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兄弟,1863年老罗斯柴尔德生长在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金融业空前繁荣的时代,全新的金融实践和思想从荷兰和英国向全欧洲辐射开来。随着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一个远较过去复杂得多的金钱的概念和实践被一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银行家创造出来。
在17世纪的100年中,金钱的概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694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人类历史上银行发行的纸币量第一次超过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对铁路、矿山、造船、机械、纺织、军工、能源等新兴行业空前巨大的融资需求,与传统金匠银行的古老低效和极为有限的融资能力之间产生了日益强烈的矛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新兴银行家,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全面主导了现代金融业的历史走向,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则不得不或毫无知觉地被这种制度所决定。
1625年以来的两次内战和政局动荡使英国国库空虚,1689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国(由于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才得到的王位)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他与法王路易十四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得威廉一世四处求钱,几近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时,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为首的银行家向国王提出一个从荷兰学来的新概念:建立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来为国王庞大的开支进行融资。
这家私有银行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现金作为政府的“永久债务”(Perpetual 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费为4 000英镑,这样每年政府只要花10万英镑就可以立刻筹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本钱!当然政府还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那就是允许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
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匠银行家(Goldsmith Banker)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其实就是储户存放在金匠那里保管的金币的收据。由于携带大量金币非常不便,大家就开始用金币的收据进行交易,然后再从金匠那里兑换相应的金币。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没必要总是到金匠那里存取金币,后来这些收据逐渐成了货币。聪明的金匠银行家们渐渐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发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需要钱的人并收取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息地还清借据上的欠款,金匠银行家们就收回借据再悄悄地销毁,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但利息却稳稳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一个金匠银行的收据流通范围越广,接受程度越高,利润就越大。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流通范围和接受程度,是其他银行远远无法比拟的,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现金股本向社会招募,认购2 000英镑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 330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14人成为银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Royal Charter),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的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基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并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被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 480万英镑。从1685年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 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年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 380万英镑。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对货币更大的需求,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地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支出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果然,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再也没有还清债务,到2005年年底,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了5 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42.8%。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