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没了，前途黯淡？――14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负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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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一大风景——可惜并非奇山美水这样的好风景。2003年报名公务员考试的全国有8.9万人，短短7年，即飙升为今年的140万，上升了16倍之多，这差不多就是一幅乱景。此等乱景至少折射出三类问题。

　　

首先，它折射的是中国权利机构的特别存在。权力写为权利并非笔误。有时候我会想，对于中国积极庞大而繁复的公权力结构而言，权利二字真的需要新解。我的新解是：何为权利？权利即权力之红利。因为中国的权力之红利实在是太诱人了，而且已经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中国的权力者们比如一位处长或者一位科长甚至一位股长，他们的红利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大。究竟有多多与多大，我也说不清。我能证明的是：中国的住房问题如此令千百万人揪心，中国的蜗居状态如此让中国的形象受损，但中国的权利者们存在住房困难吗？存在蜗居问题吗？不但没有困难，绝不蜗居而且一定不会只有一套住房。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如果只有一套住房那不太丢人了吗！中国的教育现状同样令社会不满，种种弊端让炎黄子孙蒙羞，但中国的各类官员包括最底层的官员，他们的子女存在上学困难吗？他们的小孩儿可能找不到幼儿园吗？他们的亲属会为进一所好的幼儿园搬着铺盖排队三天三夜吗？当然还有医疗问题，中国人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丑陋话题，但中国的官员包括最低层的官员，他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他们担心看病难，害怕看病贵吗？这样的担心与害怕半点也无。中国的上次医改之所以弄成那样的怪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官员们享尽了一切优惠医疗的好处而没有尝到过半点中国医疗的痛苦。这且不算，中国官员的权力红利尤其表现在市场行为上。中国各类官员的经济权力之大，在所谓封建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可想象的，在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准许想象的。以现行的权力格局嫁接于发展迅速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官员们实在是肥沃的过于幸福了。他们所管的钱，所用的钱是任何一个古代皇帝都梦想不到的，是计划经济时期任何一位权威人士都想象不出的，也是发达国家的官员们望尘莫及的。别的且不言，只说出国这一项，发达国家的处长、科长、股长们有那么多出国机会吗？他们想出国有那么巨大的经费做支撑吗？他们可以假改革开放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吗？他们可能慷纳税人之慨尽情与国外政要交朋友吗？我以为，一样也不能。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一家小报上有一副漫画，是爸爸教训不求上进的孩子的。这位爸爸厉声训斥道：再这样下去，将来让你当公务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也有过类似的报道，大意也是父母教育孩子说：再不长进，将来就该去做公务员了。我不是鄙视公务员，我是说，依世界之常理，历史之正经，公务员应该是稳定的职业，但绝不应该是红利的职业；公务员应该是踏实的职业，但绝不应该是政绩的职业；公务员应该是守候权力的职业，但绝不应该是滥用权力的职业。最好的文明存在方式理应是：守权的人无权！最坏的文明存在方式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其次，它折射的是中国大陆青年人创业与发展机会的缺失。

　　

对140万人报考公务员这件事，据说新加坡媒体也有强烈反应。其中一个观点是对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担心。他们认为青年人热衷于报考性质稳定的职业而不是积极追求具有风险性的发展机会，也许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隐忧。换句话说，这样的职业与价值追求代表的是一种保守心理。对这种隐忧至少我是不赞成。中国140万青年人争相报考公务员，不是他们没抱负、没理想、没追求或者没有创业精神与探索精神，而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机会留给青年人的机会非常之少。因为没有机会，结果导致保守。

　　

这里实际上牵扯到一个活力问题。而活力问题很复杂，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它。

　　

第一，人的活力与社会活力。其实人类就其本能而言就是先天具有活力的。更放大些说，不仅人类，任何一个物种，就其本能而言，都是具有活力的，因为他们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说通俗些，吃饭必然会创造活力，生儿育女更会创造活力。但人类文明的一大遗憾是人的活力往往与社会的活力不相恰切，不相匹配。人原本是应该有活力的，但一个不恰当的体制会阻碍甚至扼杀这活力。长此以往，活力没了。鲁迅写过一篇小说《闰土》。闰土的幼年是一个多么具有活力的孩子，然而人到中年，他身上的活力死了。闰土的儿子依然是一个充满鲜活能量的少年，但他身上的活力是生是死，是委顿是放大，鲁迅深表怀疑。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闰土的时代，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定大为光火，会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现状就是一个能让每一个青年都充分展示活力的现状，那么我想这样的理念一定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所不能同意的甚至要痛加唾弃的。

　　

第二，活力性增长与权力性增长。这一二十年我们很多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增长二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长的快，然而增长与增长其实有性质差别。一种增长属于活力性增长，即人的创造性潜能，起码生存性潜能被释放出来了，这样的增长中国确实有过，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政策与特区实验，等等。这样的增长具有鲜明的活力性特征。另一种增长则属于权力性增长。最极端的例证乃是计划经济下的增长。最极端的表现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如果我们翻看1976年以前的年增长速度与数字，相信是会大开眼界的。至少数字上表现出来的都是惊人的快速发展，增长两位数简直就是稀松平常，根本不在话下。但是其结果呢？结果是跃进之后必定饥饿，数字越大越是贫穷。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水分极大，负的也能说成正的。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权力性增长的数字完全是真实的，它的性质也大半是负面的。计划经济时代似乎过去了，但权力性增长依然阴魂未散。看这两年的情况尤其如此。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家拨款4万亿，连带资金17万亿，其中很大一部分依我的看法就属于权力性增长。因为它不是市场化的，它的资金分配既不是市场化的，它的社会表现也不是市场化的，其中很多项目都成为了垄断的助推器或者成为了表现政绩工程的强大杠杆。凡此种种，都是社会性活力剧减而留给青年人的机会同样越来越少。

　　

第三，自由活力与垄断活力。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发展机会与社会活力的存在，大体上都与改革有关，与公平有关，与自由有关，即：改革可以释放活力，公平可以释放活力，自由尤其能释放活力。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相反的，垄断正是活力的死敌。而目前的中国，不仅存在企业垄断，而且存在体制垄断，尤其存在政府垄断。企业垄断当然是如同央企那样的大企业的市场垄断与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很显然破碎了千百万中小企业与创业者的美好理想，使他们的多少追求与奋斗尽皆化为泡影。9月份，我曾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老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VS中石油们，谁是赢家》，那文章是因看《公司的力量》有感而发。老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在彼时的美国不但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发展的非常好。它的一个标志就是油价越来越低，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老洛克菲勒的一句名言是：我们不但要让每一个穷人用得起油，而且用好油。但是因为它在全盛期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就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分解。其实，老洛克菲勒的垄断水平比起我们中石油、中石化来也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这让我们很多中国同胞觉得美国政府实在胆小，而且很不开眼，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给肢解了呢？但是，历史证明美国法院的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对了。如果一个公司它用300万人就可以生产出我们7亿人所生产的物品，我们能不能允许它存在，回答是：不能。因为它剥夺了7亿人的创业机会甚至生存机会。体制性垄断表现更多。让我很受刺激的一个例子是李连杰的壹基金居然都挺不下去了。壹基金的设计方案非常优秀；壹基金的运作方式特别具有可操作性；而壹基金的创立者李连杰又是那么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级明星。这么好的创意，这么好的方案，这么切中社会需要的善举以及具有这么广泛影响的人物都在中国大陆办不下去一个壹基金，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这启示就是现行的体制设计太霸道了！当然还有公权力的垄断。为了刺激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说中国高层确实大费脑筋，想出了种种办法，遗憾的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办法而且是世界通用屡试不爽的方法，他们不愿意采用。那就是减税，给中小企业降低税率，给个税公平合理的大幅度提高起征点。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却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为什么？因为政府对自己的钱袋子比天还大。所以我要说：“民穷国富不是一个好消息”。不仅不是一个好消息，它还树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坏范式，这个范式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当然，垄断还有许多派生物，如关系垄断、江湖垄断、金钱垄断等等。垄断如此之多，让青年人怎么办？干脆，就去报考公务员好了........

 

 

 

 

 再次，它折射的是中国大陆青年人对择业之路的侥幸、焦虑与无奈。
　　
　　 140万人报考，10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这样的数字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幸而吉尼斯世界纪录没有收录此等内容，如果收录的话，我们是稳上这个记录的。对于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有两点是让我们特别难以理解的。
　　其一，公务员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职业选择。公务员当然很重要，这工作不能说它不好，而且就全世界而言除去一些动乱不堪的国家，公务员显然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选择。因为它稳定、安全、少风险、有保障。但因为它自身性质的原因，这是一种需要专业但不特别需要智慧的职业；是一种需要规范，旦不需要创造的职业；是一种中规中矩、科层严谨，但不需要想象力和非常规做法的职业。想当初，陈毅元帅出任外长，向周恩来总理请教外交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周恩来指点他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身为外长都要明确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作为整个文官体系的职业构成，其工作性质与工作状况如何可想而知。西方人对公务员的要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无过即是功，这和对政务官的要求恰成鲜明对照，政务官的标准是：无功即是过。由此可知，文官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但绝非一个可以充分发挥青年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系统。如果这种本当没有魅力却产生意外魅力，那就说明或者是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个社会的心里出了问题。在我们中国大陆，没有听说要建立严格科层制的文官系统，但也没有听说永远不建立这样的系统。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中国的官员太多了，种类太复杂了，想把他们统统纳入文官系统肯定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但依照毛式逻辑的三段式表达，凡现代人类都必定会建立文官系统，这是大前提；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当代人类的一部分，这是小前提；结论是我们也必须建立文官系统。用我所信奉的说法，这个就叫文明必在律。
　　
　　 另一方面，140万人报考公务员，是需要付出巨大劳动的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表达，其成本自然也是非常沉重。而其录取率如此之低，平均只有百分之一，一些热门岗位然达到千分之一甚至几千分之一。当然我听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裸考，不复习直接上考场，裸考的比例有多大，未见统计。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是用工的，认真的，花费心思的，做出种种努力的。以这样的付出，去参加这样希望渺茫的考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生缺少必要的生活常识吗？是这140万人都头脑发热吗？是因为他们把公务员考试错当成了圣诞节吗？显然都不是。以常理论，青年人是应该最具梦想的年龄。在人类所有美好词汇中，梦想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汇，可惜的是，在我们当代人数众多的青年人中，梦想已经远离他们而去。不但梦想远离他们而去，连希望都远离他们而去；不但希望远离他们而去，连自信都远离他们而去。我见过不少年轻人，他们对那些所谓励志书往往嗤之以鼻，他们会反问，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自信？中国模式给了我们这些吗？中国经济多年保持两位数发展，给了我们这些吗？中国所谓的法制环境，给了我们这些吗？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状况，给了我们这些吗？中国当下的现实，给了我们这些吗？没有！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的录取几率需要在这些青年人心中，梦想希望与自信已经日渐淡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侥幸、焦虑与无奈。而且这三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混合而成。一时间是侥幸，一时间是焦虑，一时间是无奈。侥幸不成，转化为焦虑；焦虑无法宣泄又转化为无奈。我的一个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他的期待是希望有一滴幸福的雨点，能落在自己头上。这就是侥幸，但我不忍心打击他的侥幸，实际上，中国人都明白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关系和渠道在，那幸福的雨点怎么能落在你头上呢？就是这雨点真的长了眼睛，也会被别有所长的人中途截取。我以为，这样庞大的队伍报考公务员，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日益丧失梦想、希望与自信的状况又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在青年人心目当中，来回滚动的，侥幸焦虑与无奈更加不是一个好消息。鲁迅先生曾说：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我真的不希望他们爆发，当然更不希望他们精神上的死亡。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以我的亲身经验，我以为现代青年尤其是80后青年，他们的心胸其实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大；他们的意志其实比我们理解的要硬；他们的性格，其实比我们理解的要韧；他们的形象、追求与认同，其实比我们理解的要酷。就我所带的几个研究生而言，他们个个都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择业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要导师提供帮助。作为一介书生，我自知没有能力给他们以帮助，我所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批判这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但我始终相信，这一代人一定会比我们做得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