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过后：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好文转载)

中国史学家习惯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8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该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正是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孤立地区的文明才开始才全球范围互相影响；人类文明史才开始真正地全球化。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史学家最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东方主宰世界？因为近代史开始时，西方的困顿和东方的富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东方万年不倒翁的中华帝国，在西人眼中无异神话中的天堂。那时威尼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在西欧家喻户晓，他笔下的中华帝国地大物博，国泰民安，臣民身居大厦，衣着锦绣，地面生长着名花异卉和丁香、八角、肉桂、豆蔻等西方上流社会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高级调味品；地下则遍布黄金百银等西人梦寐以求的贵金属……

    十二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述了基督教世界的自卑情绪，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仅限于西欧。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自卑怯懦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勇武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

    三百年后，当英国远征军（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踏上充满神圣华贵色彩的中华帝国时，竟然被看到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英明体面的国度，而是一个近乎白痴般的民族。两千五百名远征军进入国土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天朝大国”，就象在自家的庭院散步一样，如入无人之境。当远征军和中国军团进行第一次大决战时，中国军团司令杨芳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认为那是一种妖术；于是在广州城搜集大量的猪羊狗血和粪便等臭烘烘的污秽之物，命令每个临战的士兵揣上一盆，迎着对方射来的炮弹泼出去……英军果然停止了射击，一个个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看稀奇的热情远远压过战斗的热情。他们发现自己在同一群白痴或神经不正常的军队作战。


    中国和西欧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地理位置有不少共同之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比西欧要高出很多，中国给西欧输出了不少文明成果，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中国传给他们的。至于丝稠和瓷器等奢侈品，西方的上流人士几千年来都仰仗中国的供给。相比之下，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欧进口任何东西。近代史开始后，按理应该是东方的中国而不是西欧对世界施加更大的影响。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不是中国也不是比中国落后但比西方先进的伊斯兰世界，而是最为落后的西欧主宰了今天已知的世界。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

    中国人也许会说：西欧的地理位置帮了他们的忙。西欧离美洲较之中国离美洲要近好几倍，正是和美洲距离较近的缘故，使西欧人率先发现并控制了新大陆，并利用新大陆的丰富资源来状大自己，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西欧的倾斜。西欧有了强有力的“外援”，才能在近代史时期后来居上。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把西欧人和中国人的居住的地理位置调换一下，让中国人住在西欧，中国人能否比西欧人率先发现美洲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人就算居住的地理位置变了，社会制度也不会相应改变，在西欧和在东亚一样照旧闭关锁国，政府一样禁止中国人制造远洋船只，禁止中国人擅自走出国门；不可能允许中国的探险家（如果有的话）进行远洋探险；更不可能象西班牙国王伊萨贝尔一样用自己的财产资助哥伦布进行命运不可知的冒险航行。就算碰上了空前的好运气，季风把某支船队吹到了美洲（撞上如此好运的概率几乎等于零），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中国政府能否发利用发现的成果，象西欧人一样控制美洲，利用美洲的资源状大自己的力量，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南洋的中国人命运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国人早在十一世纪就自发移居南洋（西欧所渴望的香料原产地；西欧人早期进行远洋探险，向外扩张的原动机就是获取香料并控制香料贸易）；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后移居的规模更大。中国人在南洋辛勤拓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逐步主宰了南洋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当西班牙人成了菲律宾的主人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从来也没有中国人那样多。1603 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高达两万人，西班牙人则只有中国人一半的数目。主人的数量少于“外人”，主人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为了消除这种不快，西班牙人无端对马尼拉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对中国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在本国（菲律宾当时属于西班牙的一部分）无端屠杀外国平民并非只有西班牙一家，受害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一家，十九世纪末的的清政府也曾利用义和团的暴民屠杀居住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但外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去拯救处在危险中的本国侨民，并对中国实施惩罚战争。中国政府对类似事件的反应正好与西欧相反：当西班牙人对马尼拉中国人实施大屠杀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大叫杀得好，并宣称海外子孙是中华帝国的叛逆，不受中国政府的保护。当时中国离菲律宾的距离比西班牙离菲律宾要近好几倍，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也不在西班牙之下，如实施武力干预应该能够阻止西班牙人的暴行；就算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也应在外交辞令上象征性地抗议一下，最起码也不能作西班牙的帮凶。西班牙人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把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作为一项国策；中国人每超过一定的数目就把大屠杀继续一次，类似的大屠杀前后一共进行了三次，几十万无辜的中国平民痛哭无告，象剥光了衣服的弃儿一样任人宰割。假设中国人发现了美洲，政府是不可能进行有组织地殖民的。中国人自发移居过去，其命运肯定不会比南洋的中国人更好。

    世界近代史出人意料的发展趋向：是困顿的西方而不是富庶的东方成了近代世界的主宰。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要阐述的几点也许是造成这一反常结果的主要原因。


一、基督教的扩张主义


    欧洲走上征服世界的旅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流行东方的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主宰西欧的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早期的欧洲为抵抗形形色色的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在创伤中逐步恢复了元气，实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为了较为长久地摆脱被征服的恶梦，西欧对外部的敌对势力（现存的或潜在的）采取进攻态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反征服战争。中世纪后期一连串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企图向外扩张，化被动为主动的早期尝试。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了，但伊比利亚半岛的 “十字军”却成功地把穆斯林入侵者逐出了西欧，拔掉了穆斯林帝国侵犯西欧的桥头堡。西北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则成攻地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的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十字军远征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除了想到达传说中神话般的国度――印度和中国谋取黄金和香料外；部分也是出于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亚欧大陆的东端有一些敏华富庶的大国；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欧洲人希望这些国家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因此，西欧的传教士总是紧跟在远征军之后，积极向被征服的地区居民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也因此一再地被扭曲；中国人就一再地把他们看成是侵略者的“间谍”。

    基督教的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宗教所缺乏的。诚然，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地国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情况下，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也许是世界上最最淡漠的，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宗教也是最最宽容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宗教上互相容 忍的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同时又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自由传播耿耿于怀。

    和基督教的扩张和好战精神不同，在中国流行的儒教和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忍让和知足常乐的精神的教义中随处可见……

    正是基督教义中的扩张主义和好战精神，使西方的基督徒率先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二、面向大海的开阔胸怀

    我在研究中国史和欧洲史时，对欧洲和中国的差别留下了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欧洲国家大多是忘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多半亡于自已人之手。这点可以解释中国人不团结好内斗缺乏民族内聚力的原因。二是欧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典时代就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海战也是对外战争的主要战场；古代中国虽然也有所谓的 “水师”，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战在战争中也无足轻重……

    和有着强烈“土地情结”（传统中国人的“土地”意义仅限于陆地）的中国人相比，西洋人对“海”的感情也是不可思拟的。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得胜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大片国土没有兴趣；而对珠江口的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蛮海小岛――“香港岛”情有独钟，令中国人大感意外（也令失败的清政府如释重负，他们以为英军会开出“天价”）。

    西欧人的“大海情结”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希腊和罗马则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国家，都曾仰仗地中海提供的便利水上通道和外界通商成长壮大；并从海路进攻经济军事对手成为超级强国。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目光一直盯着大海，不断地做着从海上找出路，摆脱被围困被攻击局面的“海洋梦”。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成了“黑暗世界”，除了应付来自东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入侵外；还得面对从海上前来的“维金人”的入侵。因此欧洲的敌人不仅来自陆上，且更多地来自海上。正因为敌人来自海上，欧洲人才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大海，直到他们的眼睛成了和大海一样的颜色――蓝色。

    中国虽然有着极为漫长的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公里）；但中国面临的大海是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大洋――“太平洋”。和地中海相比，太平洋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价值要低得多。太平洋因为过于辽阔的缘故，在远洋舰船发明之前是无法横渡的，不但不能提供交通上的便利，相反是对外交通上的一个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古时的太平洋对中国的商业经济无多大益处。太平洋上和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要么微不足道（如琉球）；要么是中国的 “学生”(如日本），对中国的“敬意”多于“敌意”，对中国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敌人主要来自陆上，很少来自海上（十五世纪日本倭寇的短期骚扰是个例外）。正因为如此，海洋对中国既无多大益处也无多大害处，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足轻重。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地紧密相连的，中国输出文明的“丝绸之路”也是陆地上的通道。正因为陆地对中华    文明的作用比海洋大得多，中国人才把眼光转向内陆，目不转睛地盯着黄色的土地，直到皮肤染上了土地的颜色――黄色。

   地球上的海洋比陆地要大得多；海洋也没有象陆地那样阻隔视线的山川屏障。西欧人面向大海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的眼光变得远大，心胸变得开阔，血液中涨满了积极上进的骚动，永远也不满足现状，永远都在梦想从茫茫大海中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神话般国度的新航线。


三、新的科学视野

    近代史上同样令人困惑的又一个问题是：西欧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几乎每个臣民都是基督教徒；可他们重视科学，对科学的迷恋和对宗教的迷恋一样强烈。两种互相否定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是中国人至死都无法理解的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极为淡漠，只要被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可以随时信奉一种宗教，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随时舍弃另一种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宗教已贬职为国人追求眼前利益的工具。一个如此漠视宗教的民族，居然也同样地漠视宗教的否定对象――科学。西欧人笃信宗教但不迷信；中国人漠视宗教但又极为迷信。西洋人信上帝但不信鬼神；中国人心中没有上帝，却有数不清的鬼神。西洋人信上帝也信科学；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信科学。如此异乎寻常的怪现象，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中世纪末期，西欧人在热诚地信奉上帝的同时，一个全新的科学视野也展现在他们面前。与海外扩张至为重要的地理学知识，这时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地心说”虽然依旧没有受到挑战；但“地圆说”也日益为越来越多地欧洲人所信奉。不少地理学家在“地圆说”的基础上绘出了一张又一张臆想中的“世界地图”，在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极大帮助的同时，也因为荒谬的错谔误导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哥伦布就是被一张把地球直径缩小了几十倍的地图的鼓舞，错误地认为分割欧洲和中国的海洋不到3000哩，才敢于一直向西航行的）。到了十五世纪后半期，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的公民大多相信地球是圆的，从自已居住的地方向一个方向前进可以回到当初出发的地点。

    和欧洲人相比，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理学知识则可怜到近乎白痴般的程度。这时中国人的天文地理知识仍停留在三千年的水准上。中国人深信宇宙分为三大层：最上面的一层是天堂，是神仙居住的一个极为美好的地方，只有极少数德高望重的君子死后才能升入天堂；中间的一层则是凡人居住的人间；最下的一层是地狱，是由阎罗王统治的鬼神栖身的所在，作恶的人死后会下地狱受到残酷的折磨……每一大层又可细分为许多小层，如地狱可分为十八层，越往下越恐怖，作恶越多的人坠入的层次越低；天堂则分为三十三层，越往上越美好，道行越高的人占据的层次越高。至于我们人间，则分为四个大洲，上面由四根大柱子支撑的象锅盖一样的“天”覆盖着，中国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

    不仅仅是天文地理知识，在其它科学领域，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也比中国人高出好几个水准。如医学领域，中国人继续用“阴阳五行”学说和野生动植物治病的同时，西欧人已发现了血液循环，发现了“心脏”的“动力”作用和大脑的“思维”作用，从而把“心”和“脑”的作用分开。中国人则继续把“心脏”当成“思维”器管。西欧人不仅用野生的动植物治病，还人工合成了许多药物，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化学”的进展。中国人在“化学”方面的知识比西欧人落后得更远，仅有的一点可怜的化学知识用于为帝王练制“长生不老”的“仙丹”（其实是一种毒药，因为仙丹含有剧毒的铅和汞）。西欧人还发现了“维生素”的作用，知道远洋航行时易患的疾病――“坏血病”是因为缺少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在新鲜蔬菜里含量很高，从而进一步发明了食物保鲜术，并在出海前储存尽可能足够的蔬菜。

    正是基于科学知识的这种极为悬殊的差别，使哥伦布，麦哲仑等航海家敢于迈开大步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海洋进军。中国人则不敢踏出国门一步，哪怕是一小步。


四、实用技术的优势

    与轻视科学相呼应的，中国人对实用技术的轻视要更深一层。实用技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拥有知识的学者在实验室或较为体面的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成果，不用从事与学者的高贵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实用技术则离不开体力劳动，有时甚至是繁重和低贱的体力活。十八世纪“技术革命”（中国史学家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不是纺织工就是钟表匠，极少是脱离体力劳动的体面人物。因此实用技术和体力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只有为生活所迫且被排斥在体面职业（官僚、吏佐、僧、道、医、师）之处的下等人（农民、工匠）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体力劳动，并且终生都在企图摆脱体力劳动。因何会如此，这要从主宰中国正统思想界的儒教里寻找原因。儒教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儒教的创始人孔夫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体力劳动当成低贱下等人的职业，上等人干体力活则是自轻自贱或离经叛道。中国人轻视体力劳动的后果，就是与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在慢长的中世纪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两千年前是肩挑背扛，两千年后依旧是人粪肥田。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士远离体力劳动，人类的智力成果就无法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实用技术不能吸收智力成果，自然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可只有西欧人才利用四大发明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除了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是极为有限的：火药更多地用于制造驱除鬼神和制造热闹气氛的鞭炮；指南针用于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活字印刷则从来也没有运用于实际。这种消极有害的作风一直持续到今天，有头脑的中国人每年发明了成百上千的专利，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专利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美国的比例则是十分之九。

    和儒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督教不但不轻视体力活，还讴歌赞美生产劳动，认为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信徒的灵魂升入天堂。从而鼓舞了欧洲有教养有知识的上层人士走向作坊和田间，去从事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体力活，并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体力劳动一旦和人类的智能成果相结合，实用技术就有了长足的进展。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最突出的是以风力和水力等“非人力”动力资源的广泛应用，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在西欧虽非全部但也大部代替了人力。中国的磨坊和锯木厂则依旧使用人力或畜力，水磨和风磨是难得一见的怪物。治炼金属用的大风厢，中国人靠几个工人挥汗如雨的拉动，西欧则用水力和风力拉动。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中国虽然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但西欧人开挖了数量更多的运河，且实用价值比中国的运河要大得多。西欧的运河不但提供运输的便利，还为磨坊、锯木厂等耗能大的作坊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资源。

    与作业上的技术进步相适应，西欧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海船的吨位有了成倍的增长，船只的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中国发明的磁罗盘，这时已广泛地在远洋船舰上装备，从而使远洋航行不至迷失方向。航海地图也被广泛地绘制，绘制的地中海航海图已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在海军装备方面，西欧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步。近代以前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古罗马的战舰就为此专门设置了一种“吊桥”，在靠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咬”住敌船，然后水军从吊桥上冲过去……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只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技术上的惊人进步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有能力走出国门，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然后进一步夺取并控制大洋周边的古老国家，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五、开放的政治体制

    1405年，一支亘古未有的庞大舰队从中国东海岸的刘家港出发，横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

    舰队由62艘大海船组成。棋舰长444英尺，宽180英尺，是名幅其实的庞然大物。

    62艘战舰装载了28000名海军陆战队（中国古时的水军只限于乘船去攻取陆地上的目标，不象西方那样主要是夺取敌方的船船），是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无敌舰队”。

    与这个辉煌壮观的武装力量不相称的是：舰队司令是一位宫廷太监――“三保太监”郑和，一个在普通中国人眼中连女人都不如的男人。从这点可以透视中国政体中的某些反文明的因素。

    “无敌舰敌”在印度洋上攻城略地，耀武扬威，尽情地展现“天朝大国”的富庶和强大。与之相遇的阿拉伯舰船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因为敬畏而远远地躲开……

另外一个与文明不相称的现象是：“无敌舰队”返航时带回的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而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奢侈品。结果无敌舰队不但不能象西欧的远洋舰船那样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巨额财富，相反成为国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无敌舰队的任务也不是为国家拓展领土和获取财富，而是出于 “炫耀”和“寻访失踪的皇帝”（明帝国的二任帝朱允火文）等“下三滥”的动机。

    1433年，远在北京紫禁城的中国元首遥远的颁下一道敕令，命令“无敌舰队”限期返航，“无敌舰队”基于视野日益开阔的缘故，对远洋探险等最初目的不相符的目标越来越有兴趣。这正是中国的皇帝所担忧的，每个王朝的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几百年地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有意“愚民”的结果（中国的大多数皇帝能力平平，可在没有多少见识的国民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都是很有能力的）。如果“无敌舰队”在炫耀皇帝文治武功的同时开阔了水兵的视野，增长了水军的智慧，皇帝就会不要这种“炫耀”，因为臣民的智慧增长会动摇王朝的根基。

    “无敌舰队”返航后，在皇帝的勒令下解散，大型的舰船被拆毁，同时禁止帝国制造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大海船。后来的皇帝还下过这样一道敕令：

    “一片木板也不许下海！”

    中国人就这样把辽阔的海洋让给了没有任何竞争力的西洋人。不过这种“让”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无知”。

半个世纪过后，葡萄牙的远洋探险家达.伽马率领只有三艘三桅帆船的“远洋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达.伽马的小棋舰“圣玛利亚号”长120英尺，宽 25英尺。另两艘舰船“平塔号”和“尼娜号”比“圣玛利亚号”还要小一倍。和郑和统率的“无敌舰队”相比，达.伽玛的舰队就象巨人脚下的一只蚂蚁。

    如果郑和的“无敌舰队”不从印度洋上撤退，两支舰队将在印度洋上相遇。达.伽玛会百分之百地成为阶下囚。然后，中国舰队会利用达.伽玛的船员作向导，继续向西航行进入大西洋。然后会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那时的欧洲弱而且贫四分五裂，不是大一统中国的对手，中国会很轻易地获胜，并进而控制欧洲，然后，中国会进一步地征服世界……

    十五世纪中国的非凡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把在现代文明中起重大作用的辽阔海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使中国错过了一次能够主宰世界的巨大机会。中国人因何会作出如此其蠢无比的怪事，要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去找原因。中国的专制体制到了明王朝时期日趋封闭保守，整个社会缺乏生机，更缺乏挑战，就象一架快要停摆的老钟迈着虚弱的步子，却拒绝任何人给它上发条。这时的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稳定和维持现状成了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象远洋探险之类的不安分举动，在中国要想得到社会的肯定，要想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因此，欧洲的政治体制是理性开放的，这种体制有利于远洋探险等积极向上的人和事，有利于欧洲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并进而征服世界。


六、社会意识领域的重商主义

    从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支配地位，几千年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正因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在“重农”上下功夫。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商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沦为被打击被抑制的对象（也许宋王朝是个例外）。“重农抑商”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一来中国以儒教立国，儒教是轻视商业的，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商业则只能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总量，因此也无益于国家的富强。商人则是靠投机取巧夺人财富的奸滑之徒，是社会上最卑劣也最不可信的阶层。二来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配套比较齐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国民的生活必需品国内都能够供给；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物资也能自给有余。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任何东西，商人的地位也因此更加无足轻重。

    和中国相比，西欧诸国则没有中国政府那样的自信。西欧的国家面积都不大，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因为国小的缘故，物种的数量也不多，自然资源残缺不全，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源绝大多数不能自给，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商品进口相适应，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变得举足轻重。因此西欧的国家大多以商业立国，商业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商人也成为社会上较为体面的阶层。和农业相比，商业积极进取的成分要多得多。商品生产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以商业立国的西欧诸国也就格外渴望去国外为自己的商品寻找这两样东西。这种渴望逐渐积累成一股向外扩张地强大冲力。占据香料产地，垄断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可致厚利的东方物品的世界贸易，并在垄断贸易中夺取世界财富，就是早期西欧的远洋探险家最为直接的目的。

    中世纪末期，西方的商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银行业在意大利半岛如雨后春笋，金融贵族不断涌现,使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得以积累起来用于商业投资。而中国则直到十九世纪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只有职能极为有限的“钱庄”）。货币也作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商人出行时不用象同时代的中国商人那样随身带着限制机动又容易招致土匪注意的笨重银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形形色色合股公司的兴起。投资者把拥有的有限资金集中在一起，形成更大的资金，十分有利于商业竞争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远洋探险。欧洲的对外扩张在十六世纪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

    正是商业的进展，使西欧有条件从事投资巨大且充满风险的远洋探险，并进而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


七、没有历史包袱的全新文明

    欧洲文明的前身是古西腊罗马文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限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罗马文明在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沉寂，并最终归于消亡。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组建的欧洲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基本上没有相承关系，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文明也最不受过去文明影响和制约的全新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没有背负任何历史包袱，得以在世纪大转折时期轻装上路，充满生机活力，风尘赴赴地走在世界诸文明的前列。

    中华文明在过去的五千年间一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无序，王朝更迭频繁，但中华文明则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或变更。一个王朝在血腥中倒下后，中华文明并没有随之消亡，依旧在中国社会顽强地延续着。等到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王朝几乎完全照搬前王朝的文明样式，只是在形式上作些小小的修补。正是因为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使中华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现存世界上最最古老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性，使中华文明最缺乏变通，最不适应新生事物。近代中国人在庆幸终于保住了文明遗产的同时，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步履蹒跚地参与新世界的竞争，在轻装机动的西洋人面前，处处被动挨打。

    古老的中华文明就象一幢用泥土筑成的老房子，后世的中国子孙只限于在老房子上修修补补，现代中国人也只限于在土墙上糊上一层“水泥”……西欧人则从根基上拆除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老房子，在废墟上建起钢筋水泥为骨架的摩天大楼……中国人也想建造一幢现代化的新大厦，可面对那幢老房子，一者是出于感情上的怀旧；二者是怕麻烦；三者是求稳定怕出乱子，最终还是选择在老房子的基础上修补日益增大的缺口。如果中国人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建筑的废墟，一样会象西欧人那样建起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最后的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诸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十五世纪的西欧就象一个融汇了新的科学发明的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且靠借贷运转，甚至仍在亏损；但企业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必将成为资产雄厚且利润丰厚的大企业。东方的中国则象一个过了全盛期的大企业，虽然眼下仍在大把大把地赚钱，可前景是灰暗的，制度上的弊病随处可见，漏洞正在一天天扩大，“软损伤”达到了致命的程度，最终将被后起的新企业所取代。

    在上述境况下，西方代替东方主宰世界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