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修炼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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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之道”，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的原则和处世待人的方法。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中庸”一词承载着世人对处世原则的恪守降临在两界凡宇。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然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甚至几乎忘却有关。 

 

  1、中庸之道概述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手持两端，就是最激进和最保守的意见都要顾及到，然后达到不偏不倚的最佳效果。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2、尚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中，就是要人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要偏激，保持一颗平常心，人心才会平稳，社会才会稳定。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中，就是做平民不要低三下四，为官不要专横跋扈；中，就是做人要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中，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3、时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传）。也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4、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游戏规则。 

 

  同时，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 

 

  5、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6、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但是，他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当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冷落、出尔反尔和种种不公，曾国藩一忍再忍，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贪婪无度而又加害于他的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或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剑而起势不两立。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抟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有整体的绚烂，总能启动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 

 

  7、诚信为本——至诚诚己，厚德载物 

 

  《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与天地并列为三，说明是人的思想品德智能的无比高尚。这种无比高尚的境界是逐步达到的，而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至诚”，因为只有至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天性，也就是天地无私之性，能尽自己之性就能尽他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就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就能参与天地化育。当然这仅是作者的推理，不一定全是事实，作者据此立论而已，但它说明了至诚的作用过程。 

 

  “诚人”必先“诚己”，就是说，要想让别人“诚”，必须自己先做到“诚”，而且永远做到“诚”。《中庸》接着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随着“诚”的不断深化，随着“成物”的不断扩大，诚的主体的道德修养也日益增进，由博而厚，由博厚而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于是“与天地参”的境界达到了，也就是《易经》乾坤二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风度和魅力所在。 

 

  8、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那么，诚的修养主要有哪些过程呢?《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无不可至了。这就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致中和”，只要有心，功夫不愧有心人，功到自然成。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幸好孟子及时出现，以他的言行做为“择善固执”的见证。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都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指认定目标不予放弃，坚持不懈。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必将处事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对敌人讲“诚”。李鸿章早年也是一条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例如，他曾因为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不服管制而除其军权。面对外国列强，李鸿章疾呼：“吾辈如果不迅速求富求强，那么中国将以什么来自立呢！” 

 

  李鸿章之所以后来越活越窝囊，主要是因为他误信了曾国藩的一席话。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曾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欣然接受，此后与洋人交往无不以“诚”字当先。 

 

  心误导致政误。李鸿章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 

 

  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既不退缩，也不辩驳，因为他认定这是必要的妥协。因为不能“从善如流”，他由“择善固执”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9、见机行事，实事求是——认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