意，我想陈平原先生所分析的原因更有助于我们现代人理解：
《新青年》同人为何采取如此偏激的姿态,赖君提供的答案有三:一是这些人物的思想中,都含有“尼采层”,因之最不能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二是新青年人物之盲论激烈,主要目的是在于破除旧说。三是他们对国家危亡的处境,感受特别敏锐,以“烈火焚居迫在眉睫”因而“急不择言”。
我可以说，正是如此爱国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这帮人挽救了我们当时垂死但未挣扎的国家。
接着，先生详细写了批判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原因：
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神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
从当时的情况看，批判这三种文学是因为它们的构思没有触及宇宙、人生、社会，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我们急需要能反映社会的文章，如此确实有助于推动文学革命，不破不立。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所以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他们也许确实有必要说的偏激一些。
不过我们若用当今的视角看，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亦有它们的优点。
我们现在的课本中还收录的还有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是博大深邃的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极为璀璨的明珠。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艺术，从其自身发展规律上讲，都存在着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文学更不例外。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继承，何谈发展、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
最后文章以三个问句结尾，是希望觉醒国民，不再沉睡；是希望找到战友，一齐寻找救国之良药。
整篇文章浓缩了陈独秀先生对中国现状的担忧，对中国未来的思考，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不禁思索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全是伟人披荆斩棘换来的。
即使现在处于一个安全幸福的环境中，然而“生命的意义在于拼搏”是始终不变的道理，会拼才能赢，我们虽然距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了，要维持我们幸福生活，也需要千千万万你我共同努力，不断拼搏，才有我们更好的明天。
望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