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探微》序

《地方文化探微》序

 

杨森翔

 

接到张树彬厚厚一摞《地方文化探微》的书稿，脑海里浮现出20多年来与他多次接触的历历情景：上世纪80年代初，先是通过《红杜鹃》认识了其兄张树林，后又通过一个获奖剧本《两过秤》认识了张树彬。那时张树林尚在盐池大水坑某生产大队担任队干部，身上带着明显的“土气”，而张树彬则因为在一所学校担任教职，与其兄相比，自然多了一份“文气”。但两人的共同点也很明显：除了相貌上的相似之外，就是纯朴、老实，为人谦卑而厚道。后来，由于盐池县要修志，张树林被抽调到县志办，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了宁夏知名的史志专家；而张树彬则在学校教书一直到退休。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张树彬的消息。有一年，大约是1999年吧，当时的《银南报》“连载”专栏确定选题，有“马鸿逵”一项。但四处约人，无人接手，只得作罢。但仅过了一年多，2001年12月，张树彬就背了一摞打印稿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仍然是那样纯朴而谦卑，坐下就说：“听说你要一部关于马鸿逵的稿子。我写了一部《马鸿逵传》，还未写完，你看行不行？要是行，我就接着写；要是不行，我就不写了。”我说：“你把稿子放下，等我看完再说。”张树彬走后，我用很短的时间看完了他交来的部分书稿，觉得该书可能是吴忠乃至宁夏文坛当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立即决定：在吴忠日报连载，并打电话让他续写尚未完成的部分，并叮嘱说：“要抓紧，一旦连载，就不能断供！”《马鸿逵传》在吴忠日报连载后，受到读者普遍欢迎，吴忠日报的发行量也因而大增。当然，这中间也有段小插曲：某作者为了扩大个人影响，有部书稿也想让吴忠日报连载，但当时因《马鸿逵传》的原因插不进去，便匿名告到书记那里，说“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吴忠日报连载《马鸿逵传》，宣传军阀马鸿逵，严重违背了中央精神”云云。书记将此信转来，要求暂停对《马鸿逵传》的连载。我对书记说：“第一，《马鸿逵传》不是一部宣传马鸿逵的书，它是通过写马鸿逵的个人历史反映了一个时期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写了以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写了以马鸿逵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失败与灭亡，是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宣传革命的书；第二，这部书稿连载以来，读者反映良好，现已接近尾声。如无确切证据和正当理由，仅凭一纸匿名信就突然停止连载，势必会引起社会反响，对谁都不好交待。”这样，《马鸿逵传》才避免了被扼杀的命运。后来，时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朱昌平同志到吴忠为“新绿丛书”组稿，我又推荐了《马鸿逵传》等书稿，这样，该书连同《孤独成双》（也在吴忠日报连载）等10余部长篇小说，共同被列为“新绿丛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和2003年12月分批正式出版。书出版之后，又应张树彬之请，我写了书评《闳中肆外 博采善择》发表于吴忠日报，后来黄河文学也予以转载，并在网上广泛传播。200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再版《马鸿逵传》，这篇文章又被作者收入该书，以为“代序”。

——这就是我与张树彬及其兄张树林的相识和相交。可以说，我们的交往，完全是一种文人之交、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令我感动的是，作为编辑的我，本来是份内应做之事，却被张氏兄弟一直挂于齿牙——他们先在《马鸿逵传》的一版后记中反复提到，又在该书第二版中列为“代序”，还在宁夏电视台为他们制作的专访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

说我们的交往是“君子之交”，除“淡如水”这一个例证之外，还有就是：“和而不同”。张氏兄弟是从事学术文化研究的，我也有此爱好。大家知道，只要你搞学术和文化，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争论和碰撞是常有的事。这是因为，学术文化，其本身就丰富多彩、百花齐放，而且谁都不可能到达真理的“顶峰”。加上我们每个人所掌握的资料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便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所以才需要“研究”（声明：这与个别品质不良的政客的所谓“研究研究”即“烟酒烟酒”绝然不同。）比如，收在这部文集中的两篇关于“金方明”（别人称为“黄金方奇”）的文章，其中的一两个观点我就未敢苟同。但，张氏兄弟，尤其是张树彬并没有因此而给我戴上“你反对我”的帽子。我们的交往不但一如过去，甚至胜于过去。再如，本文集中收录的《“朱栴”不宜写作“朱旃”》就是批评我的。我初学用电脑写作，在已有的电脑字库里找不到“栴”，只能找到“旃”，查《现代汉语词典》，说汉字简化后，旃、栴通用。于是，我便在我的文章中将“朱栴”一律写成了“朱旃”。后来，张树彬在吴忠日报发表了《“朱栴”不宜写成“朱旃”》（因为朱氏兄弟的名字全部用“木”字旁），我看到之后，觉得他说的对，便全部改了过来，我不但没有记成见，而且还钦佩他的认真和直言。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学阀”和“本市×大名人”的思想和做派。这正是古代贤哲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意思。当然，它的反面便是“小人同而不和”了，这是我与张树彬、张树林兄弟皆所不齿的。最近，我又看到一篇张树林与杨文元等争鸣的文章。杨文元等人著文认为：周恩来同志1936年曾到过豫旺和同心城，他们的根据是某一位开国大将回忆中的一句话；而张树林则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认为周恩来只到过环县的河连湾，并没有到过豫旺和同心城，其根据是当时中央的文件及对当时历史事实的分析。先不论孰是孰非，单就他们的争鸣本身而论，文明而又文明，确实是“君子之争”。首先，他们争鸣的出发点是为了弄清历史事实，而非树立个人“权威”、自诩“xx名人”；其次，他们争鸣的方法是“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既不以势压人，也不把问题“政治化”（开国大将说的话和中央文件，那应该是最易“政治化”的）；第三，他们的争鸣语言十分文明。且引张树林文中的语句为证：“关于周恩来1936年是否到过豫旺堡和同心城的问题，在宁夏史志界已经争论十多年了。假如说否定周恩来到过豫旺堡、同心城是一件坏事的话，那么我承认，这件‘坏事’的肇事人就是我自己。我感谢史志界一部分朋友坚决支持我的观点，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也感谢史志界另外一部分坚决驳斥我的观点的朋友，他们不以我的地位卑微而置我的意见于不屑一顾，而是坚持多年来反复讨论、辩论，都力图说服对方。从精神上来说，这也是对我的最大支持。这种革命的友情是多么珍贵啊！”——观点虽然不同，但同志友谊长存。这难道不是君子之风么？

还令我感动的是，张树彬多年来业余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绝无一己的私利目的。我们都知道，从事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首先得需要掌握大量资料，搞大量的调查研究——而这都是要花钱的；其次还要写出来发表或出版——这也是要花钱的（一个书号就要1万5仟元，加上纸张、设计、校对、印刷等费用，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以及所有类似的同志）为什么还要潜心于此、执著于斯呢？一句话，就是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我常说，不要小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伟大出于平凡”。真正伟大的精神品格，伟人有，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也有，而且更真实、更可敬！张树彬写《地方文化探微》，已届退休之年。生活之重，已使他有不堪重负之感。但他以抱病之躯，孜孜不倦，终日劳作，终于拿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地方文化探微》仅是其中之一种。我们整日讲的所谓“奉献精神”，到哪里去找？我觉得，应该到张树彬这一类人的身上去寻找。

张树彬是盐池人，现已移居吴忠。这样，他便有了两个令他牵挂和关心的家园。他所谓的“地方文化”也便有了两个内容。翻开他的《地方文化探微》一书，其所书所探的问题，不是吴忠，便是盐池。这就是作者的“故（家）乡情结”。从本世纪初开始，张树彬一边在故乡盐池教书育人，一边还要利用假期为自己的居住地吴忠从事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其它服务。这期间，我有幸与他共同编注了《历代诗词咏吴忠》，并在《吴忠与灵州》一书的组稿、编校的过程中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当时，他虽年逾50，但学习欲望强烈，乐于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对电脑技术，学习得多，掌握得也比较熟练。当代组稿和编校，离不开电脑。我虽在退居二线后学会了用电脑写作和收发稿件，但对其它操作却不懂不通。有了张树彬夜以继日的帮助，不但使我在一周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时任市委宣传部长魏锦布置交待的任务，而且还节省了诸如录入、设计、校对等费用。

张树彬之所以关心地方文化，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地方文化对地方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然也是一个地方的精神支柱，是凝结民众意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是一种坚不可摧的“聚力”。哪个地方重视文化建设，那个地方就能聚集民众力量，乘势而上，无攻不克；否则，便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更谈不上所谓“鼎盛”之绩。

张树彬所关心的“地方文化”，内容相当广泛。但这部文集主要反映了5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的历史。张树彬认为，大量的“文化”都包含在历史中，只有熟知地方历史，所谓“地方文化”便迎刃而解了。早些年，他主要是钻研盐池地方史和“西北五马”、尤其是马鸿逵家族的历史，并写出了《马鸿逵传》这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从2004年始，他又把目光转向吴忠的历史，写了一系列的考释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已收录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忠与灵州》一书中，有的发表于《宁夏文史》和吴忠日报，对唤醒吴忠城市记忆、接通地方历史文脉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二是地方的“历史地理”。顾名思义，所谓“历史地理”，是讲这个地方“历史”上的“地理”问题，如城市的历史曾用名及其沿革变迁，古今环境、气候的变异等等。这也是地方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写的《古代“朔方”今何是》、《“塞北江南”在何方》、《曾经的绿洲----铁柱泉》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这些文章不但讲清了“朔方”“塞北江南”的历史沿革，而且也对古代吴忠乃至宁夏的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动态介绍，不但具有知识性，而且有较强的实用性。

三是地方的文物。文物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价值就在于“证明”。张树彬关注的文物，既有2003年5月出土的“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又有新发现的盐池“金方明”（别人称为“黄金方奇”），还有窨子梁唐墓出土的国宝“胡旋舞石门扇”等等。前者破解了一个“千古之谜”，是“古灵州在今吴忠”的铁证；后者则向人们述说了一段被湮没的历史故事，是隋末向海明农民起义队伍流落盐池古峰庄的历史见证。而窨子梁唐墓出土的“胡旋舞石门扇”是国内所仅的表现“胡旋舞”的实物，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证价值。还有诸如“宝鼎”、“冰鉴”等物，作者在研究中既介绍了中国古器“鼎”的来龙去脉，又含蓄地批评了我市某人将“盛鼎”误读为“鼎盛”并依仗权力将其刻于石板、坚持不改的错误。

四是地方的诗词文赋。这是前代迁客文人为宁夏、吴忠、盐池等地遗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研究并利用这些财富建设当地现代文化，应该是每个有头脑、有识见的地方主政者的份内工作。张树彬研究的地方诗词文赋较多，仅《历代诗词咏吴忠》收录的就不下300首（篇）。本文集只收录了他的5篇研究论文中涉及的10余首诗——这是他研究的重点，也是宁夏、吴忠、盐池历代诗词中的重点。

五是地方人物。当然，地方人物也可以归入地方历史中，但我认与单提独列更为有益。因为他所研究的地方人物大都是当地的显宦、名士、乡贤。比如“康熙大帝的进士、雍正王朝的大臣”谢王宠及“旧时惠安堡绅士张复元”，这两个人，一个是清朝显宦，一个是近代士绅，虽然地位有尊卑，权势有大小，但都出生于穷乡僻壤惠安堡，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研究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对社会的贡献，对鼓励今天的年轻人自强不息、成才报国很有裨益。

除了上述5个方面外，他的文集中还有对地方建筑、地方传说以及其它杂项的研究。因为篇幅的关系，就不分列细说了。

从以上简单的分列，我们可以看到，张树彬的“探微”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当前的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把研究与普及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作者心中有家乡、眼中有群众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孟德的这首诗，是古今渐入老境、壮心不已的志士们最喜爱的名句。张树彬今年虽然已届花甲，但按如今的人的预期寿命，说“老骥”是早了点。但他处底层而不自曝自弃的奋斗精神，着实令我敬佩。最近，他在完成了几部志书的编撰工作之后，又接手新的研究项目，仍然是那样的谦和、低调，仍然是那样的勤奋、踏实和坚韧。如此，我便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必定会有新的成果发表。

在张树彬同志60岁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祝好人一生平安！

2009.3.10.

 

《地方文化探微》目录

一、文化觅踪

1、长城关/2

2、曾经的绿洲——盐池县的铁柱泉/8

3、古代“朔方”今何是/10

4、“塞北江南”在何方/15

5、老盐池的传说与历史/19

6、白土岗儿墩散记/23

7、闲话惠安堡（五章）/26

8、银川“帅府井”及帅府将帅/40

9、211国道—宁夏境内延用至今的古丝绸之路/42

10、银川鼓楼及其洞额上的题字/45

11、史话小坝/49

二、解读历史

1、大庆之余话宝鼎/52

2、“青铜冰鉴”当另说

——对一件国宝文物称谓的质疑兼话“温酒”/56

3、《城盐州》释读——兼说盐州与盐池/61

4、唐太宗驾临古灵州的历史背景

及其两首诗文的诠解赏析/67

5、中国傅姓探源——一则清墓碑文与灵州名流宦迹/78

6、“吕氏夫人墓志铭”笺证兼浅说古墓志文化/82

7、天子为之微启齿——窨子梁唐墓中挖掘出来的故事/90

8、庆王朱栴为何坐镇宁夏/95

9、朱栴”不宜写作“朱旃”/99

10、何为“拱壁”？——《嘉靖宁夏新志》中一条词语的堪误/101

三、学海争鸣

1、盐池县境内新发现之珍贵文物初探/103

2、惊现千年“大射图”——盐池县境内新发现之珍贵文物再探/111

3、由“白乌”说开去──盐池县境内新发现珍贵文物三探/115

4、“金方明”释义──盐池县境内新发现珍贵文物四探/121

5、破解“牛下蛋”之谜/123

6、“老公”的称谓可否休矣/126

四、山水之间

1、盐池风光入唐诗——赏析唐李益诗《盐州过胡儿饮马泉》/129

2、一草一木总关情──有感于塞上草木入唐诗/133

3、原上离离席箕草/135

4、思今/139

5、趣话罗山/141

6、西马营的萝卜

7、24年前一场罕见的沙尘暴

五、人物春秋

1、弘化公主与太阳山/147

2、康熙大帝的进士  雍正王朝的大臣——惠安堡出了个谢王宠/157

3、旧时惠安堡开明绅士张复元/160

4、欠朱红兵老人的一笔“文债”/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