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盖起了教学楼，有好几年了。我也经常从它背后的马路上驶过，但似乎是面对一个老熟人，笑笑就算应付，打过招呼了。我从来没仔细地打量过它，更没迈进学校的大门。那天村里的老S记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学校前面的办公楼取林氏家谱，我才重返一次校园。
站在校园中间，我已找不到一丝记忆中的印迹，唯有脚下的土地默默地告诉我上面的变化。它的南北各一栋三层的教学楼，高大，气派，明晃晃的铝合金门窗追赶着时尚，宽敞的水泥路像一根纽带将两栋楼宇紧紧连接起来。路东是平坦如镜的篮球场兼操场，路西椭圆形的环形跑道围绕着一个大花坛，松柏，香樟，花草，仿佛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不由得感叹，变化太大了，大得我都不相信这是一所还不怎么富裕的乡下小学。
我是从这所小学里升上初中，然后走上S会的，像是站在起跑线，想想都四十二年了，似乎又只是一瞬间。
我八岁上学时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九七二年。学校就在与我住的村庄一路之隔的东南拐上。说是学校，却没有围墙，没有水泥操场，甚至没有一块带有象征性的牌子。看外表和生产队里的牛栏没什么区别，泥地坪，土坯墙，稻草铺就的屋面，为了防止被风带走，用同样是稻草绕的粗绳子网状般罩在上面，像是印证了那句“救命稻草”之说的真实性。
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二两个年级。老师上课在两根树棍钉成的黑板上教我们认字，下课在门前逼窄的场地上陪我们玩踢毽子，抢羊子的游戏。放学时我们背着轻松的书包散落在村中的小路上，老师呢，夹着书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在这“茅草屋”里认识了“人，口，手，山，石……”，写出了人生的第一个“1”字，知道除了玩伴还有同学，除了父母还有老师。
想想那时候读书还是轻松的，两门课，又没课外作业，老师父母用不着吼着哄着我们看书，写字，草屋虽不好看但也能遮挡风霜雨雪。
读三年级时就到了村里的中心小学了，那时叫永合小学，我们村原来叫永合大队。出了村庄沿着小路不远就是村中学D寨那年修的公路，虽然也是泥路，但毕竟又宽又直。
记忆中的学校也是简陋的，教室由东边一溜北面一溜连成一个大直角，墙面地坪仍旧是泥色，好看的是大青瓦的屋面，平平整整的，还有教室门外有条两米宽的大走廊，下雨天课后也能玩些小游戏。
门外的操场很大，农忙时，经常晒着附近的村民自留地里收起的庄稼，上课时我们在里面读书，也能听到外面“叭叭”地连枷声。到了六月份，就有准备造房子的人家在场地上打土坯，烈日下一担踩得软绵绵的泥巴倒下，就被一双大手捧到由四块方木板拼成的长方型模子里，用力踹，轻轻摸，缓缓起，一块土坯的雏形就出来接受阳光的照晒，也成了主人眼里的希望。
北边教室后面是口大水塘，我们上学从它的西边经过，像走在锅沿边。秋冬季节，水到了锅底，路就显得高且陡，喜欢打闹的孩子到了这里就自觉排成了队。春夏季节，水满了锅，路过的都要忍不住用脚或手去撩一下水。
想想那口水塘就在现在学校的篮球架子下面吧！
我在五年级多读了半年书，因为恢复高考那年是秋季招考，小升初那年，我遇上了。因为要真的考试，学校很重视，五年级班的要早读，像队里干活的一样，早上起床就要下地干一会儿活，再回来吃早饭。我们不但要早晨，上午，下午，还加了晚自修，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里，开始第一次有了课外作业，还有油印的模拟试题。
一九七七年夏天全G恢复了G考，那年我们也第一次走进了考场，从永合小学到了老洲中学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些年来从这所小学出来多少学生我不清楚，但确实出来一些人才，有两个上了清华，一个是奇瑞汽车的发动机研发工程师，最著名的应该数钱海燕了，他目前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冠心病病房副主任。
我最终没考上大学，但相比起父辈我还是感觉到幸福。父亲没进过一天的学堂门，十岁时他就被迫离家去一江之隔的贵池m坦给人家放牛，一点点的文化全是靠着窗户偷听S熟先生的讲课偷记下来的。解放初期，十六岁的他入了D，参加了T改，做了一辈子基C工作。而我的孩子享受的教育又胜于我。
祖国振兴需要科技，需要人才，而乡村小学就像一条条溪流，正汇入改革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