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双峰》：读与写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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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荆竹新著《学术的 双峰》，首先感到的是它沉甸甸的份量。这不仅指其厚度，而且还指其选题、深度、意旨和为此而耗费的心血。
尼采说：“一切作品中，我只爱作者用他的心血写成的书（write with blood），你能体会到，心血就是精神。”同样的，对我来讲，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我喜欢的也正如此，
《学术的双峰》所研究的对象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从准备、写作到正式出版，历时20余年，正是尼采所说的“心血之作”。
《学术的双峰》最大的特点，或曰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读书与写作的和谐”。
我们知道，读书是调查研究，写作更是调查研究。为了写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文章，必须首先要解决好读与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人人都处理得很好的，尤其是当下，时风浮躁，写书的人和写出的书不少，但真正有价值、有份量的却不多，原因盖在于不认真读书，不认真调查研究。譬如近几年宁夏出版的几本所谓“研究”地方文化的书籍，东抄西摘不说，而所抄的观点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暴露出作者在“读”与“写”的关系问题上严重失衡，自己也没有下功夫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观点进行“研究”或“探究”，这是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
但《学术的双峰》不然。首先是，《学术的双峰》的两位主人公——王国维、陈寅恪，他们终生读书，终生写作，视学术为生命，将“读”与“写”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
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的王国维，当然首先是个大著述家——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郭沫若先生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而且他更是一个大读者、大读书家——他自家的藏书虽只有万余种，但他一生读过的书籍不计其数！他获得书籍的路径有三：一是借助研究单位、学府的力量，大力采购所需图书；二是与民间藏书家交朋友，借助他们的私家秘藏充实自己；三是与中外学人互通有无，进行文献资料的交换。王国维在清华教书时，该校国学院将购书权完全交于他，于是他“四处奔命，购得了难得之经典”（《学术双峰》136页）；辛亥革命后，他又与号称“江左藏书三大家”的蒋孟苹、刘翰怡以及英国人哈同相得，他们浩瀚的藏书也全部“听其研究”（同上，137页）；而著名学者、也是王国维的好友兼姻亲的罗振玉更是倾其所有，“复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任其观摩……（同上，163页）他终生阅读，读余写书，孜孜不倦。王国维尝言：“……无目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 可以说，在读书与写作的关系上，王国维处理得最为和谐。
被学术界誉为“学人中的学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读书功夫更是了得！早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就被人称为是“读书的种子”，后来转读多所学校，每到一地，必穷其所藏图书，搜而读之。他一生苦读、巧读、用心读，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他还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这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认为这是基础、是必读书。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基础书是必读的，有些精彩的作品或段落还应该背诵。陈寅恪注重读基础书和“老书”，这是他的诀窍。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广之，就是读“原典”。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除此之外，“不动笔墨不读书”、“不惟书、敢怀疑”以及“只求学问，不受学位”等，都是陈寅恪读书的特立独行处。
陈寅恪一生读了多少书？至今尚无确切数字。但从以下两个例子则可知其大概。一是：1958年，中国“大跃进”，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一代大师郭沫若在此种背景下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写信，提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15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连郭沫若都口出此语，可见陈寅恪读书之多、功力之深和不可比并！另一个例子是：1953——1963年，陈寅恪用10年功夫写出《柳如是别传》80余万言，这是在“目盲体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生口述而助手
王国维、陈寅恪正确处理读书与写作（著述）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们各自先进的（也是最“原始”的）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即：文献互证、“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特别是后一层证据法，王国维最为重视，他尝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同上，133页）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实践，对我国20世记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和有益的影响。
陈寅恪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他在解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时说：“一曰取地下之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同上，91页）。这说的是王国维，同时也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正是由于王国维、陈寅恪正确地处理了读与写的关系，博览群书，重视考证，谨慎著述，才使得他们两位成为了中国20世纪的两座学术高峰！
《学术的双峰》“读与写的和谐”这个特点还体现在本书作者荆竹的身上。
我们在读作者为本书写的“跋”中知道，早在1986年，作者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了著名学者何新的一篇文章《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由此引发了他对陈寅恪的兴趣，后来就注意搜集和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资料卡片……这种准备工作一做就是20多年！20多年来，他读完了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陈寅恪、王国维的文献资料不下百种，约千万字，即便不能说是“巨细靡遗”，却可以说是“所剩无几”。在阅读千万字的基础上，写出了30万字，这个比例，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是合适的。
不但如此，在研究方法上，他也如其研究对象一样，重考证，重比较，重甄别，在“准确、全面、完整”上下功夫，从不搞“瞎子摸象”式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比如，对于王国维之死因，众说纷纭：既有“殉清说”，又有“逼债”说。作者在比较、甄别了各种文献资料之后，遵从了陈寅恪的“为学术献身”说；又比如对“遗折”一事，作者既引用了当时的“殉清”说，又引用了其他资料，最后，经过比较、甄别、考证，认为“遗折”系罗振玉编造，遂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即使对史界似已定论的“罗振玉《殷墟书契》系窃据王国维研究成果”说，作者也根据新的史料和证据一一辩证，非常客观地指出：“王国维青年时期受过罗振玉之帮助是事实，但并不存在王氏为了报答罗氏而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罗振玉的问题，而罗振玉之学术著作里渗透着王氏之心血倒亦是事实。”还历史本来面貌。（同上，170页）
又比如，对于陈寅恪为什么选择“不古不今之学（中古史）”为研究对象，作者在全面引述了各家观点之后，也一一进行了辩证：“学界一些人可能根据陈寅恪的上述两种说法（指陈寅恪曾对门人说研究上古史“证据少”，研究晚清史，因自己是晚清名臣陈宝琛之孙，“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的话），遂认为陈氏之所以选择中古史，乃出于资料缺少和动感情两个方面的原因。其实上述两种说法只是一些问题的表面，并非陈氏真正之用意。”那末，陈寅恪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要了解陈寅恪的真正内在之原因，必须从他建立的学术体系中考虑。陈寅恪曾指出，中国的文化学术高峰是在宋代，而之前的唐代，民族文化学术空前繁荣，实为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之直接结果。中国文化学术至宋才达到成熟阶段。宋以后，中国文化学术又走上了衰败阶段。“故，在陈寅恪看来，只有熟悉了解和认识中古历史与文化，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之脉络，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之进程，为后世中国文仑学术之发展提供借鉴。只有站在中古这一文化学术峰巅，才有高远宏大之境界，才能有海纳百川之宽大胸襟，发见华夏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之路。这恐怕是陈寅恪选择中古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路径之真正动因。”（同上书，224----225页）
……
除了立足王、陈的文本世界，
总而言之，《学术的双峰》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读与写的和谐”及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格，为当今宁夏文化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