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的记忆

二月二龙抬头,全国各地风俗不一。

在陕西关中地区,一直都有“龙抬头,吃豆豆”的习俗。在关中渭南、蒲城一带,也把吃豆豆叫“咬虫虫”。这种习俗来自于过了二月二,天气回暖,万物复苏,百虫也开始苏醒了,所以有“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的说法。老百姓在这一天炒发面豆豆、黄豆、薯条、爆米花,将正月里悬挂晾干的白面馒头在灶火上烤得焦黄。

小孩子在这一天里特别高兴,无论是薯条还是炒豆,或是烤馒头还有炒发面豆豆,吃进嘴里,无一例外地都会发出咯嘣清脆的声音。吃这些美味,如同把那些复苏活动的虫子一下消灭了,预示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们不会再受到这些毒虫的伤害。这种习俗,也是缺医少药的古代,大人们爱孩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淳朴的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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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到小学毕业期间,每年二月二,我们家一定少不了两样美味:一样是炒发面豆豆,一样就是炒薯条。母亲是个讲究的人,为了让我们两兄弟过好二月二的“咬虫虫”节,她从前一年初冬就开始准备了。

入冬时节,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下,我们兄弟二人给母亲打下手,准备来年二月二的炒薯条。母亲选上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硬币厚,一指宽的薯条,母亲熟练地将切好的薯条在开水锅中烫到八成熟,捞出控水,摆在支起的竹席上,放在阳光下晾晒。

天气好的日子里,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将薯条收进、摆出,在冬日暖阳和西北风的作用下,半熟的薯条就一天天地脱水变色,由原来水灵灵的琥珀色,变成卷曲的褐色。随着薯条水分的散失,原来的容易断裂的半生薯条就变得特别有韧性、有嚼头,带着淡淡的甜味,我和弟弟把它称为“牛皮糖”。

在帮母亲晾晒薯条的日子里,我和弟弟总会一边翻搅,一边偷偷地捏起一两根薯条放进嘴里解馋。母亲发现后,总会在在一旁嗔怪:再吃,二月二就没啥炒了。

母亲将晒好的薯条,仔细地收在一个布袋中,扎好袋口,挂在家中最高的房梁上的一支挂钩上,叮咛我和弟弟不许偷吃。从此以后,仰着脑袋、扯着脖子看布袋,操心有没有老鼠祸害,对方有没有偷吃,就成了我们兄弟每天的必修功课。

穿了新衣,吃了饺子放了鞭炮,挑了舅舅送的灯笼,吃了元宵,年,就这么着在快乐中过去了,孩子们可就等着过二月二了。

二月二前一天,母亲先要发炒面豆豆的面团,她会在发面的时候特意磕一个鸡蛋,放一勺清油进去。等面发好后,母亲在铁锅里炒香小茴香、芝麻后,倒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碎,加上一点花椒面和盐,放入发好的面团中反复搓揉,直到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母亲把揉好的面团擀成一指厚的面片,再切成小指宽的条,用双手搓成粗细均匀的铅笔一样的长条,最后,把搓好的长条切成大小一致的小丁,用手心轻轻按住,在案板上滚揉,一颗颗面豆豆就变得圆圆滚滚了。

弟弟跑前跑后,拿这搬那,我则在灶前生火、拉风箱。母亲将早就洗干净了的黄沙倒入铁锅,等黄沙炒热,母亲将揉好的生面豆豆放到锅里和黄沙一起翻炒,伴着铁铲与铁锅“嚓嚓”的摩擦声,小茴香、芝麻与花椒混合的香气,便从锅里升腾起来,充满油灯昏黄光照下的厨房。

炒好了面豆豆,母亲就把存储了一冬的薯条从房梁的挂钩上挑下来,倒入锅里的黄沙上。随着黄沙温度的升高及加热时间的延长,褐色的、弯曲的薯条逐渐舒展开来,变成了金黄色,香甜的味道溢满了小小的厨房。等不及母亲筛干净薯条的黄沙,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那酥脆香甜,直通到心田。

二月二当天,去上学的我们,衣服口袋里,塞满了母亲炒制的面豆豆和薯条。面豆豆没什么稀奇,同学个个都有,家里做薯条的却是寥寥无几,我和弟弟自然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老师也会开玩笑般从学生手中讨要一些品尝,并对同学母亲或奶奶的手艺进行评论,从老师的神态、表情中,我知道,母亲的手艺一定是最出色的。

又快到二月二了,虽说薯条、面豆豆等食品,都可以轻易地从超市买到,可我总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我知道,因为那是爱的味道。每年,我总是会在这个时候,想起灯光下劳作的母亲,想起我们那个飘满香气的昏黄油灯下的温馨厨房。灯光下劳作母亲印在墙上的剪影,趴在灶台上不时从锅里捞面豆的弟弟,被灶膛里火光映着脸庞的我,一直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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