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强硬回击：18亿亩土地红线简直乱弹琴！

茅于轼强硬回击：18亿亩土地红线简直乱弹琴！ http://www.stockstar.com 2008-12-27 14:27:12  天则经济研究所 网友回帖一览： 　　 社科院专家“炮轰”茅于轼：18亿亩耕地仍然不够 　　 中国人没粮吃茅于轼能负责吗? | 肖华：茅于轼是不是想折腾中国 　　 往日被狂批言论： 　　 茅于轼：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 | 由茅于轼8000论看奇谈怪论走红 　　 茅于轼针对“18亿亩耕地”争议首度回击 　　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在各界引发热烈争议后，今日(26日)，茅于轼首度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撰文回击。 “这份报告我们研究所研究了很长时间，所有的观点都是有具体的事实和数字支持的，希望大家不要听到我反对18亿亩红线就骂人，应该仔细理解后再对我们的研究做出评价，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们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茅于轼说。 　　 缘起一份研究报告 　　2008年12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成果，并邀请多名记者参会，等观点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的报告发布后，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自此开始，铺开盖地的争议席卷互联网，茅于轼称自己也收到了很多骂他的信。 　　今日茅于轼发文称，称被骂的原因是得罪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可是他们又讲不出道理，所以只好用骂的方式。“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 　　茅于轼向记者表示，如果用数字与事实去和他争论他非常欢迎，但是如果争论者拿不出事实，只是无理谩骂，他只能不理睬。 　　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关系的辩论 　　批评者认为，粮食生长于土地，也受约于土地，粮食产量与土地面积有必然关系，减少土地肯定会导致粮食减少，所以减少土地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这一批评，茅于轼称他们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对跟粮食有关的数据没有研究。 　　他表示，耕地只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原因之一，像劳动力、化肥、农业机工和灌溉等也会影响到粮食产量。“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以来的三十年来，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 　　 粮食安全问题的辩论 　　茅于轼曾表示，减少耕地后假若出现缺粮情况可以向国外购买。 　　针对这一说法，国务院某三农问题智囊质疑道，“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 这一问题在随后引发的辩论中主据主流地位，很多人都对减少耕地后中国粮食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 　　茅于轼告诉记者，2亿吨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我们统计过，每年全球交易量为5.4亿吨。”　　 　“而且我国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即使条件再坏三倍，也只是用大约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三而已。” 　　社科院研究员张晓山提出了更深一步的问题，“茅于轼的观点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问题，但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再加上受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影响非常大，在实际中就可能不完全遵循经济规律。一方面，粮食具有较长的生长周期，少了后不能说生产就马上加工出来。另一方面，群众对粮食有刚性需求，稍有一点问题马上就会感到恐慌，而且恐慌会放大。” 　　此外，有人更极端的提问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如果这个规则在中国买粮的时候落到粮食上，那会相当麻烦。” 　　针对上述问题，茅于轼回应说，“张晓山说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但是设立18亿亩红线照样不会解决他说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设18亿亩。” 　　“后者的问题都是想像出来的，中国进口的五千万吨，都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 　　 耕地与房产问题 　　此前的发布会上，茅于轼说，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认为，这个结论经不起讨论，“事实是，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茅于轼彻底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也就是说，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 　　他十分肯定的认为，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 　　他表示，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不应当的，所以必须要取消这条红线。 　　 网友有话说 　　 杨百万:不买此类股后悔一辈子 　　 谢国忠这句话点中了大盘死穴 　　 华生：A股走势很牛 不存在救市 　　 王亚伟：下周会疯狂大涨 　　 成思危：我坚决反对出这个利好救市 ||##PG##|| 　　 准备再开研讨会 　　“这18亿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设定底线为18亿亩？有没有充足的论据？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明确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准备要再开研讨会讨论。”茅于轼告诉媒体。 　　关于媒体报道“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一事，茅于轼表示自己做了件比较傻的事，“我们当时开的是发布会，不是研讨会，却请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来，结果他的离去成了别人攻击我们的证据，做了件傻事。” 　“高先生是因为他有不同的看法，又不宜在发布会上谈，所以退出，这一结果应该由发布会的主办方天则研究所负责，是我们没有组织好，希望在研讨会上能与高先生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针对各种不同意见的言论攻击，茅于轼表示，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民间研究所，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表示欢迎用数字与事实去和他探讨这一问题。(安安) 　　 以下是茅于轼所刊文章： 　　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茅于轼 　　2008年12月24日，天则所发布了“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成果。有约二十名记者参会。今天各方面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同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不少骂我的信。内容十分简单：“老不死”，“王八蛋”，“汉奸”，除了骂人没有任何话。我知道，这个研究成果得罪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可又讲不出道理，只好用骂的办法。当然，我不会计较骂人，更不会对骂。反右和文革时我听的骂多去了，比这个更难听的有的是。 　　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不然的话，蛮可以冷静地讲理。现在理又不足，就只好骂人了。用骂人来发泄因为非法利益被揭穿导致的心头之恨是很自然的。 　　有些人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是有利害关系，而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对跟粮食安全有关的数据没有研究。下面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研究包括如何用其他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灌溉等代替土地的机会，要投入多少其他要素能替代一亩土地。 　　拿全球的粮食供求情况看，世界上有很充分的粮食供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全球粮食供求的总形势，和许多其他大多数商品一样，是需求决定产量。或者说，有多少需求就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南朝鲜60%靠进口。我国这么多年来有进有出，基本平衡，不需要靠进口。平衡中没有包括大豆，只计入大米，小麦，玉米。 　　万一需要进口，会有问题吗？有人问中国13亿人，靠进口谁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正是反对取消红线的人所提出的理由。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5.3亿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 　　粮食生产有高有低，所以要有适当的储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储备粮应该是年消费量的14-17%。这从是多年来的经验得出来的。我国因为有过大饥荒是经验，所以储备粮特别多，估计达到40%左右(粮食储备是国家机密，我们只能从各种来源的数据猜测)，超出联合国标准的两倍。粮食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储备有损耗，有成本。过高的储备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经济的。如果拿石油储备做比较。我国石油消费中有一半靠进口，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储备。而粮食不需要靠进口，却有40%的储备量。比较这两个数可以看出我国政策中严重的轻重失据。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有人质问说，如果你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土地，你也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牙膏，多少鞋，多少汽车等等。那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经济了。这话很不错。说明我国的决策部门还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思想。这对国家可是一个危险。 　　几年前国务院还发布过规定，要求冻结农用土地，不许可将农用地改作它用。这就更荒谬了。一块土地作什么用，要看它周围的环境，它本身的条件。怎么能说，不论什么情况永远是用作农用最好呢。事实上这种错误规定根本无法实施。全国已经有无数的耕地改作了它用。唯一的不同是每次改变土地用途都要经过复杂的审批。主管审批的人有了以权谋私的机会。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们的劳动说得好一点，也是无效劳动。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市场远比官员聪明得多。即使聪明的官员也只能从市场得到必要的信息来处理这一类问题。 　　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有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也就是说，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可以肯定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 　　18亿亩红线的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发展途径，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民间研究所，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8年12月26日 ||##PG##|| 　　 社科院专家“炮轰”茅于轼：18亿亩耕地仍然不够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引起网络和媒体的强烈反响，甚至有网友在留言中称茅于轼“卖国”。而在《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相关专家中，都反对茅于轼的观点。 　　多数网友反对茅于轼观点 　　茅于轼炮轰 “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研究结论经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后，被多家门户网站放在重要位置，到昨晚19时，仅仅在搜狐网和腾讯网上，对该新闻的评论就达到24867和19443条。 　　绝大多数网友留言反对茅于轼的观点。有网友说，如果听茅于轼的，“中国将来会饿死好多人”。还有网友认为，“中国粮食不够的话将会被美国控制”。因此，很多网友称茅于轼的言论为“卖国”。 　　但也有少数网友表示，茅于轼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应该仔细看看他的研究内容，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过度反应。 　　张晓山：18亿亩红线是正确的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认为“18亿亩耕地红线”错误甚至是有害的观点，其实是茅于轼老师一贯的主张。按照茅于轼的逻辑，粮食可以靠市场供求调节，粮食少了，价格就上去了，然后种粮的就多了，粮食就多了。 　　张晓山认为，茅于轼的观点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问题，但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再加上受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影响非常大，在实际中就可能不完全遵循经济规律。一方面，粮食具有较长的生长周期，少了后不能说生产就马上加工出来。另一方面，群众对粮食有刚性需求，稍有一点问题马上就会感到恐慌，而且恐慌会放大，所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张晓山说，中国18亿亩耕地，实际上只能保障95%的粮食需求比例，按照目前进口粮食的数量，中国还应该多两三亿亩耕地，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还是非常正确的。(记者 殷玉生 每日经济新闻) ||##PG##|| 　　 中国人没粮吃茅于轼能负责吗?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24日在北京举行，其研究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会上大肆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与会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拂袖而去。（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笔者认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与茅于轼大肆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论调是非常错误的。 　　茅于轼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要基于两个论据：一是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二是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粮食市场，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茅于轼忘记了中国的最大国情——13亿人口。我国粮食生产确实取得了连续五年的增长，成绩很大，这主要得益于中央这几年对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但我们也应看到，这几年天公作美，雨水充沛，自然灾害少，自然条件的有利因素，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 　　至于茅于轼谈到的“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把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寄托在国际市场，其实是在拿13亿国人的生存开玩笑。数据显示，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中国粮食若依靠国际市场，一旦发生贸易争端，粮食将成为对方谈判的筹码；而一旦发生战争，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茅于轼这番“鬼话”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理论。 　　茅于轼认为，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延缓和束缚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笔者认为，在土地国有化阶段，土地数量并不是决定土地价格的主要因素。土地价格之所以不断攀高，主要是地方土地财政和唯GDP政绩观导致的，并不是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导致土地价格高涨进而导致房价上涨的。中国八亿农民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城镇化只能通过改造就近乡镇等措施，实施本地本土城市化和城镇化，而几亿人口都进城是根本不可能的。 　　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十分错误和荒谬的危险信号，应引起高度警惕。对于这种谬论，我们除了给予旗帜鲜明地反对，别无选择。 （千龙网 余丰慧） ||##PG##|| 　　 肖华：茅于轼是不是想折腾中国 　　24日，茅于轼出任理事长的北京某研究所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研究报告，称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耕地保护会导致房价大涨。对此，与会的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怒而退场。 　　一个人有质疑精神是值得肯定，但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是荒谬的。首先，茅于轼把房价大涨归结于耕地保护，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房价大涨与耕地保护关系不大，一些地方之所以房价大涨，完全是地方政府土地供应价格上涨和房地产商恶意炒作的结果。其次，茅于轼把中国粮食安全放在国际市场上，理由是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也是极度危险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保证中国粮食的安全。 　　如果我们一旦把粮食的安全放在其他国家身上，使18亿亩耕地红线失守，国内耕地不能保障13亿人的人的吃饭安全，很有可能一旦发生国际矛盾，粮食安全就可以成为要挟中国的工具，迫使中国接受不公平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才想到粮食安全，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安全，必然就要发展耕地，恢复18亿亩耕地红线，只能是退项目还耕地，退房地产还耕地等。这样中国为粮食安全付出的成本必然会更大。 　　在这方面，我们想到了退耕还林。前些年，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不顾环境保护的规律，把大量的林地变成耕地，造成中国部分地壳环境恶化，加重了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实施退耕还林的政策。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在12月22日召开的“中国北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效益评价学术研讨会”上显示，我国北方退耕还林工程效益阶段性监测已经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实施9年来，已累计造林超过4亿亩，投资总量达4300多亿元，相当于2.4个三峡工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那么代价可能会小得多。 　　茅于轼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无疑的是在走退耕还林的老路。先减少耕地，等将来发现耕地减少影响到中国粮食安全，就会拆项目、拆房子等增加耕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在提出我们党成立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的目标后指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像这样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明显就是乱折腾。18亿亩耕地红线已经是今后国家发展的一个必保底线，这是经过了无数的实践而得出的结论，现在不去围绕如何保住这样的底线进行思考，而是怀疑、质疑，不是乱折腾是什么。如果我们都如此，在制定科学目标之后，不去努力奋斗，而是把精力放在争议上，放在空谈上，放在炒作上，国家安定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何日实现？ 　　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必然导致以后走退耕还林的老路，实在是乱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虽然最后还回到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上，但中国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能经受住这样几次折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允许有折腾。 　　茅于轼，你想折腾自己，还是想折腾中国？ （东北网） ||##PG##|| 　　 茅于轼：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 　　　　“我没有研究过个税起征点具体应调到多少，不过我认为即使是调到8000也还嫌低。”昨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如此表示。他认为，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如4万亿投资项目等主要都是考虑GDP的增长，但这并非最重要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努力提升就业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点。 　　此外他还认为，推出经济适用房既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不公平，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实际效果有限。此外，他认为贫穷并非我国的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所有权不受保护才是问题的核心。 　　政府应向富人征税 　　“这些年来，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人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也是增加了，可是人民并没有感到满足，”茅于轼说道，“这说明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他认为，我国经济政策不应该只以GDP的增长为核心。 　　茅于轼指出，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个别地区（如广州等）甚至到了2000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8000元不高，还嫌低。”他认为，为了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应该向富有的人征税，然后把钱分配到穷人手中，而不是向富人和穷人都征收一样的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趋缓，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而通货膨胀也使得人民消费能力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茅于轼教授表示，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盯着GDP，也需要考虑推动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 　　“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提出要增加25000个就业机会，可是我国却投入了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方向明显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家能有效提升就业率，即使GDP有所下降也不怕，因为国民有购买力，可以通过消费拉动GDP；而如果着眼点只是拉动GDP，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有所下滑的话，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 　　茅于轼说，巴西此前在GDP增长率达到3%的同时，就业率的增长也有3%。但是在中国，虽然GDP有数年增幅都在10%以上，就业率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 　　经适房未真正体现公平 　　茅于轼还认为,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既没有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也没有通过对其分配体现公平。他认为，一件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应该是在保证其中一个方面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尽量兼顾另一方面，这样才能达到最优化。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没有做到这点。 　　茅于轼认为，此前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我国住房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在停止福利分房、开放商业住房之后，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开始建设住房，其增长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正是市场调解下效率最大化的体现。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房价过高，只有富人住得起房子的情况。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经济适用房要通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过程，这样显然放弃了市场分配，牺牲了效率。但是也没有体现公平。”茅于轼认为，最困难的人群，如城市中的打工者，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经济适用房几十万元的价格，该政策没有使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利。而且有的地方在审批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fubai风险，更是损害了公平的原则。 　　“据我所知，有的地方甚至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这和dubo有什么分别呢？”茅于轼对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是有些不同看法。 　　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makesi经济理论说劳动创造财富，这话其实不对。劳动最多的是农民，但农民也最穷。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剥削造成的，因为农产品价格低是由市场决定的，并非是谁在操纵。”茅于轼称，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这也是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历史上农民手中的土地分了又收、收了又分。现在即使是要流转，实际上仍然没有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如果所有权不明晰，就如同一件东西既是这个人的，又是那个人的，很容易“打起来”。因此，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就应该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对农民人权的保护。 　　茅于轼表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方面，钱多钱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他认为，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经济不平等、财富差距在加剧，这是难以自然消除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缩小，比如说服务员跟客人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雇佣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而我国农民目前的社会地位显然很低，连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都没有得到保护，这正是亟需改变的。 　　茅于轼简介：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退休后与另外4名经济学家成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理事长。 　　王则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我国不够重视能源价值 　　现在国内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点我不能苟同。劳动创造价值没错，但是自然资源如原始森林、矿产、能源等等，本身就具备价值。而正是由于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错误观点指导，使得我国对能源并不珍惜，因此企业能效很低。日本的能效是我国的9倍，美国是7倍，就连印度这个暂时没有我们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能效也有我们的3倍。而由于不重视能源本身的价值，在对其开采利用的同时，国民利益也就没能得到体现。此前在油价高涨的时候，俄罗斯每出口1吨的石油，国家征收的关税达500美元；我国出口同样多的石油，关税却不到10美元。 　　黎友焕（广东省社科院博士）：裁员规模预料节后扩大 　　最近我正在做一个调研，研究此次国际经济危机对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影响。这个调查涵盖的对象包括3000多家企、87个企业家以及60名专家学者。我们认为，此次经济危机传导到我国经济的渠道是：美国金融市场——国际商品市场——我国外向型企业——我国能源、化工、原材料——我国内源性企业——我国金融服务业。这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 　　调查发现，在国际市场萎缩、成本提高、资金紧张、出口价格下降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珠三角地区的确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的现象。而许多企业虽然暂时没有倒闭，但是也已经停工，或者产能降低到原有的25%以下，它们正在苦苦的坚持。但是目前经济危机并未见底，春节后直至明年的情况将给您更糟糕。因此，春节过后估计还会有更多企业坚持不下去，或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裁员潮。（新快报） ||##PG##|| 　　 由茅于轼8000论看奇谈怪论走红 　　 　　继“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之后，茅于轼老先生最近又有新噱头。针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茅于轼提出，个税起征点应提高到8000以上。 　　目前，我国个税起征点为2000，茅于轼一张嘴就把起征点翻了四倍，自然令人关注。山东齐鲁电视台的《开讲天下》栏目就此话题制作了一期节目，结果在1万多名参与直播互动的观众中，有64%的人支持个税起征点不应超过3000，22%的人支持以5000作为个税起征点，只有14%的人支持将8000作为起征点。 　　为何大多数观众的想法与茅于轼的观点大相径庭呢？我想有三种可能。一是茅于轼只为少数人说话，因此与普通民众想法不一样；二是茅于轼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很业余，在不了解国情的状态下异想天开；三是“个税8000起征论”压根就与严肃的思考无关，这么说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吸引眼球。 　　近年来，“名人＋屁话＝新闻”成了许多媒体趋之若鹜的报道模式。一些名人动动嘴皮子，提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或者说一句违反正常逻辑的话，就会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从表面上看，这种模式的大红大紫符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定律，但细想想，又不是那么回事。在现实生活中，“人咬狗”是很难发生的事，所以它才是新闻，可“名人＋屁话”现象在当今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与“人咬狗”相比根本不稀罕，怎么还能成为新闻呢？粗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媒体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压力。为了发行量和点击率，许多媒体都倾向于制造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名人”和“屁话”无疑都是吸引眼球的好素材。对一些媒体记者来说，做发掘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而“名人＋屁话”的新闻却具有供应数量大、采访成本低、社会反响热的特点。因此“名人＋屁话”式新闻很受商业媒体的宠爱。 　　其次是“名人＋屁话”有利于炒作。“屁话”一出，往往会挨骂，而挨骂越多，就等于炒作越“火”。媒体和当事人要的是关注度和知名度，当事人的脸皮经过无数炮火的千锤百炼，早已百炼成钢，他是不怕你骂，就怕你不骂。娱乐圈的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学术圈的茅于轼、张维迎等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有人说，既然如此，面对“屁话”时不答理它不就行了吗？不答理还真不行。就像茅于轼的“个税8000论”，如果不去批评它，如果没有《开讲天下》这样的互动栏目表达普通百姓的看法，它倒好像很有道理，会迷惑很多人。可你一骂，就正中媒体和当事人的下怀。 　　“名人＋屁话”式新闻为媒体带来了发行量和点击率，为名人带来了知名度和出场费，可说是两者的“双赢”。但对社会公众和学术界而言，“名人＋屁话”式新闻却是公众和学术的“双输”。 　　在此类新闻中，争论围绕一句惊世骇俗的“屁话”展开，但这句“屁话”往往与现实、常理无关，因此，不管炒作得多么热闹，公众很难从中得到营养。这种新闻大行其道，不但起不到开启民智的作用，反而会让严肃的话题娱乐化，使公共舆论的焦点偏离真实的社会问题。 　　我一直以为，像宋祖德、芙蓉姐姐、杨二车娜姆这些娱乐界人士，靠标新立异走红，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也娱乐了大众，也算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还可以理解。可像茅于轼、张维迎之流，顶着经济学家的帽子，却以芙蓉姐姐的方式将严肃话题娱乐化，就不是在服务社会，而是在危害社会、误导学术了。他们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国穷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大学）收费太低”、“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这类特别的论断吸引了眼球，达到了自我炒作目的。可是，他们却挤占了媒体的大量版面，误导公众为一些“屁话”争论不休，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对于其他安坐象牙塔的学者们来说，茅于轼们的大红大紫也是一种诱惑。如果靠标新立异说“屁话”就能走红，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枯燥、艰苦的学术研究呢？ 　　媒体放弃社会责任是社会的大不幸，学者将严肃问题娱乐化则是教育和学术的大不幸。但愿“名人＋屁话”式新闻的大红大紫只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暂时现象，当更多的媒体和公众认识到它的危害后，会主动摒弃之。 （窦含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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