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都看过鲁迅这篇文章，在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这是鲁迅众多选文中很普通的一篇。当我们偶尔提及它，或许谈论得更多的反倒是《山海经》。
《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收录在鲁迅一个叫《朝花夕拾》的集子里，而这个集子所收录的文字，相比于鲁迅的其他文章，或也有特殊之处。鲁迅向来以论战性的杂文和批判性的小说著称，而《朝花夕拾》里的散文，虽然也对旧社会的人和事带有揭露调侃讽刺之意，但更多的则是鲁迅自己的怀念，自我的私情。这是他文字上的一次休憩之旅，可以不必过多地直面现实惨淡，在回想与纪念之中，争得一方暂歇的净土。
这样的文字是温情而惬意的。一直以来，为了衬托“投枪与匕首”的锋利，先生为我们摊开了许多黑暗与血腥的场面，但是我们看过了太多这样的鲁迅，他俨然成了一尊冷冰冰的英雄塑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他遥遥地望着我们，苍凉地笑看人间。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恍然之间，都要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鲁迅”这个人，“鲁迅”会不会是某个宣传机构的集体笔名？又或者只是某张传单上偶然为之的暗号？
《朝花夕拾》这个可爱的散文集子，把一位高悬九霄的文学伟人重新拉回了地面，他对他所生活过的院子，花园，家庭，市镇，那些人事物以及那个时代，也可以这样的深情。即便他依然改不了犀利透彻的言语，佯愚暗讽的笔调，但我们也看到了字里行间，先生噙着一点泪，含笑带领我们游历其中，不无自豪地解说一个熊孩子的童年。
一、长妈妈的名字
《阿长与<山海经>》的前两段，是这篇散文的第一部分。按理说，一篇文章的开头当然是非常之重要，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把开头拿来说明一点故事背景，如此便显得滞塞而平淡。此时鲁迅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局。
假设文章的标题叫做《我的女保姆占了我的床》，大概还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可是鲁迅的标题只出现了两个词，《山海经》是当时的人所熟知的，但是“阿长”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是一只猫，一只狗，还是其他的什么呢？就这个单独的文本而言，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必须先解释一下“阿长”。
鲁迅毕竟是文学大家，他的处理简单而巧妙，用最平常的手法打出不寻常的牌路。所以说，文学创新，不能仅限于形式创新，这是这篇文章给我们的第一个启迪。且看鲁迅是如何开好这个头的：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名字......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鲁迅在此解释了“阿长”这个名字的所指以及由来。但是阐释过程中，还带了点玄机。按照文艺学家孙绍振教授的说法，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
1.阿长的社会地位很低。名字是一个人存在和个性的体现，长妈妈有自己的名字，叫“什么姑娘”。但是来到大户家中，因为她的前一任叫“阿长”，大家就都习惯性地管她叫“阿长”，而没有想过她的感受。名字被无端端“剥夺”了，人格也就没有了。这是长妈妈这类人社会地位低下的表现。鲁迅写这一段，表面上是说明“名字”的来龙去脉，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要表现的，恰恰是“哀其不幸”的心情。
2.原本社会地位低下，作为一个人，也总得有点争口气的想法。可是长妈妈没有，完全的逆来顺受，名字被人轻易改了，她也只是当做一件平常事一般，说给别人听，好像是个远古的传说，又好像完全不关她事。说明她完全接纳了自己的地位，认为理所当然，这就是所谓的“怒其不争”了。
这是两个重要的方面，也是鲁迅文章里经常传达的批判。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比较特殊的，作者对他所批判的对象带有深厚的感情，如作者所说，她是“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所以批判之外，还多了温存。我认为可以从这两段中所提到的，周围其他人对“阿长”的称谓来说明这一点：
对长妈妈的称谓：
母亲和许多别的人 —— 女工、长妈妈（略带些客气）
祖母 —— 女工、阿长
我 —— 女工、长妈妈、阿长、阿妈、我的保姆、我那什么姑娘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紧密程度，可以从他们间称谓的数量来体现，这里的称谓，包括口头称呼，也包括内心对对方的认知。“女工”自然是所有人对“阿长”的一般认识，这个称呼不必付诸口头，但是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除了这个称谓之外，显然，“我”对“长妈妈”的称谓最丰富。从“我”与其他人的对比上，可以巧妙地展示作者与其写作对象之间，有着特殊亲密的感情。这种“亲密”的构成元素，是不同程度的喜欢、怨恨、猜疑、亲近和尊重，由此也为下文的感情变化做好了铺垫。
二、长妈妈的规矩
这篇散文标题叫《阿长与<山海经>》，但是真正讲到“山海经”的部分大概只占三分之一，文章开头解释一下长妈妈的名字，之后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说长妈妈的“规矩”和“讲究”。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讲，长妈妈其实是个没什么规矩，却又有点迂腐愚昧的人。她喜欢背后说人坏话，喜欢对人指指点点。但是鲁迅在写这一部分的一开始就留了余地，他对长妈妈的“揭露”和“攻击”显得毫无恶意，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他在起笔之时，就先用一句话自嘲了一下：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就是常喜欢切切察察......
想说人“爱背后说人坏话”不好，自己却先来了个“背后说人坏话”，而且用的词也极克制，叫“不大佩服”。明明就是鄙夷，却说“不大佩服”，既有讽刺的意味，却又十分微弱。怕长妈妈一个人暴露在话语的锋芒下，所以作者说之前，自己先站过去那边，帮长妈妈分担一点尴尬。这是一种特殊的关怀。
接下来作者写长妈妈睡相不好，母亲提醒了长妈妈之后，她仍然如此，“我”对她无计可施：
...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
这个“但是”的转折举足轻重。前面两段的描写，显而易见地，长妈妈是个粗人，没有什么规矩可言，至少在她昏睡的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当她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她是“懂得许多规矩”的。没规矩与“懂规矩”造成了强烈的反差萌。又或者说，鲁迅之前两段所展现的没规矩的长妈妈，就是为“但是”这句话制造一个氛围，这个“场”做得很漂亮，画风顿时变得喜感。
至于长妈妈的那些“规矩”，也全然不是为己的。长妈妈的“规矩”很多，作者只详写了一件，就是“元旦拜年吃福橘”。除了这件事，其他的都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的小事，作者一笔带过了。只有这个过年的礼节，记忆得最清楚。
事实上，这件事于小时候的作者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从长妈妈的角度而言，却是一年中头等的大事。以至于在作者幻想着过年里各种各样精彩节目之时，长妈妈突然拿着一个福橘，凛然地出现在他面前，打断了他的美梦。而那个场面，被一本正经地写得像是长妈妈提着把刀走进来似的。
按照长妈妈所讲的习俗，话只能说指定的那一句，“不许说别的话！”而且要“吃一点福橘”，只能吃“一点”，规定得这么死，执行那么严，并不是为了长妈妈自己好，而是为了她所照顾的这个小孩能够“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种“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自然就是难以记住，所以，真到那时候，就傻了眼。于是整个场景如同一场摔跤表演，“我”要起床，长妈妈不肯，也就有了这一段描写：
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
简单传神，淋漓尽致的刻画。从长妈妈的急切到作者的恍然大悟，再到长妈妈的眉开眼笑，短短几十字，却有一波三折之感。最妙的当属“她又有所要求似的”，长妈妈一副火急火燎，挤眉弄眼的憨态轻而易举地勾勒出来。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处是这篇散文中，长妈妈的第一次“急”，这里“急”的是“哥儿”一年到头的运气，也是一辈子的教养。
三、长妈妈的“神力”
这篇文章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长妈妈讲“长毛”（太平天国）的这段故事。也的确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鲁迅写就的这一段文本中，了解到一个不同于历史课本里所讲的“太平天国”。历史课本中的洪秀全等人，看起来更像是一帮正义侠士，试图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民族英雄。甚至我们还会对那些东王、西王之类的称呼心生崇拜，也对他们最终的失败倍感惋惜。
但在长妈妈口中，“长毛”不单凶残，还有点滑稽。她对于“长毛”的了解仅也是听说来的，但是给孩子讲“长毛”，倒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是为了“吓唬”孩子，让“哥儿”规规矩矩，不到外面惹事，免得添些不必要的危险。
为此，她在讲述的过程中，还辅之以“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营造逼真的效果。鲁迅在此加了“自己”二字，妙到极点。如果没有这两个字，那么这就是一段十分普通的描写，而加了这个词，就暗示了在那个“骇人”的故事讲完之后，只有长妈妈自己被“吓着了”，而“我”却只冷眼旁观，没做出什么“该有的”反应，从情理上与下文遥相呼应。
所以，当她“觉到了”自己讲的故事没能发挥效果时，她随即便说“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这么一说完，可能她自己又觉得讲得太单薄了，显得刻意，于是后头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长妈妈朴实的性格，从这一丝丝的心理变化中透露出来。
接下来就是文章中，长妈妈的第二次“急”。在讲完一大段故事之后，“我”仍然无动于衷，反倒关心起长妈妈来，于是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是一段逻辑上完全不合常理的描写，不管是对话还是心理。可是把它安在这特定的两个人身上，却又不显得牵强，反而以其荒谬取胜。
根据长妈妈之前的说法，“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长妈妈“一定最安全”。所根据的理论是荒唐的，但符合小孩子只抓表面的心理。可这句话惹急了长妈妈，本来是想讲个典故，规矩一下孩子的日常行为，没想到阴差阳错地，矛头指向了自己。于是原本只是小孩的“歪理”，长妈妈却“严肃地”对待起来。只是，原本大人就应该讲“大人话”，道理至少要比小孩高明点。然而，长妈妈却以一个亦真亦假的“大道理”回应小孩的质问，看起来一本正经，实则比孩子的提问还更来得荒诞。
我们并不能确定长妈妈自己到底信不信这个“传说”，抑或只是急中生智，但她那正经的憨态使我们印象深刻，而她在回应的话里，所使用的人称不是“我”，而是“我们”，她对与她同类型同阶层的这部分人抱有一种群体认同感。似乎小孩的那句话，质疑的不是她，而是她背后的整个群体，所以她“急”。她不是一个人在受苦，这关乎的也不止是她一个人面子。
至此，“我”才发现了长妈妈“伟大的神力”。这看起来是一句调侃，但很微弱，更多的，或许只是作者对她的一种美好的怀念。
四、长妈妈的“三哼经”
上文提到，这篇名叫《阿长与<山海经>》的散文小品，里面真正讲阿长买《山海经》的，只是统共32个自然段中的5段。而且，至始至终，阿长与所谓《山海经》这三个字并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在阿长的心目中，她给“我”的是“三哼经”。
作者为了引出《山海经》，还特别写了一大段关于远方叔祖的事情，铺垫铺得极长，但也不是单纯为了铺垫而铺垫。作者在此中写道：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紧紧地关着门。
从这段不起眼的话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
其一，小时候的“我”是很懂事的。一般小孩子，想要什么，都是又哭又闹，不马上到手不罢休。而我却很能忍耐，只是在心底盘算而已，没有其他出格任性之举，也不想麻烦别人。这说明作为贴身保姆的长妈妈，对“我”的管教是比较成功的，也可见其管教之严。
其二，当一个孩子有很想要的东西时，身边的亲人却不当一回事，也许是认为小孩子瞎闹闹，又或者是在这种大户人家中，长辈与晚辈日常接触很少。就算是爱书爱花草的远方叔祖，对小孩子的愿望也是不以为然的。反倒是目不识丁的长妈妈，细心地发现了“我”的异常，“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两相对比之下，就凸显出长妈妈的急人所急。这就是这篇文章中一处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长妈妈没有表现出来的“急切”，此为第三次“急”。
长妈妈利用自己的假期，给“我”买来了《山海经》，从这里开始，“我”对长妈妈的态度一下反转过来。由之前的厌烦、到后来感到神秘，直至此处的“新的敬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长妈妈之所以能给“我”带来复杂的心理变化，是由她自身朴实的性格，以及对小孩子的关爱决定的。而她原本是个始终如一，表里一致的人，她人格并不复杂。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一处细节：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面对夫人委婉的责备，长妈妈原本可以用拍胸膛保证的气势给予回答，至于之后怎么做，其实也不重要。但是没有，她只是“不开口”。从后文可知，她不开口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不随便予人承诺，这是长妈妈质朴性格的又一力证。
那个年代，并不是随便哪个女工性格都这么耿直可靠，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例说明之。同为近代文学大家的张爱玲，在其小说《小团圆》中，对家中女仆就有这么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
蕊秋（笔者按：主人公盛九莉的生母）嗤笑道：“嗳哟！这袜子这么紧，怎么还给她穿着？”九莉的英国货白色厚洋毛袜洗得此书太多，硬得像一截洋铁烟囱管。
韩妈（笔者按：盛家的女工，负责照顾盛九莉）笑道：“不是说贵得很吗？”...
“小林（笔者按：主人公盛九莉的弟弟，盛九林）怎么不叫人？”
“叫了。”韩妈俯下身去低声叫他再叫一声。
“嗳哟，小林是个哑巴。他的余妈怎么走了？”
“不知道嘛，说年纪大了回家去了。”韩妈有点心虚，怕当是她挤走的了的。...
（楚娣，盛九莉的三姑）正待开口，临时又改问：“有被单没有啊？”
“怎么没有？”
“干净不干净？”
“啊啊啊呃——！”合肥话（笔者按：韩妈是合肥人）拖长的“啊”字，卷入口腔上部，搀入咽喉深处粗厉的吼声，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不耐烦的表示“哪有这等事？”“新洗的，怎么会不干净？”
从张氏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主仆，而是朋友间，甚至路人间的对话，这其中夹杂着唇枪舌剑，各怀心机，与鲁迅笔下的“长妈妈”大异其趣。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四点以外，关于《阿长与<山海经>》还有几处细节值得补充：
一、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提到的“隐鼠事件”。
这篇散文在《朝花夕拾》这个集子里位列第二，第一篇叫做《狗·猫·鼠》，其中写过了这个事件。鲁迅在第二篇中提到此事，可能只是顺带提及，呼应前篇。但是对《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有印象的读者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此文中对这件不太相关，又不打算详写的事情多次提及，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作用就是——借此使全文结合得更紧密。关于散文，有种传统的理论，叫“形散神不散”。其实散文其形其神都不该真“散”，鲁迅在此给我们做了榜样，即便是看似随意的小品，也追求严谨的结构，收尾和中间都有足够的环扣。
二、真实中的模糊。
这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如何体现“回忆性”呢？作者实际上用了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留意文中的这几句话：
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了。
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这几句话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讲些“记不清”的东西。本来我们写文章，记不清的东西就干脆不写，写出来又不准确，就等同于废话。可是，鲁迅偏偏在这样一篇散文里讲了许多类似的“废话”，其目的为何？按照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其作品《小说稗类》中所讲的，这是一种“健忘术”。但是张大春所谈的是在小说中，使用这种“健忘术”提高叙述逼真性。散文本就是描述真实事情，鲁迅在此祭出这一招，却是成功营造出了“回忆”的氛围，于真实中掺入模糊，于写实中加进不确定的因素。从而使文章处于一种经营出来的“危险”之中，不至于一潭死水。
三、文章的节奏把握。
《阿长与<山海经>》是一篇娓娓道来的散文，既然讲的是日常琐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也无需激动人心，那必然也是缓和的。文章读来给人的感觉也的确如此，偶尔一两处的大惊小怪，反衬出其总体平和的基调。从一个小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如何使全文节奏统一的：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常言道：一叶知秋。随意选出这个句子，仔细读来，也可以大致感受到这篇文章的语气。尤其是最后那一句，原本完全可以写成：“推她不动，叫她不闻”，但是如此便太急了，而这种急与全文节奏是不相符的。因此，作者在这里有意加了“呢”这个语气助词，将一个浓稠的句子稀释，使它安全降落在这一特定文本语境之中。
鲁迅这篇散文，显然是他众多尖锐批判文章中的另类，在这里，鲁迅先生转身成了个温柔的暖男，或是无知的稚童，他就像喝了特殊药水，意外缩小成小孩子的“柯南”，用他智慧而佯愚的眼观察世界，观察人情，也对与他相关的，对他关怀备至的保姆阿长投以感激的目光，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少见地深情地做了一句抒情，他说：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对于长妈妈这样一个生活在旧社会，不幸却又值得同情的老实人，鲁迅先生给予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尊敬，和情意深长的祝福。
参考文献：
[1] 鲁迅：《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 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3] 汪文顶：《现代散文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4]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
[5] 张大春（台湾）：《小说稗类》，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6]孙绍振：《幽默基本原理》，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备注：
本文系作者原创，严禁转摘与抄袭，需要引用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