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耕读子弟实不易 终获皇恩庶吉士
书接上节：正沉浸其间，感受回味美妙意境中，还未到最有灵感时，发生了一件连他自己常想却是每每想起，心情极为复杂的事来。
发生何事？原来，欧阳山长得到消息，来年（1834年）又要进行乡试了，告诉大家：虽然学习要以经世致用为要，但对于现时谋取功名之路仍要珍惜。此路毕竟是朝廷沿习下来的、仍未改变的开科取士的选人之途。希望学子们明其心、知其意，方为“经世致用”于自身的最好体验，务须抓住机会，早日跃入天子堂，是展示才华、实现理想的正途；至于功名尚在其次，毕竟此途会少走许多弯路。
曾子城一下子从思绪的活跃画面中回到了现实中来，不禁轻声叹了一口气。此叹，非泄气之叹，而是感觉科考不易之叹，又是颇多感慨之叹。。。
旧时的耕读之家，如只流于扫盲式的求学，只要解决温饱即可入私塾读书。若要谋取功名，再加外出求学，或是进京赶考，其花费肯定是不菲的。如此推断，家境在曾祖、祖父就已深宅大院的白玉堂曾家，对于一般性的读书，甚至外出求学，在经济的支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若动不动就参加秋围（乡试）、春围（会试、进京赶考）之类的，一次赶考动辄上月、上百里路，时间长者远者则要长达半年、千里之遥，没有厚实的家境支撑这庞大的支出（花销），怎么可能天遂人愿的。也就是说，一般家庭是根本支撑不住的。
家境日紧遇困难没齿难忘南五舅
尤其是后来其祖父年老力衰之时，其父又理家不力，仅凭私教收入自然今非昔比了，又要抽时间照顾老人，往往是家里、田里两头跑，私学又不能专其心，其家境已是日暮西山了。曾子城开始记事起，随着弟妹相继出生、家里人口不断增多，与之相反的却是家境日下，所以在其印象中，总有家境贫寒之感，但现实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绝不可能达到贫寒之况。主要是入不敷出，开支渐大，已无祖父壮年时的理家之盛了。
曾麟书常以“人众家贫为虑”感叹时，江氏却总是“好作自强之言”宽慰他，既无怨言亦无退缩，完全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江氏生五男四女后，“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基本上都是她亲手所做。她还经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说的是：我们家虽然子女多，但有的读书、有的耕种、有的做些工商。我忙里，你们忙外，还担心贫穷吗？完全一副坚毅品格与倔强之气，根本无视困难与艰苦，其持家有道、勤俭有方实乃令人敬佩！
当然，此时，娘家的支援、补贴与照顾也不可或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境，成就了曾家父子。
外公家的南五舅，一直没把小宽一当外人，一向对自己很好。南五舅虽是个穷亲戚，但人实在、厚道，在农忙时，当曾家忙不过来时，他还常常专门到白杨坪给帮忙。甚至，不顾自己家里本是十分紧张的情况，还时常周济曾氏兄弟。南五舅一如既往的尽力相助，尤使曾氏终生难忘！
清楚地记得，在两次名落孙山的时候，也是这位穷亲戚人前人后地坚持说子城一定会有出息的。当南五舅听到子城因科考不顺心烦闷时，先后两次把子城接到自己家里散心，一住就是小半月，还常常开导，也学着读书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多从磨砺出。学习也如耕种一样，农作物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熟的，必须经历风吹雨打才能成长起来。人也一样，多磨砺磨砺也不是坏事，会走的更远。曾子城听了，很是感动。这样的亲戚，一定不能忘记了。如果取得了功名，一定要厚报方可。
第三次进京考试的时候，曾子城的家中己是再拿不出什么钱来，就向几家邻居张口借，也没能借出一个铜子，曾心里很不舒服，几乎想放弃进京。这时，又是南五舅喜滋滋地跑来说：“这里还有一些碎银，拿去用，说不定节省着用还能撑到京城呢！”
曾子城感动地泪眼朦胧，也没顾得问南五舅哪里来的这些钱。后到京城写信一问才知：原来南五舅把家里仅有的大青牛卖了给他当盘缠用。在当时，大青牛可算是乡下最重要财产了，堪比上等的水田。这些，必须牢牢记下，得中后务必要报南五舅的大恩。
南五舅此阶段为其做的一切尽收眼底，所以，非常敬重这位舅舅。最感人的是，南五舅在他自己家里情况也很是一般的情况下，周济起曾家来却是大方、及时，尤为人所共知共赞。
细心的看官也许早已看出，这南五舅与江氏都是熊氏一母所生，属同父母姐弟，不似其他的两个舅舅与江氏是同父异母。尽管如此，南五舅之不厌其烦、极尽周到之帮助仍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何况有时连自家都照顾不到了呢（另一说，南五舅是外公家的邻居；还有一说南五舅是另一村落的穷亲戚。笔者比较认可为同父同母的娘舅之说；再者，只有外婆家的上辈男性才称为舅舅，自是外婆家之人；若不同村落的亲戚，恐难以舅相称）？！
意志磨砺坚韧非同寻常
在曾子城之前，曾家从来未曾出过光宗耀祖之人。别说是竞希至今，即便是自湖南始祖公曾孟鲁起，差不多千年，都几无读书（成才）之人，更别说谋取功名了。其祖父玉屏，虽小名兴文，但也没读过多少书，自是连名字也配不上。青年时更是好吃懒做，到处游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早岁失学”，到了壮年（35岁）时方浪子回头、家境日丰，做人做事颇具侠义，才被人以士绅身份相待。从其自身经历与感受，深知以不做学问为耻，更遗憾自己一生没有功名而后悔不已。自此，犹喜宴请文人雅士，并深感幸事，开始下狠心、恒心、恒力期望儿子曾麟书实现心愿。常以狠力督促儿子，一年到头盯嘱勤于苦读，以期有所成就。导致麟书见其都心慌意乱，生怕老父又要苛责，只有下死力攻读，方可过父之关。
现实却是十分残酷。
曾麟书天生就比较愚钝，无论如何刻苦，时时“累困于学政之试”，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已43岁，经过了17次考试才补中秀才，虽然不是真正的秀才，可总算入了县学。总之，在科场上很不顺利，出于现实，终了功名之路，方以私学课子谋生。于是，曾玉屏、曾麟书父子只好又把希望寄托在曾子城（兄弟）身上。因此，曾子城就成了曾家两代人的希望所在，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
“平生因学而困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余年”的曾麟书，从宽一6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不厌其烦、极具耐心。如此的家庭厚望，这样的家庭教育，＂迫使＂曾子城无可选择的走上“学而优则仕”之路。
宽一（曾子城）5岁时即开始识字，6岁时得学名子城正式开始发蒙，7岁起随父日课。接着，按祖父意见专门从省城长沙聘请名师陈雁门教他读书识字。
在这年（子城7岁多时），曾麟书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放弃科考设立私塾“利见斋”，授徒十多人，一边贴补家用，一边辅导儿子。从这时起跟着父亲与雁门师学习整整8年。
经过严师训导，养成了良好的习惯，8岁学习《孝经》、《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9岁已读完“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接着曾麟书继续指导他读《诗经》。并开始练字，先后临摹了颜真卿、欧阳询和柳公权，以及黄庭坚的字帖（从其手迹看，其在书法上的成就也是出众的。成熟的书体以欧体见长，与其性格极为相符，严峻、整肃、认真、不苟）。10岁时，二弟出生，父亲对他说：“你现己有弟弟，就以《兄弟怡怡》作篇文吧。”曾子城奉命作文，写好后交与父亲审看。其父看后甚为高兴，说：“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继承家业了!＂可见，孝悌之道早已深深植入了幼小的心灵！
曾麟书深受曾家“不学为耻”的家风影响，一辈子都在“发愤攻读”，曾子城深受影响，自小也就有很高志向。性格确是曾氏基因，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这与其祖父、父亲的教导密切相关。
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是，从其几十年的经历中，也悟出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他就用自已掌握的那套方法，不厌其烦、千篇累牍地砺其志，耐心指导，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还是走在路上，曾麟书都会随时随地抽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求曾子城把书背得滚瓜烂熟，方才满意。他要求儿子，书一定要记牢，字一定要写得工整，办事一定要尽心尽力，还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麟书就是这样磨炼曾子城的“志”与“性”。从其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奋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青少年时期无论父亲多么严格的要求，都可做到刻苦读书，百折不挠。为此，还流传了＂笨小孩＂的故事。
笨小孩的故事虽然有损其形象，但这也说明一个人的天赋固然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立志！如果没有少年时期父亲的严教，并立下远大志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了。
初试骄宠一挫再挫志愈坚
有了非一般的磨砺，锻造了非一般的意志，读书的效率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其功底却是非一般的扎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曾子城的自信心。平时曾子城除了继续苦读研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写史记、文选之类的书。这下，使子城突然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然了不得了一样了，开始有些飘飘然。
1826年（道光六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这成绩已算是个不错的成绩了。但，有了骄傲之心的曾子城开始自满，甚至于开始自负了。觉得自己那么深厚的蒙学功底，必然应该是更好的名次。于是，就认为考官阅卷不公平。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为礼物送给考官，后被人揶揄嘲笑尚不自知。
曾玉屏知道后大发其火，狠狠地责骂一向喜欢的子城，这些行为就是无知、无礼、无聊、无趣，甚至于无耻，尤其怒其不尊师为耻！曾子城向来佩服爷爷，不敢出声，却并未从心底深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曾麟书觉得儿子破天荒的得了第七名，成绩相当了得，就认为儿子的确是可造之材，要好好培养其成才的决心更坚定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子城继续留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前途。经多方打听，了解到衡阳有位名师叫汪觉庵的，八股试帖教得极好，而且已经教得两人成为举人。于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曾子城十九岁这年，把他送到了汪先生教书的唐氏家塾。但不知何故，一年后又转至湘乡本县的涟滨书院，师承刘元堂山长学习。经过诸多名师指点，曾子城学识颇有长进。
虽然如此，但父子的科考却十分不顺。尤其是其父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已43岁时，经过了17次考试才补中秀才，虽然不是真正的秀才，可总算入了县学。也算是打破了曾家五六百年无秀才的记录！
道光十二年，仅是父子俩一起考试，也已经是第6次了。在发榜这天，父子俩相约一起去看榜。各自的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既有期待，又有恐慌。一路无话，也不交流，各自想着心事。
到了发榜地，父亲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中了秀才，心中乐开了花。但由于看到儿子没有中，也没表现出过多的兴奋情绪。对于未有名字的曾子城来说，对他的打击还是不小的。本来看到榜上无名已够郁闷，不中秀才也就算了，但是，又给个“俏生”恶心人，更为可气，还把他的文章当做了反面典型！考官给的评价是“文理不通“，并”悬牌“宣扬，气人至极。
按当时科考的评定标准有7个等级，对曾子城的评价，是最差的、批评也是最重的，令其极为难堪。他老爹考了17次没中，也没有被这么批评、没被这样”恶心“过。可以想象，这对曾子城的打击有多大。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思，连父亲的庆功宴都没参加。这“俏生”之耻，“悬牌”之辱，被他认为是人生第一堑而铭记终生。
虽觉没有颜面，但并未击垮子城的坚强意志。他也有他爷爷曾玉屏身上的那股倔强和永不服输的劲儿性。面对命运的作弄一定要坚持倔强到底，绝不服输，这才是真男人！由此，更加激发了子城本就以”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曾家儿男的倔犟之劲，自此更下恶功苦力，发愤图强。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1833年（道光十三年），继续参加考试，这是曾子城参加的第七次科举，终于考取了秀才，并与恩师欧阳沧溟之女欧阳秉钰成婚。
接着，在恩师岳父欧阳凝祉周旋之下，倾全家之力进入名扬天下之岳麓书院。入院又幸遇大儒大师、且有为政履历的欧阳厚均山长，多有亲聆其教、导、引、启，又缘遇同窗两位，倾心结交金兰之谊，远有桃园结义之美誉。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于次年（1834年）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且名列湖南省第36名！这成绩的取得，再一次刷新了其父于曾氏家族上所创造的记录。
于是，全家上下就开始筹备前往京城参加来年的会试，子城于当年十一月起身赶往京城。第二年，也就是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时方可参加会试，但，此次会试却名落孙山。
本来，进京赶考前动身时，就因为手头紧张而不得不精于算计，方才可以顺利进京。然而此次不中，则更无银两充作路费返乡，只好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寓居在北京的长沙会馆读书，准备来年参加恩科会试。由于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
在京城的这一年时间里，曾子城算是打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其间，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还尽情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之中倘佯。他顿时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与那刻板八股文相比，不知多了多少生机和活力。
紧接着，曾子城参加了第二年春闱和第三年的恩科，还是未中。
返乡途中当衣购书传佳话
可万万没想到，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恩科会试中，再次无缘登第，只好返回湘乡。
为增长见识和实现拜见被其视为人生圭臬的乡贤、学长、时任两江总督陶澍，曾子城决定坐船走东路，可到达江宁拜见心仪乡贤——陶公以了却心愿。行至濉宁时（还有一说是在江宁）上岸，粮船停留补给，曾子城上岸到街头逛书市。当走进一书店，看见赫然排列半面墙的“二十三史”，不由让爱书如命的曾子城怦然心动（亦有说是“二十一史”）。在此之前，曾氏从未见过如此大部头的珍贵古书，非常想得到它。“二十三史”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巨著啊，肯定是价值不菲！按当时所需，可能需要上百两银子，囊中羞涩的曾子城很是为难。
本就手头紧张，更不可能有钱买这么成套大作。于是开始筹集购书款，此事有两说。
一说是：经打听知其县令乃同乡易作梅，便向其借银100两（作者注：如从这一说，从易的县令之职来说，濉宁应该更符合事实些，那时的江宁是现在的南京，如任职南京，至少是州府之职了。如若是江宁，也有可信之处，那就是探望偶像陶澍，又可借机向陶借银买书；但因门人之误阻挡而未能见陶，故又向县令易作梅借银，则可圆此说了）；
一说是：一番纠结之后，便狠心将行李当了出去，但所需银两还是不够。于是，再度将京城御寒棉衣脱下，才勉强换够买书银两，果断将整套“二十三史”全部买下。不曾想，书籍竟装了满满几大箱。看到这些收获，曾子城完全沉浸喜悦之中，一时顾不上天尚微寒，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怎么说，其痴情爱书之情之状确实可敬可信，也足以令人感慨了。
回家后，父亲曾麟书看到儿子带回一箱箱的古籍，初很诧异，当听曾子城诉说原委后，也没责备。这件事被祖父知道后，更是非常高兴，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父亲也鼓励儿子：“典当棉衣买书，自当支持。书既买回，希你用心研读，不要辜负所花银两才是。”听了祖父与父亲之言，曾子城很是感动，也为他们的爱书之情所动，决心更下苦功，谋取功名，不付所望。此事，一度传为佳话。
回到湘乡后，稍作休息，就又返回长沙，与挚友刘蓉、 郭嵩焘二子居于湘乡会馆相聚，相约游学，互相激励，习学相长。
大比之年赐同进士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又是三年一度的大比之年。但，曾子城家中还是再为偿还上次进京会试费用，和偿还购书所欠易知县的款项而忙碌着。如今，又要赴京赶考，若仅仅靠他们一家，根本无款项可供子城作再度进京的差旅资费。幸而又及时得到南五舅的倾囊相助，才得以成行。到京后，也只剩下三吊钱，倘若这一科再不得中，又少不得要再次举债回家了。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幸好，终于得中同进士，此时虚岁二十八岁。
有人专门统计过历朝“进士”的平均年龄，大约是32.77岁，而曾子城27岁，可以说是在进士中也算是“年轻有为”的了。
这些成绩的取得，或许说中举后反而科考更顺遂，一方面得益于其多年大量的积累，另一方面与岳麓书院、欧阳山长、刘蓉郭嵩焘等重要影响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但，曾子城对这一成绩并不满意，一度要打道回府。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后文继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