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城被贬梅州草创书院记略
梅州的“人文秀区”这块牌子从王之正挂出算起，至今已有几百年了，这秀区里最数得着的应是教育的繁盛。如繁星点点遍布于城乡的书院、祠堂、学堂、学宫，将客家人崇尚文化的香火予以很好地传播，也为客家人在清代因科举考试盛事连连而挣足了面子。
讲到梅州书院的源头，就要追溯到当年北宋时的朝中重臣刘元城。《宋史》上说刘安世(1048-1125年)，字器之,北宋魏(今河北大名)人，号读易老人，学者称元城先生。一个与梅州有着数千里之隔的燕赵名士，怎样与梅州结缘，这还得同北宋中期以来的那场党派之争说起。
(一)祸起党争
刘元城生活的1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的高潮时期。青年中进士的他，从学于司马光，从此他的人生经历始终与司马光的沉浮荣辱紧密相联，始终与变法革新的上下取舍密切相关。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运动。宋神宗即位后，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变法立制。许多士大夫们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由之就形成了在宋代历史上总是挥之不去的元丰党，王安石成了其当之无愧的领袖。
王安石仗着有神宗的支持开始变法。但由于他的力量有限，为了有人协助推行新法，他只好贸然地起用了大量的新人，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一些人品不好者，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元丰党骨干，同时也是大奸臣的章惇、蔡京等。整个变法的形势最终变成了：上面除了王安石以外，多是一些怀着一己私利的奸佞之徒；而下面地方的执行者却很多都是新法的反对者。加上恰逢自然灾害，变法失败已成必然。
早在王安石变法刚开始，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曾三次致信给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变法事宜，但王安石用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回应，二人遂决裂。神宗去世后，反对新法的进一步向司马光周围聚拢，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元祐党。
刘元城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走入我们的视野。
元祐初司马光入相时，不忘提携这一得意门生，将他带入京城，推荐做秘书省正字之职，从此后的几年，他仕途通达，平步青云。司马光去世后，元祐三年（1088），高太后提拔他为右正言，迁起居舍人兼左司谏，进左谏议大夫，后又召为中书舍人、枢密都承旨。起初听到被朝廷命为谏官后，担心连累了母亲，便对母亲说：身为谏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作则，稍有触犯，难免要招来杀身之祸。皇上以孝治天下，您为我辞了这个官吧。他母亲则申明大义，说：谏官是天子的诤臣，你有幸得此任，应当以身报国。如果因此遭贬流放，无论多远我都跟你去。有了母亲的坚定支持，刘元城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了政治斗争的最前台，不可避免地卷进了当时的政治漩涡。
元城上任伊始，便忠实履行着文武百官德行操守的监察角色，他干得十分敬业，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皇帝，可谓明察秋毫，暇玼必究。《宋史》上说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常常面折廷争，直言犯上，有时连身边的人都吓得流汗。时人于是送给他一个“殿上虎”雅号。他以雄辩的口才，到位的语言赢得了高太后的信任。
元丰年间蔡确、章惇、邢恕、黄履尝相交结，相互利用，时谓之“四凶”。刘安世义不容辞地历数了“四凶”的罪恶，四人无一例外地被驱逐出京城，流放到偏荒之地。蔡确还被贬到新州。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哲宗亲政后的种种举动，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在元城不断地上章奏书下，一大批在哪个时代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或奸臣被革职、查办或放逐，其中包括许多元丰党人。但元祐党人的种种举动，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元祐八年（1093年），高氏去世后，哲宗亲政，政风突变。
首先是任用黄履为御史中丞，黄履的复职是一个对元祐党十分不祥的信号。接着在有关元丰党主力干将吕惠卿复职问题上，元城当朝据理力争，被视作眼中钉，借此将他驱逐出京师， “出知成德军真定府”。
这真定府位于宋辽的边境，在现在的石家庄境内，但离石家庄还有一段的距离。是宋辽交通的必经之地。此时由于有大宋巨额岁币的滋润，与辽的战争并不多，两国相安无事，承平已久。边境虽是安宁，但毕竟是为强邻时时觊觎的要冲。将其由朝廷重臣派遣到此做知州，也算一个不小的惩罚。
刘元城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一年是1093年。
(二) 一路南来
元祐八年，这一年刘元城被二易安置地。在成德军真定府屁股还没坐热，接着又有诏来通知他改知南安军。此军位于今天的江西赣南大余境内，也是北宋在南方新设立的地方建置，管辖大庾、南康、上犹三县。从此他便一路南下，随着当朝权臣的情绪起落而走将南来。
绍圣元年（1094），大权奸章惇被召回朝廷，元祐党人的大限就要到了。在哲宗的支持下，章惇将元祐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等人贬到岭南。
章惇对刘元城的打击借口是当时他进谏当时皇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元城当时说：“臣前月末，闻权罢经筵，意谓将有燕享。今复半月，讲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遂谓陛下浸近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帝德。”他是说哲宗皇帝有近一个月不读书了，宫中借口找奶妈求民间美女，以供其享乐，这有损于皇帝的良好品德。此番言论使哲宗皇帝颜面扫地，当然引得他十分的不快。章惇旧事重提，触及到哲宗的最痛，一发恨便将他贬到岭南。史料上说“安世新州别驾，英州安置”。
新州在今天的广东新兴县，别驾就是副知州。英州就是现在广东的英德，其地以盛产英石而得名。北宋时期的广东，即广南东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平衡与现在如出一辙，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日益变成舟辑相望的商业中心与富庶的鱼米之乡，但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则依然是蛮荒之地，成了朝廷流放政治犯的绝好去处。
宋代的英州并没有因为英石而显得比其他地方富裕多少。南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在途经英德时写下的其中两首《小泊英州》很能说明问题：“数家草草劣无多，踮水飞鸢也不过。道是荒城斗来大，向来此地着东坡。”“未必阳山天下穷，英州穷到骨中空。郡官见怨无供给，支与浈阳数石峰。”在南宋仍然是民不聊生、百姓穷苦的英州，较早些时候的北宋，落后得只能安置刘安世这些朝廷罪臣。
很有意思的是新州的副知州被安排在英州居住，其副知州的职权相信没地方可行使。英州知州估计也不会给他行使的机会。
章惇重新执政的第四个年头，对其政敌的惩罚力度明显加大。绍圣四年（1097年），掀起了新一轮打击元祐大臣的浪潮。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被追贬和削夺恩封，被章惇等人忽悠得情绪激动的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之坟墓，幸好还有神智较为清楚的大臣提醒“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才悻悻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创造了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的重大发明。如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
而对刘元城贬逐时，有个别有用心的人在他耳边说：听人说刘元城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很不服气，恨恨地在地图的昭州位置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
昭州位于广西东北，虽向北经漓江可抵桂林，向南沿桂江可达梧州，水运尚可，但陆路则是群山隔越，封塞难开。历尽艰难，方到昭州，却又有章惇的新指示：移置高州。
这个曾出过冼夫人的古州，因为历代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而地位备感显赫。宋朝追封她为“显应夫人”、“柔惠夫人”。但与政治崇高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州此时依然荒凉可惧。
就这样被章惇玩于掌股之中，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奔波于两广崇山峻岭之间的刘元城。是年七月，又接到了一纸诏书：“刘安世梅州安置。”由此成就了元城在梅州的一世英名。
(三 )梅州路上
刘元城贬梅州，在赴梅州的路途中有可谓历尽艰险、惊心动魄。
话说正当中午时分，他和母亲及一行在山中大树下休息，忽然有一条巨蛇慢慢地爬过来，草木也被压倒了。挑伕们也吓得惊慌四走，元城却端坐不动，巨蛇伸着头吐着舌头与元城对望了许久，然后才调头爬走了。附近的村民以为遇到真正的高人，纷纷下跪施礼道：“公，异人也。蛇乃此山之神，见公喜相迎耳。”
山神在喜洋洋迎接元城的到来，但朝廷中的政敌却在为他的存在而寝食不安。章惇之流想尽千方百计，谋杀之而后快。
第一次是派一个名为使者实为刺客的人赴南海搜寻并诛杀章惇等人的仇人陈衍讽，让其在路途中见到刘元城后相机行事，最好逼元城自杀。果然刺客在途中找到了刘元城，但长者的威仪与大家的风范彻底征服了他，毅然决定放过了刘元城。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南宋诗文评论家罗大经在其笔记《鹤林玉露》 中详述了刘元城赴梅州第二次历险的经过。
话说梅州有一土豪，其名史无记载，但凶残是其特点，书中摊给他一个形象的名字“凶人”。此人估计是打劫了许多咱梅州人民，用其大量的不义之财卖得官做，并经常搞旅游，往来于梅州与京师开封之间。估计孝敬给了章惇很多奇珍异宝，故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当朝宰相。他很会察言观色，得知章惇深恨刘元城。便拍着胸口说梅州是俺的地盘，杀刘贼如缚死小鸡一只。章惇听后喜不自胜，当即封此凶人为转运判官，并许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凶人领了又一顶高高的官帽后，兴冲冲驾着他的四驱马车赶回梅州。估计斯人认为在梅州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更何况是杀一个朝廷流放的戴罪之人，故在吹嘘其与当今权贵关系如何铁的同时，也不忘顺带说出要杀刘元城“老贼”之事。
刘元城应是先溯东江而上，到循州（治于龙川佗城）弃船，翻山越岭，到属于循州管辖的长乐，然后放舟当时水量丰沛的五华河，顺流而下到水口，始入梅州境。
一路艰辛，好不容易到达梅州地境。估计天时已晚，距州城还有八十里的距离，于是上得岸来，找得客栈歇脚。密切关注此事的当时梅州知州马上派人秘密告诉元城，叫他早做防备。刘元城不愧有大家风范，知道生死天定的道理，在烧毁了与同党朋友间的书信，以免落入当权者之手，成为他们整人的新证据后。与来迎接他的客人谈笑风生，开怀畅饮。这些客人中当然包括了那位领有专门任务的凶人。席间，他从容地拿出纸笔，连写数张，递给仆人，并说“我如果死了，可按照纸上所写的办”。凶人很想知道其所写为何，趁仆人伤心抹眼泪的空档，偷看了其内容。原来所写都是他死后要安排好那些与他一样落难朋友们的家事云云。“死到临头还操心着别人的事，真是愚民不可及。”凶人暗暗发笑。
至夜半，应该是凶人动手的时候了，然不见动静，忽闻钟声响起，问之，听到的却是凶人呕血而死。
真可谓大难不死，天佑忠贤！此钟声应是庆贺之音，也是梅州的福音。
翌日，刘元城一行又乘船登程。梅江水到水口与兴宁水汇合后，水势陡增，随着地势的渐趋开阔，江面浩渺，水波涛涛，颇有大江之势。沿途水流时而平缓，时而湍急，小密、大密、剪刀铰三处险滩，石激波生，荡气回肠。行数十里，渐入州治，但见金山为枕，梅溪如带，诸峰环拥，众水汇流，好一处山水秀区。梅州城就在眼前。
他所看到的梅州城应属小家碧玉那种。史料则称“卑小”，即地势低而潮湿，规模不大谓之小。这也难怪，因为夯土围墙而成的城池，其开始建设的年代并不长。皇佑年间侬智高造反，攻陷邕州，包围广州，岭外一片骚动，各个城池都戒严。而此时的梅州却无城可守。情急之下，奏请朝廷同意，修土城来防御。其坚固性值得怀疑，规模也很小，周围450丈多一点。城内的官署也很简陋。此时的建筑情况无资料显示，但从明朝的布局可以知道当时的大概。中为正厅，厅后中为中和堂，左右为直舍，再后为内宅。东为典史厅，西为库房，吏户礼三房在东廊，其上为承发司，为钱库。兵刑工三房在西廊，其上为仪伏库，正厅前为仪门。门东为土地堂，西为监房，外为谯楼。
洪武年间的官署尚且如此，刘元城到来时的只能更简约了。不过这不要紧，其中仅需一间供元城食宿即可。说来元城在广东的运气似乎比苏轼要好一些，苏轼到儋州后，先住政府招待所一类的房屋，不久被扫地出门，只能自己掏钱购地筑屋，可爱的儋州人民却深深喜爱这个大文豪，争相运甓畚土以助之。梅州官府似乎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船在南门外码头停泊，刘元城一行上得岸来，与迎候的地方官员及百姓在接官亭相见。热情的问候，纯朴的笑脸，给了他一个相当温暖的印象。这里的百姓，在本乡本土，见到了有史以来官位最高的朝廷官员，尽管是谪官，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依然是高大的。这里的人民，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客家人，但此时户籍有主客之分，据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有主户5824户、客户6548户，且客户数已超过主户，说明中原移民已有相当的部分在此安顿了下来，客家民系正在向梅州聚拢。这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民系，从中原，在宋代，已是如此。他们对刘元城这样的文化大家的欢迎是真诚的。
终于到了这个被视为瘴疠恶水之地的山区。古代此地，虽被视作北方人之畏途，但真正到了以后，却发现未必是恐怖之都、死亡之区。如果从刘元城接到调令是农历的七月庚午算起，此时时序已进入秋季，这个季节应是岭南最美好的时节。没有了春季的绵绵淫雨，瘴雾弥漫；没有了夏季的酷热难耐，蚊虫侵扰。除了日愈凉爽的阵雨与蓝天，便是满目翠色欲滴的绿水青山，散发着奇味幽香的奇花异草。这个季节的梅州，给刘元城的应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心情。特别是劫后余生的喜悦，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恩与期许。
但让他更兴奋的可能是进入冬季的梅州。满目尽是俯手可及的梅花，山岭、溪水、州府都因其而名，江山为之浸染。那满山遍野的梅花，那样的傲风凌雪，那样的冰清玉洁，那样的沁人心脾。这种情景在遥远的京城或者家乡大名府年年可见，但在岭南的这几年里，或许只有在梅州才能看到。与刘元城生活年代相距并不算远的大诗人杨万里就为梅州之梅留恋不已，写下了 “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的千古佳句。他们钟情于梅花，因为梅花代表的是一种傲气、正气、浩气。更代表了一种对家的思念与认同。也就是说，颠沛流漓几年来，或许在这里，才使他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这样说来，刘元城可能已经喜欢上了梅州。做点事，将是他此时最大的冲动。
(四 )草创书院
刘元城登陆梅州时，梅州置州有数百年了，南汉时设恭州，后又改称为敬州。入宋之后，因为宋太祖祖父名敬，为尊者讳，于是诏令改为梅州，因梅花得名，这一年是开宝四年(971年)。此时辖区内的程乡县石坑铅场、乐口银场、龙坑铁场已在开采，为地方带来了不少财富，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元城是文人，选择办学是当时士大夫最高尚、最能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方式，也是像他这样谪居他乡最能赢得当地社会尊重的生活方式。北宋时的梅州，地方州府办的官学是梅州学宫，估计因为财力有限，规模很小。而且因为其必须是官宦子弟方能入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与一般平民子弟无缘。恰在此时，书院这种新的办学方式在各地兴起并蔚然成风，给他以启示。办书院，是他决定要尽快做的事。
书院的地址他选择在了州城中。按当时的规矩，书院都建于位置相对偏避的深山老林之中，如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位于河南嵩山南麓的嵩山书院，位于福建武夷山的紫阳书院等，这一方面可招徕乡下学徒，又可为学者讲学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不太多受官府的掣肘。但因为当时的梅州地广人稀，交通也很不方便，在山中建书院，供给成问题，安全也没保障。在州城中办，先肯定要征得知州的同意。不过，凭他的威信，他的雄辨之才，说服知州难度不会很大。
据州志记载，当时知州应是陈希及，揭阳人氏，元祐年间中进士。他为人恭厚，休恤民力。有一年，朝廷下令各州进献黄砂牛皮，并要求拿出内库钱卖珍珠以作为国家礼品。其他各郡马上将贡品上解朝廷。而他看到梅州人民生活的窘境，不忍取之于民，于是上书请求豁免，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梅州人民因此而非常感激与尊敬他。
当时在城中建设书院比较少见，况文人喜欢言论自由，好针贬时弊，将书院建在身边，等于在自己的身边安置了许多电子眼，时时监控着知州大人的行踪。但伟大的陈知州最后同意了刘元城的宏大计划，在他的支持下，书院的创办得以顺利进行。
他首先召集当时的名流士绅与社会贤达，充分发挥他的演讲特长，讲明了此项工程的重大意义，要求他们全力支持。因为书院完全是民办教育，政府是不会在经费上有任何支持的。估计他首先带头捐出自己的一些随身积蓄与俸禄。要知道宋代对这些戴罪官员实现了比较以为人本的管理，除了剥夺其参政议政的权力外，俸禄还是酬减领取，有点像今天的判处其缓刑但可保留其公职一类的一样。
精彩的演讲与典型的带动极大激发了地方人士的办学积极性。迪风化俗、养士储材、科取功名、光宗耀祖等重大作用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于是大家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群策群力，集腋成裘。不久，构成书院的殿宇书堂建筑群轮廓初现了，那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圣礼殿，门上方“万世师表”字样的匾额熠熠生辉，那供集会讲学的明伦堂虽显低矮但也宽畅，还有一些供学习起居的书舍、学斋等设施，虽皆为竹蓠茅舍，但完全可以避风御寒。一座全新的非官办的的教育机构就这样在州城内创办起了。
建章立制是刘元城必须要做的。他为书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实行山长负责制，以山长为书院最高负责人，其他教职管理人员都要服从其领导，规定了各个职务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安全保卫等等。建立了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的制度。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条、学约、学训等。想来这应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是一套与当时梅州官学与私学相比更加成熟有效的新的教育制度。
元城所订学规其内容确无从考，然参照一下宋代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便可知其一二。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
书院的经费来源与保障是刘元城必须要考虑的。因为学院的经费开支巨大，名目繁多。要而言之，比如有学生膏火费、祭祀费、山长及教授的俸禄、房屋维修费、图书购置费、讲义出版费、学生奖励费，还有“学士大夫远方游士往来供应” 费（通俗地讲就是学者接待费）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的支持，长期而稳定的教学活动不可能维持的。刘元城开动脑筋，建立了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筹措体系，充分调动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发动民间学人、宗族、乡邑名流捐献田产，作为学田，其出产作为办学经费之来源。
书院的教授课目其它书院已有较成功的实践，刘元城完全可拿来照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作为儒家教材始自汉唐，垂及千年，奉为经典，影响深巨，此为首选。同时各种通俗教材也纷纷问世，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当时的北宋许多硕学鸿儒都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等类。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当时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
就这样，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机构诞生了，这就是现在梅州人耳熟能详的元城书院。
这个书院的诞生，使梅州成为当时岭南的人文汇萃之地。从教师队伍的实力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因为在其讲坛上，活跃着一位当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他那被同时代学者王绚评价为“是书乃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的《语录》二卷、《元城尽言集》十三卷以及现已佚失的《文集》二十卷里，其思想精华，其政治理念，其人生感悟，都在梅州这个书院大舞台得施展、激荡与升华。在远离庙堂之后，在这里他又真正找到文化人的感觉。
这个书院，聚集了一大批对文化如饥似渴的梅州士人，他们虽然有些衣衫褴褛，有些蓬头垢面，但他们从大山深处走来，从激流险滩渡过，汇聚到这里。因为那讲坛上的名师大家，将给他们以知识的普及，文化的熏陶，哲理的思辨，人生的提示，道德的评判。南宋方渐描述的：“梅人无殖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这些喜读书之士，就是接受过元城教育的人的后代，他们从各自的祖先那里学到了对知识的期待，对人才的尊重。
这个书院，引起了国内文人学士的关注与支持。与他同期贬至循州的大文学家苏辙，是离他最近的文化知音，虽然仅一山之隔，即因处于监视居住而不能谋面相见，书信的往来应是最好的支持。正是由于苏辙将元城逆境中不忘文人使命的“先进事迹”及时告知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哥哥，苏轼才有“元城乃真铁汉也”的感慨。元符二年春正月(1099年)，也就是他来梅州的第三个年头，元城迎来了一位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眉州的朋友――巢谷老先生。
巢谷应该是苏轼兄弟的铁杆“粉丝”，当听到苏轼远贬岭南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不听亲友劝阻，不惧政治迫害，毅然决然徒步万里来探视。渡过长江之后，元城在梅州办学的消息使他改变了原来打算过小梅关、穿珠玑巷入粤的计划，决定先赴梅州，向元城表示支持与问候。元城深为感动，请他在梅州多一些时日，将其非凡的才学传授给梅州学子。盛情难却，他又一次改变的计划，在梅州开坛讲学。并写信给苏辙道：“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结束梅州行程后，元城恋恋不舍地送走了老友。
巢谷到达循州，在见到苏辙后，又执意去海南看望苏轼，终因年事高，旅途艰险，劳累过度而未能如愿，卒于新州，年七十三岁。人间友情诚挚如此，足可动天地，泣鬼神。
昔东汉大儒马融讲学，前列生徒，后设绛帐，美女环绕。元城可无此排场，学舍书屋，茅苫草盖，师生对坐，竟日不倦。有人问其身强体健之因，他说：“我平常未曾服用药物，被谪时年已四十七，老母一定要跟我一起走，百般推辞也不答应。我想，不幸让老母去到南方炎热、瘴疠猖獗的地方，已经是不孝了。不符道义的事，固然不敢去做，然而，做父母的，唯一担心的是儿子身体是否健康，怎样才能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病呢？唯一的办法是断绝色欲，于是下决心断绝了。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没有一天生病，也没有宵寐床第争风吃醋的事发生了。”
视物欲、肉欲为行云流水，逝者无痕。独求文教兴盛，超凡脱俗。如此的品德操守，留给梅州人民心中的不仅是一座书院，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梅州的恬静、祥和及与世无争，确实出乎元城的意料。这个方圆几百里见不到大一点城镇的山中小城，倒是有点像远悬岭外的孤岛。她是这样的平和，没有大的洪涝灾害，没有严酷的干旱饥疫，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太多的你争我斗，确实是一个怡养天年的绝纱佳境，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的人间福地。有诗为证。
《梅州吟》：
渊明醉迷桃花园，梅州更在桃园外。
城头闲看南飞雁，两岸疏梅如雪乱。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官场争斗后，元城的锐气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消顿着。讲学之余，他或去城内之大觉寺、或渡程江到西岩寺、或登阴那之圣寿寺，以探古寻幽、听经悟禅。在这南岭深处的江边孤城里，他安然而又充实地度过了四个春秋，看着成行的大雁来了去，去了来，看着遍野的梅花开了谢，谢了开。他在梅州四年，这四年应该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因为一个地方因为他而变得礼仪向化，文明繁盛。因为一个地方的人民永久记下了他的英名，并世世代代传将下去。
喜读书的梅州人让元城重新认识到了文化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另一种方式，元城的努力使在贫困中煎熬的梅州人找到了实现人生幸福的另一种途径。
可以说，元城因梅州而名，梅州因元城而盛。
(五 )曲折北归
就当元城一门心思在梅州办学的时候，章惇、蔡卞又借此前他进谏乳母事为由头来整元城。元符3年(1100年)，诏传令叫应天府少尹鼛孙将刘元城以押解重刑犯的方式，用囚车解赴京师。
就这样，匆匆地，没有思考与总结，元城就结束了在梅州的几年谪居生活。起解之日，那久久不愿散去的送行人群，那恋恋不舍的行行热泪，那道不完的嘱托珍重……一幅动人的长亭送别。踏着山间泞泥的小路，元城那高大的、被缚而弯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岭南浓荫蔽日的丛林深处，消失在梅州的地平线上。
一行人方上路走了几个驿站，就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味纵情声色的25岁的哲宗皇帝就驾崩了，更荒淫的18岁新皇帝徽宗登极。例行的大赦天下，元城由此获得了暂时的自由身。
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开始大批起用“元祐党人”，宣布废除新法。这一年的11月，徽宗下诏说：“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1101年)”，这一表态对于“落难”的“元丰党”和即使占了上风也如芒刺在背的“元祐党”都是一个解脱。
元祐老臣终于盼到了北还的希望。元城也先后被通知移送衡州（湖南衡阳）、鼎州（湖南常德）安置，不久又接到知郓州（山东郓城）、真定府等多张任命状，北上似成定局。
北上途中，元城在虔州（江西赣州）遇见北返的老朋友苏轼。他俩谈茶论酒，作诗相贺。元城信佛，好谈禅，一日，东坡邀元城到廉泉食笋。到后烧笋而食，元城觉得味道很好，便问“此何名？”东坡答：“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元城方知是东坡和他开的玩笑。烧玉版从此便成了赣州的一道名菜，佳话至今流传。
徽宗“建中靖国”的年号仅仅用了1年，接下来的是“崇宁”，含有“崇尚”“熙宁”之意，而熙宁正是他父亲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年代。1102年，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宋徽宗就下达了禁止元祐年间所行保守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大大超出以往。而蔡京则为皇帝提供了一份所谓的元祐奸党名录，包括：司马光、苏东坡、刘安世等。逝者已矣，其后代不得不领受“元祐党人”名号所强加的悲惨命运；健在之人，其流徙谪居的命运似乎又看不到尽头了。
当权的蔡京、曾布觉得如此处置当年不断揭他们短处的“仇人”太轻，于是又通过运作，元城被连七谪至峡州（今湖北宜昌）羁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曲曲折折中，终于在晚年被允许回到都城居住，职任中书舍人，负责撰拟诏旨。
宣和七年（1125年），元城端坐而薨，终年七十有八。当此时，风雷轰鸣，云雾晦冥。《朱子语类》说元城忠诚感天地，“他养得此气刚大，所以散时如此” 。
有词《卜算子》赞曰：
大名苦读书，京师正气歌，品若寒梅节似竹，雄才势如虎。
七年流徙路，四载梅州度，千秋感恩书院故，犹立南曲阜。
(六 )万世流芳
后世的梅州人民给予刘元城以足够高的地位与评价。明末清初乡贤李二何在《松江书院序》中说：“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者……元城刘公也。” 二何所言，刘元城之与梅州，犹韩愈之与潮州，开化之功，后世名人，无人敢与其比肩矣！
后世的梅州人民始终不敢忘记建立办学兴教的重要性。以“元城书院”为起点，书院、社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河北通州王之正出任嘉应州官时，特置“人文秀区”墙匾立于衙门正门，以志梅州文风之盛。由此而形成的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影响了梅州每一个学子的前途与命运，造就了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厚的民系。
后世的梅州人民永远怀念着这位梅州人文的开先河者，南宋就有人在州城之东南立祠祭祀他。明崇祯十一年，程乡县令陈燕翼倡建州城北门楼，塑元城之像于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此楼也被命名为“铁汉楼”。历代咏唱该楼之作甚多，如。
何昆《铁汉秋月》：
登高怀士欲横襟，迁客投荒此足音；大厦岂容委草莽，孤身自许老江浔。
一天秋色楼前月，八面寒光物外心；铁脊回霜当锁钥，朔云长护宋碑荫。
慷慨沧凉之感，扑面而来。
20世纪拆除城墙后，铁汉楼也随着玉石俱焚，然楼前一条并不算长的元城路却为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留下无尽的余响，时刻感念着先贤卓越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