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
我叫“李克”，“克星”的“克”。
原本我不应该叫这名，据老一辈说我们家在二家屯以前也是个大户，祖上数四代还进宫当过裁缝。现在我们家还存着一块白玉雕的小物什，我奶在的时候说是李莲英赏的。后来我叔找人鉴定了一下，东西是真的，但好像叫什么“九窍玉”，我们家那块儿是给死人塞肛门的——这李莲英真行，赏我们家一个这玩意儿！
话又说回来，大户人家就应该有大户人家的样子，起名字这档子事怎么能像小老百姓一样随随便便糊弄过去呢？我们家起名原来是按照祖谱来的，这本祖谱文革的时候让红小将们搜去了——准确地说是我奶主动上交的。整个祖谱详细地记述了李家先人从安徽辗转定居到热河的全过程，据说七八百句肯定是有的，但我奶还是主动交了。我问过她，当时为什么没考虑以后的事，我孩子起名的时候怎么办？她拍拍胸口，好像还心有余悸地说：“那时候谁想到还有以后。”
“那你交那块玉啊！”我追问。
“你傻啊，祖谱又不值钱。”我奶给了我脑袋不轻不重的一下。
祖谱丢了本来没关系，因为我爸会背——开篇就是“热河李氏，耕读传家，开宗明义”诸如此类一句一句的，一共二百多句，起名就从里面找吉祥字。但背到我爸这辈，“天洪地嘉”，往下不会了，所以我爸叫李洪畴，我叔叫李嘉业，这是我爷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来的，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好名字。
我常想，老辈起名的时候肯定是跳着来的，就算是隔一个挑一个，随便漏一个字我也捡着了。我也问过我爸，后面的字没了，你为啥不回前面再给我找一个？我爸白了我一眼：“虎不虎，那你辈分就比我大了。”不找也行，十月怀胎你随便抽出一天上午寻思寻思，我的名也能起个差不多的啊。现在倒好，我爸那辈“天洪地嘉”，我叫李克，刚出生就给我妈克死了。
但这事其实不能怪我的名字，严格上来讲，我的名字是出生半年后人口普查的调查员起的。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血止不住地流，给接生的赤脚医生吓坏了——这个胖大姐以前是兽医，之所以成为赤脚医生就是因为生过五个孩子，经验丰富。她和我爸商量，“大哥，要不咱拉到卫生所去生？”但我妈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语气坚决地说，“就他妈在这生！”后来村里的人都说我的脾气一点都没随我妈，不爱吱声。
我妈快下葬那天，她娘家人过来和我奶扯了很长时间的皮——我们家本来已经用两卷破帘子给我妈卷上了，但她们家人从隔壁村赶过来，又是哭又是闹地逼着我奶用棉被下葬。我奶奶不吱声，我们家就那么一床棉被；我爸也不吱声，吭哧吭哧地在院里砍柴。她娘家人呢，带了满满一口袋的四和面馍馍，在外屋地就这么住下了——那小子论辈分我还得管他叫一句舅姥爷，族里有这种泼皮无赖，难怪我妈十六岁就从山那头逃过来。
扯皮扯了三个月，我妈就在院里晾了三个月，我亲妈。后来我常想，多亏我是冬天生的，要是夏天，我妈就臭了。
三个月后，我爸在一个天明一声不吭地给我妈下了葬。回来后看见我奶坐在炕上抹眼泪——我爷死得早，我奶一个人拉扯两个小子和一个姑娘，三年自然灾害我姑没挺过来。我奶反应快，家里粮快没的时候她就想起来公社的田里还种了一批前年二茬先下的土豆蛋子——湖北孝感地区的高产卫星震惊了我们村的公社，村支书当即决定土豆种两茬，先种的那批深深地埋在地里，后来果然没长成。但多亏了那一筐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土豆蛋子，我们家才挺了过来，不至于去吃树皮。我妈娘家人看见给我盖的棉被子没了，满意地点点头，也走了。
那一年是1983年，我叔考去哈工大上了学，我爸在钢厂当力工养活一家，南方正轰轰烈烈地改革开放，我妈裹着家里唯一的棉被下葬。
那年开春，人口普查来到了我们村，我奶这才想起来我的名字还没取。
“这孩子叫什么名，立刻！”调查员不耐烦地催促到。
“就叫‘立刻’吧，”我奶紧张地在脏衣服上搓了搓手，“科学的‘科’。”
调查员知道“立刻”，却不会写“科学”的“科”，他连村委会院墙上漆着的“向科学进军”都懒得抄，写了几个错误的“科”之后，毅然划掉写了“克”。
于是那年柳树催出新芽时，世上多了一个叫李克的孩子。
“李克是个苦命的孩子。”我奶如是说。
那是她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她就在炕上断了气，干枯的手掌还紧紧地攥着我叔的衣角——显然她还有半句话没说完，但她没机会说了，也没有必要说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死人，严格来讲是第二次，但上一个死的是我妈，所以我还没有记忆。
有人说人死了和睡着了一个样，那纯属是放屁，死人和活人有着太大的差别了——我奶睡着的时候确实和死了一样，但死了就是死了，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她那为了儿孙操劳一辈子而蹙起的最深最深的皱纹此时也渐渐舒展了开来。
她解脱了，我开始了。
这天是1992年4月3日，上级正式通过了兴建三峡大坝的决议，这天我家还剩两个活人——我和我叔。
我们家的顶梁柱——我爸，十天前刚没，连个尸首都没剩下。他在倒钢材时不小心把自己也倒进去了，据工友回忆，他大头冲下栽进了钢水上面浮着的废渣上，几秒钟以后人就烧没了。钢厂把那批废钢整个取了出来，切了一块有大量裂纹的运到我家里，工头指着那块钢对我奶说，那是你儿子。
后来我到过很多地方，每去一个地方都要参观当地的钢厂。工人处理钢材的全过程我都清清楚楚，但我还是不明白我爸是怎么把自己倒进去的。看得多了，有个声音就开始在我耳边不停地说着“你爸抛弃了你。你是累赘。他是自杀。”二十多年，我都活在痛苦之中。
2015年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机床厂，我和一位有着30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谈起我爸的事，我第一次为我爸流了泪，
“我爸是自己跳进去的。”我深呼了一口烟，眼泪跟着流出。
“不一定啊孩子，”老师傅盘腿坐下，“我师傅，呃，那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的钢材要人搬上去，到钢水上面往下扔。我师傅，扔废钢的时候，手套给钩住了，人跟着就掀进去了。遭罪啊，掉到废渣上了，还不如直接进钢水里面痛快一点。”
老师傅摸了摸额头上的汗，“几千度的废气几秒钟就把他的嗓子烧了，他是从里面着的，整个人一会就烧没了。”
或许吧，或许是这样吧，一个懦弱到自己妻子都要三个月后才下葬的男人，怎么会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权且当作是这样吧！我的心终于能安了一些。
我爸出事后的第二天，我叔从哈尔滨赶了回来——他现在是个“臭老九”了，我们家唯一的文化人。他每天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骑着一辆大二八给学生讲工程力学。哈工大每个月给他开134块钱，比我爸多了二十来块。
我叔回来后，我奶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我叔擦袖口上的粉笔灰，说到“还是当老师好，多赚不了几个钱，但也不至于把命丢了啊。”说着说着又哭了。
我爸是在头七那天下的葬，那天从凌晨开始就下大雨，我叔一宿没睡，蹲在大雨中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块钢，我趴在玻璃窗前，雨很大，我叔的嘴唇一动一动的，但我字都不认识几个，看不清他说啥。
雨停了以后，我和我叔一起挖了个深坑——八岁就给自己父亲掘墓，放在全中国我想也没有几个人了。
“给你爸磕头。”我叔冲我屁股踹了一脚。
“我不磕！那是块铁，又不是我爸！”我把脖子一梗。我奶一听这话，又想起了她那死无全尸的大儿子来，遂又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那天回来后，我奶就像一只风中摇红的残烛，抖了最后几下火苗后就永远地熄了。从我妈难产而死到我奶去世，只用了短短八年，曾经在二家屯显赫一时的李氏家族就只剩了两个活口。我常想，毁掉一个普通家庭根本用不着什么大风大浪，一个小小的蚁穴就足以让大厦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