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7

1755年2月7日，经历了漫漫严冬后的伦敦城在早春的稀疏阳光下緩緩躁动起來。秋后即始，并长达数月不断涌入河道的绵绵阴雨让原本靜謐异常的泰晤士河仿若一匹久卧而复苏的奔马，突驰向前。所有这些似乎都想告訴世人：今天，一个令无数文人可以一抒激愤，挺胸昂首的时代終于来到了！

　　故事的主人翁是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古典主义的文化巨子。S.Johnson在政治思想上是保守的，但在散文写作与文学评论方面却独树一帜，常有隽言妙语流传后世；不仅如此，其在词典编纂学（Lexicologiae)与语言学(Linguisticae)领域更是宏篇迭呈、立论清奇，而尤以其1755年凭一己之力独纂的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为著！诚然，以今时眼光來考量，该词典词量欠巨，词源亦欠准，无论从规模及深度都难与牛津、韦氏等现代词典相颉颃，但它不仅对各类词汇释义精当，且所援引例句丰富而驳杂，句式句法典雅而大气。自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人儒略·恺撒征服不列顛后，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就一直持续着从粗鄙走向精细，从古旧走向规范的漫长历程。从上古蒙昧向近代文明疾风般驰驱的英国文化何尝不需要自己的《尔雅》与《说文》?何尝又不需要自己的孔丘与许慎呢？故而该词典甫一面世，即为语词学界奉为圭臬，S.Johnson亦得以由一穷蹩文人，绽放为时代英才。

　　有关S.Johnson和他的词典的传奇故事历来都是学界的佳话、励志的范本。但殊不知这人这事之所以励志，之所以流芳后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S.Johnson与一位名叫Chesterfield的贵族之间的恩怨情仇。

　　 Chesterfield（1694-1773）贵为伯爵，是一个身兼政客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显赫人物。在18世纪的伦敦文坛，文人若想出位，非达官显贵提携不可。这好比我国晚唐时的杨敬之与项斯、北宋时的欧阳修与曾巩一样，史上唤作“奖掖后进”。名震江湖之前的S.Johnson自然也希望位尊名显的Chesterfield能不吝奖掖他这位“后进”，毕竟走走捷径未尝不可啊。1747年，Johnson拟了一份编纂英语词典的大胆计划呈给了Chesterfield，希望伯爵能予以资助。说他大胆，是因为之前还无人尝试过，英国文人书柜中的词典一格多是由拉丁文词典充斥，在他们自己看来，粗声大气的英语似乎还不能登堂入室。孰料Chesterfield爵爷对此项或可规范英语语言，乃至于提升国人文化自信的计划非常不屑，默然置之。但求庇未果的Johnson并未就此认怂，他转而走向独立编纂之路。北宋司马光编《通鉴》尚有皇家书库作材料支撑，刘邠、刘恕、范祖禹等一众学问淹博之人作写作帮衬，而Johnson一无材料，二无辅佐，全凭自己一双手，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执念！不能不说Chesterfield 的冷落也让犟气十足的Johnson 愤然而作！但在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755年形将告成之前，Chesterfield忽而撰文推崇Johnson，他也许意识到Johnson的成功是必然的，故而又想在Johnson的成名之路上搭个便车，以Johnson的“贵人”自居。面对Chesterfield这貌似慈柔的招手，S.Johnson将以何对呢？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这一年的2月7日，Johnson慨然写下了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予以反击。在信中，Johnson毫不掩饰地回绝了Chesterfield的好意，他不仅不客气地讲：“I never had a patron before.“而且还反诘道：“Is not a patron ， my lord ， one who looks with unconcern on a man struggling for life in the water ， and ， when he reached ground ， encumbers him with help?“(大意是：伯爵阁下，您该不是那种坐视行将溺毙者在水里扑腾而无动于衷，反而当此人已游抵岸边，却画蛇添足地施以援手的人吧？）该句堪称本信的高潮与点睛之笔。读来如惊雷乍起，闪电横空，字字声声均充满了酣畅、挥斥与狂舞！而郁滞Johnson心头多年的怨愤也终于一泄千里。

　　通读全文，的确可称是那个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文人向封建贵族宣示独立的“战书”。S.Johnson笔锋雄劲，语势严整，于诙谐间沉着发力，于平缓间突见山峦。把一篇不足500词的书信，活脱脱变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独放异彩的经典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