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二 奕山的“靖逆”
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的四世孙。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
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
看来广州的大员们准备与英方联手，导演一场专门做给道光帝看的戏！
5月4日，奕山又收到道光帝4月20日发出的谕旨，命令他“抄袭该夷前后路径，并力攻剿，不使逃遁”。
可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根本不顾及奕山在战术上的困难，催命般地接连下旨“进剿”，他根本不能想象，如此强劲的“天朝”大军，为何尚未全歼这群“丑类”。奕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虽不知道义律是否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但是，不难看出，奕山部署的秘密进攻，已经失去了奇袭的功效。英方对此已有准备
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数月以来日夜盼望来自南方的捷报。得此佳音，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心愿，但亦可稍纾积郁在胸的愤懑，朱批“甚属可嘉”。他除了将奕山、隆文、杨芳、祁交部优叙外，还颁下白玉翎管、四善扳指、带钩、黄辫珊瑚豆荷包等一大堆御赏物件。
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奕山统兵无方、指挥无策。尽管他下令反攻十分仓猝，但即使清方不进攻，英方也早已决定进攻广州，至于其抄袭广州城北的战法，更是在1841年3月便已作出，[插图]当时奕山尚未到达广州。从另一方面来看，除奕山外，广州的其他大员，如杨芳、怡良等人亦无高策，奕山的统兵、指挥诸水准，并不在清王朝中的其他人之下。
由此可见，问题仍是清军没有取胜的能力。离开了这么一个大背景，就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这种态势下，奕山只能求和了。5月26日上午，广州城升起了白旗，清方派出使者前往城北越秀山英军司令部求和，得到的答复是，英军司令官只同清军司令官谈判，也就是点奕山登场。这是奕山死活也不肯的。
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
尽管对肆虐的“逆夷”未能重创严惩，就“天朝”的颜面而言，也颇有一些“苟安”的意味，但道光帝在先前杨芳奏折中“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一语的影响下，在此奕山奏折中“不敢滋事”一语的蒙混下，将一省的停战误为全国的和平，以为事情将要解决，便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的那一份威风和惬意了。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插图]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对奕山的谎言说来，另一幸运之事便是英军推迟了北上进攻。
若不是这些阴差阳错天灾人祸，英军舰队将于6月出现于厦门海面，至此，奕山的谎言也用不着颜伯焘来举报，将被英舰的大炮直接戳破。然而，时隔2个多月，英国又派新使，使得奕山滑过了最最难过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