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象中某天爸爸突然想起个什么事似地对我说：“你该去上学了。”
小逗子上学前一年我们的话题几乎全是“等你上幼儿园了……”，结果弄得她对幼儿园生出一种强烈的排斥情绪，分离焦虑持续好几年。
我那时就没有这样的情绪。主要是不存在令这些情绪产生的必要条件——整天围在身边转个不停的大人，和足够让那些情绪生出来的时间——一切来得太突然。
学前班只读了半个——那时还没有幼儿园——至于为什么只读半个，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一年前那场火灾导致大人们太忙而把我上学的事给忘了。
那场火是半夜起的。我正在睡梦中，一把被妈妈拎起来，夹在臂下，另一侧夹着还在沉睡的弟弟。我挣扎着想要下来，睁开眼睛看到一大片火光把家里照得透亮。
妈妈把我们递给对过的邻居伯娘，再冲回起火的房子。那时的邻里之间跟亲人一样，谁家有问题左右隔壁马上会出来帮忙。
站在邻居伯娘家的门槛边——她家一楼比路面矮下去一两米——抬头看见娭毑站在马路上，一手把着箩筐的扁担，一手指着火光冲天的地方边哭边骂。
我问邻居家的小姐姐：“我娭毑在骂哪个？”
“骂火鬼。”
她煞有介事地指给我看：“那里就是火鬼，你看到了吗？”
我死命揉眼睛，除了一团桔红色的火焰，什么也没有。盛夏的东南风不时将一股呛鼻的烟味飘进我们的鼻孔。消防队的呜咽声由远而近。
关于起火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有说因为电线老旧，有说木楼板上堆积成山的柴火掉到灶灰上引起的，有说是被人放火，但娭毑坚持说是火鬼。
而之所以引来火鬼，邻居姐姐有她的解释。
“你有没有指过月亮没剁手指?”火灾过后某天在她家玩时她突然问。
“没有。”我像被发现做错什么事似的，感到一丝不安。
于是她让我两只食指相对，用自己的手比划成一把刀砍下去，连砍三次。
“好了，不会有鬼了。”她说话时有种主治医生刚成功做完一台大手术的自信。我觉得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包围了。
二
关于那场火灾的记忆除了这一两个镜头再搜不出任何别的影子来，于是经年累月拼凑出一副这样的情节：我们家被那场大火烧得精光，大家好容易捡回一条命。无奈之下开始盖新房子，边盖边住，白天我在新房子和旧房子之间的二里地穿梭——经过杨军家时逃过他那对双胞胎姐姐的追杀——晚上则在新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席地而坐，听大人们讲故事（感觉好悲壮）。
当我把这个版本跟细姑说时，她乐坏了：“我们家没有烧掉啊，那场大火只是烧掉了灶屋，因为发现得及时，正屋都没烧着。你们一直住到新房子建成才搬走。”
爸爸证实了细姑的说法，还说着火前房子已经被国家征用了，铁路（旁边一家新单位）准备修条马路与外面对接，那条路正好从我家经过。一起被征用的有好几家，每家赔了三千多块。赔来的钱一千块由爹爹（爷爷）去存了个八年定期，剩下的两千多拿去盖了两栋房子（我家一栋，小叔叔一栋）。
说到底我们家的损失只是一些用来盖新房子用的树木（那时盖房子需要很多树木，因为全是砖木结构。水泥很贵，买不起。钢筋更是没有）。
如此倒推回去，那场火之后并不需要为住房发愁，又是什么让他们忘了让我去上学呢？
于是去问所有知情的长辈，待东拼西凑下来，真相竟然是，高壁学校在我上学之前根本没有学前班。我去的时候刚好开设，上半年开的学，所以只读了半个。
一直以为比别人少读了半年书，却原来是多读了半年呢（之前都是从一年级读起）。
剧情再次一百八十度大反转。
想想若把之前想象的那个版本写出来，等过了几十年再没人知道真相时，可就是彻头彻尾地改写了历史——虽然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不过茫茫人海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并没什么历史可言。
但因为这样歪曲了一把，便突然对历史有了一种格外审慎的态度，对别人写下的东西，那所谓的历史，套用王小波常用的一个说法，还是存个疑吧。
三
报到第一天肯定是爸爸骑着那辆坤鹏牌自行车送我去的，一路上见到的应该都是司空见惯的风景或人，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所以并没在我的小脑袋瓜里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迹，让我几十年后还能轻易回想起来。早春的空气会是冰鲜的味道，一条黑又亮的柏油马路蜿蜒前行，大概路边有不想下到冰冷的田里去干活却又无可奈何急得抹眼泪的年轻姑娘，有捉了鸭子到远处有水的地方去放养的人（门前的田里浸了谷种，已经不让鸭子下水），还有时不时能看见那条蓝绿色像宝石般通透的河流。
只记得一下被遗弃在了另一座星球，第一次真正离开亲人——如果五岁时跟妈妈逛街走丢那次不算——在离家七八里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笼罩。
于是好奇地开始打量这个叫做学校的地方。
教学楼共两层，檐下的长廊两端是有着古典特色的拱门，长廊里满是比我大的学生。没有一个家长。那时孩子上学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除了报到时偶尔见到几个家长，平时家长更是不会去学校（那时也不开家长会）。我的感觉就是家和学校是两片完全不同的世界，家里爸妈说了算，学校老师说了算，界线清晰，互相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不过这个错觉后来害我吃了不少无谓的苦。
教学楼对面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正中那间有其它小屋三四间那么大，老师们在里面整理成垛的寒假作业和准备发放的新书。两边一间间小屋，漆成绿色的门有的开着，可以看见里面住着的老师家属（有的拖家带口全挤在一个屋子），有的门关着。
教学楼和平房之间夹着一座水泥操场，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已开裂，露出下面的泥地。
操场北边是两座水泥洗衣台，不洗衣服时便充做乒乓球台，使用率仅次于教室里的课桌椅。
南侧是一扇铁制的对开校门，早上查迟到时，两扇门合上，只打开那扇门中门，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了校门转右首先是校长办公室——爸爸带我来的时候就是去的那间屋子——然后是一间杂屋，最靠里是学前班的教室。大门转左是灶屋。
灶屋这个称呼很贴切，整间屋子除了一副卖猪肉那种大案板（相当于灶台），再就是那台灶: 泥堆的，烧柴火。灶上一口黑漆漆的大铁锅，锅上两三层竹制蒸笼，供师生们蒸饭菜用，相当于现在公司的微波炉。九十年代前村里几乎家家有那样的土灶和铁锅，平时煮潲水喂猪，过年则用来炸年货（那时的年货以自制为主，南北货的糖果只是赶时髦的点缀，没人舍得买太多）。九十年代后以副业为主，养猪的越来越少，年货也全部买现成的，那样的灶屋就很少见了。
站在学前班教室前的空地上，四周全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大家穿着同样灰不拉几的土布棉衣，有的衣服上满是补丁，一看就知道上面好几个哥哥姐姐。
人丛突然像被搅了似地涌动起来，有种兵慌马乱的错觉，一个男生转过来奇怪地看着我：“你是新来的？”
他问话的语气让我有点无名地光火。工作后有次去参加面试，被同去面试的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那是场集体笔试，试卷上几十道全是逻辑题，好多人看了题目唏嘘不已，其中一个很得意：“你们都是学文的吧？”我想也没想：“是，莫非你是学武的？”惹得全场一阵哄笑。其实并不是故意要怼他，只是本能地鄙视那种莫名奇妙的优越感，比如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年资长的对新来的，理科生对文科生等等。
听见有同学说“排队”，正不知如何是好，刚才问话那个同学指指身后：“排到我后面来。”
说话时鼻子里爬出两条黄绿色的“大青虫”，刚要掉到嘴边时，猛地一吸，“大青虫”倏地不见了，留下两条粉红的轨迹。
那时候农村孩子流鼻涕非常普遍。有人甚至觉得流鼻涕是正常的，不流鼻涕就是感冒了。
正犹豫着要不要站到那两条鼻涕后面去，几下巴掌声把我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来来来，大家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
小板凳？
扫一眼周围，这才发现每个同学手里都拿着张凳子，虽然有的凳子其实并不小。
只有我一个人两手空空。
那个鼻涕同学又回过头来招呼我：“来，你坐我的。”说完挤到旁边同学的凳子上去，扭头来冲我笑时那两条“大青虫”又慢慢地爬出来，好像在向我展示他对周遭一切的熟识。
他这次用的是一副肯定语气，我不再迟疑，接受了他的好意。
对老师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她大概留个学生头，样子很亲切，有太阳的天气会带我们到校门口的空地上扔飞盘，或者围成一圈丢手绢，或者挑一位高个子学生当老鹰她当母鸡来保护我们。这些游戏之前从没玩过，觉得上学真是件开心的事呀。
而那个第一天，被老师领着参观一间间教室时，竟发现表哥、健健（邻居）还有好几个认识的小伙伴都在里面坐着。原来他们并不是不见了，而是来了这里。顿时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走进教室，一排排及肩高的课桌——全校的课桌椅大概是通用的，从学前班到八年级几乎一个尺寸——摆得整整齐齐，爬到凳子上去坐着，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
有些同学却看上去很淡定，完全没有我那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和兴奋，他们已经读过书了。不过当然是从一年级降下来的。
那位流鼻涕的好心男生叫陈柳干，在那之前已经读过好几年，之后又陪我弟弟读了个学前班。等到我上高中时，他大概升到了四年级。尽管如此，在我最孤立无援的那一刻，他向我伸出友谊之手时，却十足是位真正的英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