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向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说法。人们常常用来比喻，事情办成之后，就把有贡献的人杀害或者踢开。这句话用在开国皇帝身上最为合适。历朝历代，几乎所有开国皇帝坐稳江山后，都会拿功臣开刀，以此来消除自己的威胁。作家倪匡先生将其归结为历史的规律，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人们理性总结的规律有时候并非适用于全部。拿“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来说，历史上却有一次例外，跳出了这个圈子。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了两次
我们所熟知的“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大家都比较熟悉，发生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太祖将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趁机诉说自己寝食难安，担心部下黄袍加身的忧虑。石守信等人非常识趣，第二天便托病不出，并主动上交了兵权。
第二次发生在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如法炮制，召凤翔军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和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等同时入朝，收回了众人的兵权，其中王彦超被改授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仗事。同时，地方军事事务由文臣代职。
“杯酒释兵权”故事性很强，主要来自于北宋的丁谓的《丁晋公谈录》、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这两本都是记录作者当时故事的册子，你可以理解为个人笔记，也可以理解为小说。其可信度显然不及正史。尽管存疑，但不妨碍事态走向，中央禁军和地方节度使的军权太祖一定是收了。
皇权与武将集团的政治博弈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皇权与武将集团的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实际上都是有代价的，于各方都是有得有失。
于武将而言，他们深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自己的下场无非是“失权”和“掉脑袋”。权衡利弊，武将们自然选择前者。武将们虽然有所失，但并非无所得。他们得到了太祖亲口许诺的奢侈与享乐。石守信等人卸甲后，“专务聚敛”、“好聚财货”、“贪冒货赂”，其生活远非常人可以想象。于太祖而言，军权收回，权力虽然集中了，但是失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而且这些将领生活腐化，加速了大宋官僚体制的异化。这些是太祖不曾想到的。当然，对于太祖全面改革的一部分，“杯酒释兵权”仅仅是第一步。
酒宴仅仅是军事政治改革的开始
“杯酒释兵权”后，太祖实施了系列动作，进行军事政治改革。军事上，有三：一是设立枢密院，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分掌军政大权，同时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剥离领兵和调兵之权。二是内外相维，全国军队要么屯驻京城，要么戍守各地，两者力量对等，相互制约。三是兵将分离，实行“出戍法”，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使之“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通过以上三点，权真正释到位了。
除了军事，太祖谨慎遵守赵普提出的策略，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一是由中央指派文官到地方任职知州，并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逐步剥离了节度使的权力；二是各路设置转运使，将所属州县财赋大部分送达中央；三是通过“出戍法”，有目的地挑选强壮的士卒到中央，地方军队只保留老弱病残。通过以上措施，达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目的。
“杯酒释兵权”的恶果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杯酒释兵权”以及后续实行的系列改革，一句话概括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其积极意义不言自明，但其恶果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对内严防则武将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贪腐，直接造成北宋内政的腐朽。有人说，太祖这是“以腐败换兵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杯酒释兵权”终结了军政统治，开启文人治国新时代，大宋从此走向了崇文抑武的道路。首先，武将的兵权被剥夺，英勇善战的本领无法发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其次，军队流转过于频繁，战斗力无法有效激发，造成了军队的效能的低下。从这一点来说，北宋朝廷无疑于作茧自缚。北宋时期，西夏、辽国等强敌环伺，威胁重重，由于军事上的低效带来了外交上的被动，埋下百年后北宋覆灭的伏笔。
“杯酒释兵权”兵不血刃解除兵权，如果以亡国为代价，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参考文献：
1、张晓珉《“杯酒释兵权”的真相》
2、丁守卫《“杯酒释兵权”本质: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
3、向莉莉，王桂钢，文逸博《探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智与不智》
4、周恒，周焱《终结军政统治动乱期开启文人治国新时代—浅析“杯酒释兵权”的影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