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平庸之恶”值得被谅解，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接受一段罪恶历史的发生，并将其归咎于愚昧、麻木和无知，来逃避理应承担的责任。这个说法一旦成立，那么作恶的成本将是很低的，只要冷漠地拒绝思考就可以了。
前不久，二战题材电影《波斯语课》在内地影院上映。虽然该片被称为落选奥斯卡的“最大遗珠”，但还是难免遭遇了市场冷落。宽敞的影厅里，观众寥寥无几。
反战和纳粹的题材确实压抑了一点，这个类型的作品，容易引发疼痛的思考。那个流血的年代似乎真的远去了，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匪夷所思的经历都曾经真实而荒诞地存在过，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01
电影讲述了一个近乎难以置信的故事。
二战期间，一群不幸的犹太人被赶下车，随后倒在纳粹德军的枪声之下。生死存亡之际，主人公吉尔斯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以半路上用半块面包换来的波斯书籍为证，侥幸逃过一死，条件是教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科赫讲波斯语。在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且没有纸笔的情况下，编造自己也完全不懂的一门语言，难度系数可想而知。最终，他凭借坚强的意志，以集中营里犹太人的名字为词根，在2年左右的时间里，编造了数千个“波斯语单词”，成功获取了军官的信任，从危机四伏的险境中存活下来，并最终重获自由。
德军溃败逃逸之后，吉尔斯在盟军收容所里，缓慢而沉重地念出2840个无辜受难者的名字，泪流不止，每个单词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鲜活生命……
朋友说，“你能相信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吗？如果是我，可能一早就没命了。”问题没有答案，命运亦无法预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虎口脱险的离奇经历无法复制。面临极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生存的概率是渺茫的。在那段沉重至暗的历史中，主人公得以存活下来，除了自我的强大意志之外，还依赖于诸多偶然因素。但他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些，唯有沉着冷静，如履薄冰地处理好眼前的危机，再见机行事。
目睹无辜的同胞被处决，恐惧、压力和孤独折磨着他，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下，活着其实是更大的挑战。
影片没有过分夸大主人公聪明才智的光环，而是用更加符合人性的笔触，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普通人在险象环生、九死一生的敌营中，求生本能驱使下的脆弱与坚强。
02
如何理解军官科特对主人公的恻隐之心，是影片中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
集中营里关押的犹太囚徒定期会被全部转移和处决，在科赫的特别关照之下，吉尔斯每到此时便被安排到采石场，躲避一死。回到空荡荡的集中营，吉尔斯百感交集。久而久之，他厌倦了这份“特别关照”，更换了他人的囚服，混在赴死的队伍之中。即便如此，科赫依然不顾身败名裂地将他拽了回来。德军逃逸前，准备血洗集中营，科赫更是在生死攸关之际，“徇私舞弊”地带着吉尔斯一起离开军营……
相对于其他的囚徒，科赫对吉尔斯似乎并不坏，甚至还很“善良”，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他的“救命恩人”。科赫如此“英勇”地解救吉尔斯，并不完全因为后者有利用价值。
“波斯语课”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交集和联系，这份交集和联系将吉尔斯与其他囚犯区分开来。对科赫来说，吉尔斯是一个有着明确身份的个体，而其他人没有名字、没有面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群体印象。
科赫不理解吉尔斯为什么愿意为了无名之辈搭上自己的性命，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在为吉尔斯做着同样的事情。
杀人不眨眼的纳粹魔王希特勒对于自己饲养的动物，同样关怀备至，充满仁爱，据说还为一只死了的孔雀而伤心落泪；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心安理得地下令将几十万犹太人活活毒死。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难以理解却又无处不在的冲突。
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残暴又“善良”？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参考人类对于动物的态度，就会发现其实普遍如此。面对被定义为食物的一类物种而言，人们大概率会对它们悲惨的命运和呼天抢地的啼哭充耳不闻，但如果你恰好有这样一只宠物，那么它对你的意义就要另当别论了。
当人们着眼于微观个体，生命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了。
当你开始关注一个生命，他在你的意识里才有了名字，有了不可随意磨灭的价值。所以，吉尔斯纠正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只是你不想知道而已。”
03
此外，对于科赫而言，吉尔斯还“见证了”他内心深处遥远而又虚妄的“梦想”，寄托着战后奔赴德黑兰开餐馆，与哥哥团聚的美好愿望。
这是影片最为讽刺和吊诡的地方，身处无比残酷冷漠的军营里，科赫的视线越过血淋淋的牢笼和从未停止的暴行，憧憬着有关家庭、幸福甚至和平的梦想。
“风把云吹向了东边，
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会幸福，
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科赫温柔地朗诵着用“波斯语”所作的优美诗句，目光虔诚，脸上充满陶醉的神情，同惨绝人寰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二人之间共同建立了一门唯有彼此能够听懂的专属语言，科赫还借此阐述了他苦难贫穷的过去，如何因为饥饿成为了一名厨师；如何为了体面而加入军队。从科赫的叙述里，我们没有在一个罪恶的灵魂里看到大奸大恶的本性，与脸谱化的恶魔大相径庭。
讨论区里的许多观众在讨论科赫是否值得原谅，少数人说不值得，而大多数人都说他罪不至死。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04
《波斯语课》有别于其他反战电影和犹太人题材的伤痕电影，电影中没有太多残酷的战争场面，相反，它将最大量的笔墨用在了众多粹党羽的日常描述上。他们被刻画得那样“生动”，有着七情六欲的消遣、勾心斗角的贪婪，看起来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麻木地划去被处决的囚徒的名字，维持着集中营的运行和管理，对囚徒进行转移和处决……他们脸上都没有贴着恶魔的标签，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日常工作”，甚至不能算尽心尽力。
1963年，纳粹党徒艾希曼在审判席上接受审判，他看上去不阴险，也不凶横，甚至彬彬有礼。艾希曼声称自己只是齿轮传送系统中的一环，尽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因此，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著名概念，控诉那些放弃了个人价值判断，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如果“平庸之恶”值得被谅解，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接受一段罪恶历史的发生，并将其归咎于愚昧、麻木和无知，来逃避理应承担的责任。这个说法一旦成立，那么作恶的成本将是很低的，只要冷漠地拒绝思考就可以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去审视自己在齿轮中所扮演的角色，每片雪花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雪崩的罪魁祸首，我们恐怕无法迎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们或许值得更深入地理解人性的复杂，明白善与恶的相对性，思考正义与邪恶的本质。如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为既善又恶的人性感到困惑，也会对生命保持敬畏的同时保留警醒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