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卢璐
来源 | 卢璐说 （公众号：lulu_blog)
当代女作家里，严歌苓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了。
或许你没有读过她的书，但《金陵十三钗》《芳华》《归来》……这些电影你肯定看过，或至少有所耳闻，这些加起来有上百亿票房的电影，都改编于她的小说。
她是好莱坞的专业编剧，她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60部，是当代华语世界高产的作家之一，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文艺界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所有女星也都以能与她合作而感到荣幸。
之前，章子怡还专门发微博感谢严歌苓的探班。
严歌苓的作品一直很受大荧幕的青睐，被拍成电视剧，当年由孙俪主演的《小姨多鹤》，基本也是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
严歌苓笔下的女子，都有几分传奇色彩。殊不知，因为她本人的经历，远比小说精彩得多，今天我就想写写女作家，严歌苓。
严歌苓，1958年12月19日出生于上海。还没有满月时，便举家搬到了安徽文联大院，直到十二岁进入部队成为文艺兵。
严歌苓的祖父是留美博士，二十世纪初的博士，而且还有留美的经历，足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显赫的书香门第。
严歌苓的父亲是作家，笔名萧马；母亲是演员。严歌苓身上属于舞台的基因来自于母亲，写作的基因则来自于父亲。
严歌苓曾以其祖父为原型创作《陆犯焉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归来》，以其母亲为原型创作《一个女人的史诗》，都是很有名的著作。
五十年代初，严歌苓的父母因为在同一个歌剧团而相识，当时只有18岁的严母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严歌苓的父亲则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在密切的日常交往中，严母动心了。
严母在帮严父抄书稿时，偷偷在其中夹了一张纸签，大胆地写着：“我要嫁给你！”
后来二人结婚，育有一男一女。父亲对母亲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严歌苓说：“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并很快“习惯了哭闹的父母”。
这也铺就了她对于婚姻的底色——苍凉。
“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
文革刚开始时，严歌苓父亲下放农村劳改，一年没有音讯。严歌苓母亲节衣缩食给严歌苓父亲做油炸小鱼，还坚决不允许孩子吃。
1978年，父亲恢复工作后，决定跟母亲离婚，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
“我妈妈是一个心眼的‘单向思维’，有点轴。她就是爱上一个人吧她就这样爱，这样哼哧哼哧的爱……
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有那么大的一种爱情能量，去爱，去给予，而且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严歌苓和妈妈
这种基因在我身上是蛮强烈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我爱的，我可能会被人家辜负……
作为一个爱的接受体我做不到。我要做，给予他，我觉得这就是我妈妈在我身上活着的那一部分。”
后来，严歌苓对于自己初恋的疯狂，跟其母如出一辙，几乎打开了她悲剧的源头，这个我们在下文会详述。
我之前曾经看到一本心理学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母亲的婚恋观和情感观特别容易对孩子产生影响，尤其是女儿。
女儿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母亲对于另一半言行举止的影响。比如，如果母亲在家里，充当的是“保姆”的角色——包揽全家人的一切家庭事务。
女儿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她会觉得做家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甚至是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对思迪和子觅的教育，非常注重让她们发挥个性。而且一定坚持，我和卢先生必须同时参与家务。即使我在做家庭主妇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真的很有必要，蓬头垢面的妈妈难以教育出精致优雅的公主；低眉顺眼的母亲也难以培养出自尊强大的孩子。
严歌苓的母亲把近乎全部的爱都给了严父，对儿女关爱很不足。严父又因为不爱严母，便把感情都给了孩子。
可以说，严歌苓感受到的父母之爱是偏颇的，甚至是畸形的。
在情感上，严歌苓与父亲更近，“我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同事、朋友、玩伴…小时候画画就是他教的…（他去世之后）再也没有这么懂我作品的人了”。
父亲萧马对她的影响深远，严歌苓甚至说“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
严歌苓自称从小就对成功充满着渴望，“我从四岁时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
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
在那样一个等级分明，“看人下菜碟”的年代里，严歌苓受到的观感冲击应该是很强的。
其实，随着对严歌苓生平的了解，我的感触真的非常多，会想到一系列跟育儿相关的问题。
我周围有不少“创一代”，他们如果不移民，也会选择送孩子出国念书。因为孩子价值观的养成基本是在18岁以前。
在还没有分级的中国社会里，无论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大家都混居在一起，那么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能够感受别人看他的眼光一定是跟看其他孩子不同的。
这种潜意识中的普世评判，可以是一把让你下地狱的刀，也可以是一把把你雕刻成形的刀子。
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写道：“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摆脱做一个平凡的人。”
严歌苓七岁时第一次见到作家萌娘，被萌娘的美丽深深吸引，“七岁的我还不懂气质神韵之类，但我感到在萌娘的美面前，我深深的自卑。”
二十三年后，30岁的严歌苓写散文《自尽而未尽者》，回忆作家萌娘自杀与受辱。
她吞下一百粒安眠药自杀而未遂。在医院抢救几天却连进病房的资格都没有，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走廊过道里。
“她躺的这条走廊每天川流不息着三教九流；医生护士在她身上做各种治疗时，就当她是具标本而毫不顾忌她的尊严、廉耻，将她暴露给好奇的猥亵的无数眼睛。”
“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身子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
严歌苓在她病床边守护了二十一天，就为了帮她守住盖在身上的被单，与找各种理由揭开被单的人们搏斗。
“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严歌苓童年时的成长环境（文联大院）已经具有相当浓厚的艺术氛围，每天都能听到钢琴、小提琴、二胡、琵琶和各种乐器的奏鸣；看到的是楼道里堆积如山的雕塑的毛坯、绘画的草图和各种文学作品的手稿。
严歌苓父母争吵时，还常常夹带文艺人物（有文化的人吵起架来都跟一般人不一样，还能给孩子启发），促使她对这些作品、人物有了兴趣，并在七岁的时候注意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它是个开始，从它，我慢慢走入许多个比父母更加不幸，更丰富，更冲突的情感世界”。
严歌苓读完了父亲珍藏的全部的名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上百次读过这部名著。
她曾经自述：“学校关门，躲在家里的藏书堆是我最大的游戏和唯一的乐趣。”
也许正因为她长期与外国名著为伴，启蒙了她对史诗、壁画、交响乐等产生了特殊的爱好，最后投身长篇小说创作。
所以，即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与并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严歌苓的情感观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有着很好的同理心和判断力，没有丧失人的本性。
但是，母亲痴情的影响，与外国文学情调的共同催化，严歌苓对于情感的敏感与热烈，远超常人。
她在15 岁，与一位军官秘密相爱，用暗号交往，严歌苓更是给他写了上百封情书。
可是，当上级发现苗头，对他们进行查问时，军官出卖了严歌苓，说是严歌苓勾引他。在那样的年代，她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诱惑者，终日面临众人的唾骂与批斗。
她要在众人面前朗读自己用真心写出来的信，被羞辱；然后再公开检讨，群众不满意，重写，再来，深刻检讨，口不对心。
这对于15岁情窦初开的少女而言，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完整纯白的真心，就那样被践踏，被嘲笑，被孤立。
这让严歌苓蒙羞了很多年，三年都没能跳舞。
年纪轻轻就经历了背叛、目睹了人性大恶的她，想过死，却最终活了下来。
1979年，严歌苓去前线，成为战地记者。
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个情节好像有点熟悉？没错，《芳华》算是严歌苓的半自传文。萧穗子和刘峰，就是她死于萌芽的初恋。
作为战地记者到越南采访，“近距离观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
严歌苓心地善良，看不得别人受苦受难，这是促使她退出军队转而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严歌苓的写作中，几乎没有战争题材，可见她也并不愿意去回忆和涂抹。
23岁时，严歌苓以为自己碰到了白马王子。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严歌苓走在楼梯上，一名男子问她：“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这名男子就是李克威，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
与李克威相恋约两年后，两人结婚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两人先后出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
很快，她与李克威离婚，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孤独中。
严歌苓后来也说：“其实我有一个挺大的人生转折，就是离婚。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婚姻，和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就不能够再看到旧物。
看到那时两个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没有办法面对，非常悲痛。我觉得一个人在情感上死亡一次，他从做人和做文这两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事后不少人猜测这段婚姻的结束是源于李克威的出轨，但严歌苓始终不置可否，并与李家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在最近的一期的访谈节目中，严歌苓算是首次，非常委婉地透出了这段婚姻的部分情况。我无意揣测其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因素，但她所提到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
女性在现下这个社会中，一般都是作为审美的客体被挑挑拣拣，我们很难去发现和定义自己的美。正如我前些天发文，谈论女明星因为“胖”被嘲上热搜的问题。
我们慢慢的，都活成了“套子里的人”，用社会普泛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甚至定义自己，最后失去自己。
于是，开始有人去号召女性发现自我价值，学会自我欣赏和自我取悦。那么，矫枉过正的话，完全的叛离真的好吗？
严歌苓的亲身经历，恰巧说明，完全的叛离是不行的。她大度、洒脱、独立，然后遭遇了婚姻的失败。
因为，这不单单是女性意识苏醒的年代，更需要的是全民启蒙。女性无论独立与否，只要她站在审美客体的位置上，就是不行。
她实现了自己，但却让另一半失望了。
30岁的严歌苓，受邀去美国参加文学研讨会，看到了世界，她喜欢那种与不同文化讨论、切磋的感觉。
于是，她决定在美国留学深造。她仅仅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就把英语从只认识ABC的水平，考到超出美国研究生录取线的570分。
她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建系一百多年以来，第一个外国学生，并取得了文学写作的硕士学位。
她还要到餐厅打工，做服务员、看护员来挣生活费。
在给台湾人看孩子时，严歌苓收到了雇主的指责，当时她心里想的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小说也很有名的呀，我还是我们大院第一个万元户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严歌苓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劳伦斯，一位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精通多国语言，甚至包括中国的东北话。
因为是跨国婚姻，FBI隔三差五就上门审查，还对她进行监控。为了让严歌苓能够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劳伦斯放弃了自己前途无量的外交官工作。
如果这不是爱情，又有什么是爱情？上天终于给严歌苓补偿了一段令人钦羡的爱情。
后来政策改变，劳伦斯得以复职，并去了非洲。由于丈夫劳伦斯的外交官身份，严歌苓有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经历，“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作家，是从迁移中获得灵感和力量的作家。”
现在，严歌苓每天坚持在家写作，一到下午三点就停下来，开始化妆，换上漂亮衣服，静候丈夫回家，用心经营着他们的感情。
在一次采访中，闺蜜陈冲取笑她，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而且还是同床共枕的老夫老妻，干嘛要这样。
但严歌苓却有着自己的逻辑，“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
同时，严歌苓也是身材保持最好的女作家之一。不止一个采访过严老师说：看了严歌苓的身材，觉得女人努力起来真的很可怕。
之前还有传言，严歌苓约朋友谈事儿，朋友堵车迟到了，严歌苓就在酒店大堂的地毯上，边做平板支撑边等。
严歌苓曾在小说《天浴》里写过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做个不凑合不打折不便宜不糟糕的好姑娘。
可以看出她在两段婚姻中剧烈的心理转变。
起初的严歌苓，为了保持自身与思想的独立性，抗拒迎合，不做那些普通女人都会做的“俗不可耐”的事，甚至不允许自己有那样的心态和情绪。
但现在的她，虽然不是完全的把自己放在“审美客体”的位置上，才将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但可以看出来，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个很重要。
外形的经营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毕竟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喜欢的。
强大或优秀的女性，很多时候不愿意表现自己脆弱或庸常的一面。这在职场上可以，但在家庭里不行。当你决定接纳那个男人进入你的生命，从此组建家庭，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其中需要平衡。
你应当学会适时的示弱，提出自己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意就是在意，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你爱不爱我”这种烂大街的八点档台词该问的时候还是得问。
否则，男性要不就觉得不受重视，你也没有很需要我；要不就觉得你大度到极致，眼里可以容下沙。
婚姻是一门永远不会结束的选修课。既然选了，那就用心经营、及时止损、适当调整，容貌和性格都是会变的，但守住家庭的心，会指引着你，往好的地方去。
卢璐：有两个女儿的留法服装硕士、作家，新书《和谁走过万水千山》，正在热卖。行走在东西方文化差异裂痕中间的，优雅女性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