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①？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②、仲舒③、叔度④、孔明⑤、文中⑥、韩⑦、范⑧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① 朱熹《中庸章句》：“聪明睿知，生知之质。”
② 子房：张良（？—前189年），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封留侯。
① 仲舒：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其学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开两千余年儒学正统之先声，影响极大。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② 叔度：黄宪，（22—70年），字叔度。东汉汝南（今河南平舆县）人。世贫贱，父为牛医，而宪以学行见重于时。
③ 孔明：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
④ 文中：文中子，即王通。
⑤ 韩：指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安阳）人。宋仁宗时进士。曾出任陕西安抚史，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称韩、范。
⑥ 范：范仲淹（90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著有《范文正公集》。
陆澄来信问，“聪、明、睿、知”真的是人的天生禀赋吗？“仁、义、礼、智”人的道德性的一面，果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等诸多情绪，真是人的情感吗？私欲和客气（见前文）究竟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
“性”和“情”的关系说一下，“性”之动谓之“情”，它们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明，冰和水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水分子构成，冰就是水的固态，水就是冰的液态。性和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性”是宁静的的状态，“情”是气血涌动，发挥出来的状态。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已发为“情”。发出来的情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节，就是妥当的，这叫“和”；还有一类是没中节的，不能算是“和”了。
陆原静接着说，古代的英才，像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等等历代很多名人，他们的功业很大，德业也很显著，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却不能称他们为“闻道者”，这是为什么呢？得道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按理说，天资禀赋卓越“生知安行”的人，肯定要比“学知利行”和“困知勉行”的人更容易得道一些。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列举的这些人，如果说他们对道的认识不够全面，大概是可以，但说他们完全对道没有体认，恐怕就是后世儒者太过崇尚记诵训诂之学所形成的偏见了。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①、傅②、周③、召④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懦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⑤？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① 伊：伊尹，商初重臣，辅佐商汤灭夏。傅：傅说，商王武丁时贤相；召：召公，文王之子，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
② 傅：傅说（yuè悦）。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原是傅岩地方从事版筑的奴隶，后被武丁起用，治理国家。
③ 周：即周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④ 召：召（shào少）公。一作邵公、召康公。名奭（shì是）。周文王之子，曾佐武王灭商。封于燕地，为周代燕国始祖。
⑤ 《孟子·尽心下》：“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阳明先生说，性只有一个，“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第一个“性”字是指“主一功夫”的“一”，第三个“性”字指的是特质。这句的意思是，仁义礼智是本性的表现。比如一个人心是诚的，外在表现就是诚实的人。
“聪明睿知，性之质也”质就是本性圆满的人自然流动出来的特征。“喜怒哀乐，性之情也”，性的外在表现就是七情。
私欲和客气对人本性的遮蔽，外在表现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是一回事，都是私欲对心体的遮蔽造成的。比如常说的耍酒疯，酒壮怂人胆，根本原因还是心里的私欲作祟，喝酒之后自控力下降，隐藏的私欲就放大了，遮蔽了良知。
像张良、黄宪、诸葛亮，以及韩琦、范仲淹这些人，个人成就和事功很大，天资禀赋也非常高的，所思所行很多都是符合天理的，即便他们本人不是特别清楚“道”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才学也都离圣学之道不远了。如果按照“道”的标准来说，这些人的纯度是不够的。假如他们真能做到“知学”和“闻道”，那他们就可以跻身于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流了。
至于文中子，又不能想当然的说他“不知学”，虽然他的书大多出自他的徒弟之手，并且其中有一些记述不当的地方，但从大方向来说，也是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现在距离文中子的时代太过遥远，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凭空臆断文中子的真实水平。
阳明先生说完陆原静列举出来的这几个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是这一章的核心。意思是良知就是道，就是天理落在心之本体上，道就是性，性完全显现在人身上就是中和二字，我们能把中和这两个字做好了，自然性就做好了，性做好了，也就是得道了。不但圣贤是这样，就算普通人也无不如此，若是没有外物和私欲的牵累和障蔽，只循着良知的生发处去行，就没有不合道的。
只要心体不被物欲遮蔽，按照良知的方向走，就没有达不到道的。这里的物欲指的是好名好色好货的私欲，也就是之前说的“天道求无，人道求有”的“有”字。平常人很多达不到道，是因为被私欲遮蔽太多而看不到道的真相。天资禀赋高的人，如果不按照良知指引去做的话，一样也是得不了道的。
你列举的诸位前贤，天资禀赋都很高，私欲的遮蔽自然就会少很多，距圣学之道已经很近了。这些人不知道圣学的根本用功处只是个存养良知，于是有的在岔路口不知如何选择是对的，有的在各种影响中迷失，他们对道的把握有时吻合，有时偏离，而没能做到时时刻刻合道而行，如果做到了，就是圣人了。
后世的儒者认为你列举的这些人，只是凭借自己的天资禀赋行事，难免会失于“行不著”与“习不察”，这样说也不过份。
“行不著，习不察”，出自《孟子·尽心篇》，原文“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意思是“做了的事情，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天天习以为常却不知道所以然，天天嚷嚷自己是按照“道”在做事，却不知什么是道，这种人是很多的。”
后世的儒者所说的“著”、“察”，许多是盲人摸象，自己都不能真正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圣学之道中的一鳞半爪进行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不知其然偏偏要论其所以然。自己都是稀里糊涂的状态，怎么可能指望讲出来让别人明白呢？
譬如学习阳明心学，很多人《传习录》都没看过几页，更别说真的系统化的搞清楚阳明心学究竟是什么，就跑出来断章取义的乱讲。更有甚者，明明满腔私欲，却出来教别人怎么格除私欲，无异于老流氓教导黄花闺女如何守贞操。
好名私欲遮蔽的人，喜欢好为人师，自己知道自己只是半桶水，就特别喜欢在还不具备分辨能力的初学者面前卖弄，着实误人子弟，害人不浅。
阳明先生接着说，“生知安行”中的“知”、“行”二字也就是从用功上说的。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
“生知安行”的人只是更容易合乎天地之道而已。但就算天资禀赋再好，也要主动去知行，如果不主动，想把心性修好是不可能的。在心性修炼中，“天资禀赋”是有作用的，但重点依然是自己主动的努力。“主动”二字，是最平易，也是最重要的要素。
“良知良能”人人都有，在这一点上，愚夫愚妇也可以和圣人平起平坐，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天生资质平庸的“困知勉行”的人，也可以称其为“生知安行”，因为所有人所遵循的本体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细察的地方就是阳明先生强调的“知行”二字。
王安石《伤仲永》中记述的方仲永，天资虽好，最终依然是“泯然于众人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伤仲永原文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