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
作者: 田余庆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3-03
页数: 264
丛书: 三联文史新论
ISBN: 9787108017888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
魏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拓跋部及其建立的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发育程度不如其他胡族，却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北魏有子贵母死的传统，始自道武帝。关于此制的根据，有汉典和旧法二说。汉典之说，在道武帝基本上以北俗为治的时候是可疑的，但不无缘故；旧法之说也有问题，因为道武以前百余年的拓跋历史中，找不到一处子贵母死的实例。北魏以神元帝力微为其始祖，至昭成帝什翼犍灭国，历时一个半世纪。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后妃之制，史称六宫之典无闻。后妃虽偶见有次第之分，正式名号却一律是道武帝以后追尊先祖时所封。《魏书 序纪》载圣武帝诘汾与天女合，生力微。力微皇帝无舅家。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事，是民族发育特定阶段的常情。但拓跋知父不知母的情况则少见。这似乎暗示诘汾、力微与其妇家、舅家有过某种事端，他们有意隐去与妇家、舅家的关系，因而妇家、舅家无闻。其实诘汾另有长子匹孤，说明力微舅家是有的，当时不会无闻。诘汾末年拓跋部落联盟发生内乱，诘汾长子匹孤率所部远走河西，独立发展，后人称之为秃发部。力微则在故地依附于没鹿回部。秃发即拓跋之声转，二部同源。推测拓跋始祖神话的出现可能与造成国民离散、匹孤西迁的内乱有关。也许诘汾妇家（力微舅家）涉乱被消灭，甚至诘汾妻（力微母）也被杀害。力微依附没鹿回部时，大人窦宾以女妻之。窦宾死，力微先杀其妻窦氏，再杀窦宾二子，其中有部落大人窦他，时在力微二十九年（248年）。拓跋部反地来兼并了没鹿回部，得以振兴。这是北魏早期史文记载君长杀妻以制外家的首见事例。道武帝有可能从拓跋历史传说中为子贵母死寻求比附，而拓跋历史传说中可比附的只有力微无母、杀妻二事。力微之后一个多世纪，拓跋各代先人中未出现杀妻立子的正式记载或可得推断之事，而多是后权支撑皇权，外家支撑拓跋部，嗣君得立一般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母后和母族。
考之北魏帝系，可知长子地位特殊的观念虽已出现，但父子传承远不是普遍认同的传承秩序。长子并不具有当然的继承权。其次，嫡庶观念不明。嫡庶长幼之序未能及早形成制度，君位传承无可遵循的轨辙，因此争位的内乱特多，是本期拓跋历史的一个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兄弟相争的过程中，皇后、母后各护持自己的子嗣争位，形成与兄终弟及秩序相抗衡而又交错的现象。
这个阶段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两种继承秩序的激烈竞争。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符合立长君以维持部落势力的原则，有它存在的理由，因而往往得到部落大人更多支持。但同辈兄弟以及父辈兄弟众多，选择中易生纠纷，也不利于拓跋社会秩序的稳定。父死子继制也是拓跋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平文帝郁律在位时（317-321），拓跋部落联盟势力大有扩张，“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后来昭成帝什翼犍时（338-376），“东自（氵岁）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这是奠定北魏道武帝基业的两个重要阶段。
昭成帝什翼犍之后，北魏历史中不再见兄终弟及的传承秩序，但余波仍在。什翼犍死，其庶长子寔君杀害诸皇子以争君位；后来拓跋珪以什翼犍嫡孙继统，又有季父窟咄争位之事。
文帝沙漠汗以后出现的后权支撑君权的反复竞逐，是形成父死子继秩序的艰难而又必不可少的阶段；而道武帝时出现的子贵母死之制，又是既否定后权又巩固父死子继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个过程的重要结果是，拓跋部得以巩固专制君权，北魏得以奠定在中国北方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
拓跋后妃所从出的部族，其强弱兴衰直接影响后妃的处境。拓跋君长初死、新君未立之时，后妃的部族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北族妇女无礼教束缚，部落对居位的妇女也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后妃、母后直接操持政治、竞逐权力比汉族王朝方便得多。久而久之，形成传统。
道武帝建立帝业的重要对手是几家强大的后族，即贺兰部、独孤部，还有慕容部。道武帝先后将其征服并离散。
道武帝母献明皇后贺氏，出贺兰部，部帅贺讷之妹。376年苻秦灭代，贺后携珪及故臣避走贺兰部，遇高车寇抄而南返，庇托于独孤部。385年，以独孤部帅刘显之逼，又北走贺兰。贺讷兄弟及诸部大人“劝进”，拓跋珪得于386年兴复代国。拓跋珪之兴，贺后与贺兰部起了决定作用。
独孤部与拓跋累世婚姻，关系密切。前秦灭代时拓跋珪在独孤部栖身九年，成长至十六岁。其时独孤强大。拓跋珪即代王位时，主要问题是对付南部的独孤刘显。拓跋窟咄背靠独孤，拓跋珪背靠贺兰，展开一场争夺君位的殊死斗争。
拓跋珪虽有嫡长名分，但并不特别受到尊重。他时年十六，幼于窟咄，是他重大的弱点。道武帝看清当前劲敌是独孤，而贺兰亦不足恃，必须借外力制服独孤和贺兰。于是出现了向慕容求援的决策。道武与慕容合力先后击败窟咄和独孤刘显。道武收窟咄之众，慕容收刘显部众并徙之于中山。
贺兰部的离散主要在登国年间。登国三年平舒一带的贺赖头部落强徙龙城；登国五年贺讷部落强徙于赤城；登国六年贺讷及诸弟部落再次被征服，贺讷仍领部落，贺染干部落则强徙中山。至此贺兰部破败了。这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
独孤部第二批被征服、强徙、离散，在皇始元年（396）。刘显弟刘亢泥部被击破，强徙平城，分土定居，计口授田，部落组织自然是离散了。天兴元年（398）中山的慕容部被拓跋强徙平城，早先徙于中山的刘显部民当在徙中，其部落组织当已离散，部落大人也不再享有特权了。
与离散贺兰、独孤这两个外戚部落相衔的后续行动，是强力扼制母后，直到实行立其子而杀其母，即子贵母死。这个制度，正式开始于道武帝赐死独孤刘贵人而立其子拓跋翤为皇储之时。
拓跋与慕容分处东西，世为兄弟，本无突出的利害冲突。慕容部发育水平高于拓跋部，志在中原，并不多涉入代北拓跋内部事务。拓跋、慕容结盟之时，慕容得到保障其西侧之利，燕军得于北道自由出入，严重威胁拓跋腹心。
道武于登国九年令元仪屯田于五原一带，战略上出于防后燕的需要。此年稍后，后燕慕容垂灭西燕慕容永，拓跋失去可以牵制后燕的与国，遂有登国十年慕容宝径寇五原之事。慕容宝的进攻以参合陂大败结束。从此慕容浸衰，东西强弱易势。拓跋得以走出恒代，兼吞幽燕。
慕容新被征服，又是拓跋近世后族，道武亦予以离散。397年讨徒何（慕容），398年内徙山东之民于平城。内徙的慕容部民得到耕牛和土地，成为恒代农户，部落组织估计无存。天赐六年（409），“慕容支属百余家欲外奔，伏诛”，这是道武临死前镇压恒代徙民。
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再“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再后，慕容作为部族，就从历史上逐渐淡化了。
道武帝的时代，拓跋部社会从游牧走向农耕已成定局，周围许多部落也趋向于定居农耕。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的作用，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诸多因素造就了道武帝，使他得以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国家皇帝角色演变。
外家部落虽离散，但仍然聚居的部民在一个时间内还会有所作用。道武帝从巩固君权考虑，认为扼制外家部落必须与扼制母后本人同步进行。这样就出现了道武帝死前所行的子贵母死措施。道武帝向明元帝阐述理由，是不令妇人与政，和不令外家为乱。正是将离散部落和子贵母死联在一起。
献明贺后，道武帝生母。史载贺后为质于燕的少子觚忧念寝疾而崩。作者疑其间有隐情。道武帝父寔死后，昭成帝什翼犍取媳贺氏，生觚。北俗于报蒸之事无所嫌疑，不影响贺氏在拓跋部中地位。秦王觚于母系是道武帝弟，于父系则是道武帝从父，这种身份不但使道武难堪，而且可能导致争位纠纷。
贺后作为拓跋部的重要人物，同拓跋部以往历史联系太深。道武力求排除后族及母后干扰，巩固专制君主地位，她都是阻力。而贺兰部的悲惨命运，贺后也不能无动于衷。她死于有形无形的压力，比死于思念少子的可能性更大。
北魏虽有子贵母死制度，仍有文明太后与灵胡太后之擅权，然后情况却又不同。
文明冯太后非皇储生母，与子贵母死本无直接关联。她蓄意利用子贵母死旧制，消除对手，从而巩固旧制，实现擅权目的。文明太后是文成帝皇后，她之所以临朝听政，是由于居内廷定策平定乙浑之乱，巩固献文帝皇位有功。献文帝年岁渐增，与文明太后发生权力冲突十年余，最后的赢家是冯太后。
献文帝皇子宏出生，冯太后躬亲抚养，把新生皇子攫取于自己之手，献文帝却无缘与宏接近。469年宏二岁即立为太子，并赐死其母李夫人。471年太后逼献文帝禅位，476年献文帝暴崩。宏始终在冯太后掌握之中，成为冯太后手中可居之奇货。
再下一代皇储也逃不过冯太后的控制。孝文帝宏生皇子恂，其母林氏即被赐死，而十一年后恂才被立为太子。可知是为了使恂无生母抚育，便于冯太后牢固控制。冯太后490年死，孝文帝才终于挣脱了冯氏的桎梏。
此时形成子贵母死的社会条件正在消失。后宫汉女越来越多，皇子多出汉女，北姓部族借婚姻干预拓跋事务已少可能。更重要的，北姓部落已离散，北魏政权也日益巩固，没要必要再行子贵母死。冯太后为私利着力利用，后宫借此互相倾轧，皇子备受摧残，难以存活，以至北魏皇室后继乏人。
宣武帝后宫胡氏敢于向子贵母死制度挑战，生育存养了皇子，即后来的孝明帝。后来胡氏以皇帝生母居太后位而擅权，成为北魏唯一凭血缘关系擅权的母后。而此时北魏政权已腐朽不堪，到了无法存在的程度。
道武帝离散部落之举，从全局看来，正是他结束五胡十六国纷纭局面重要的一着，使他的帝国一时不再有别的部落力量敢于挑战，更使他的世继之业不再受强大的外家和母后干扰。离散部落客观上也促进一些部族及时脱离部落统治的原始状态。
道武以此提升了拓跋族在各族关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能力，开启了中国北方社会从恢复元气到探求发展的道路。此后北魏与周边各族战争，一般都攻而能胜，被征服部族也常被强制迁徙。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
田余庆先生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
道武帝本人是很有历史感的。他开国创业的时候，拓跋部中原来本是口耳相传的包含丰富的部落掌故的歌谣，被集中起来编成“代歌”，也就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后来进入北魏乐府，称之为“真人代歌”。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
这部极富史料价值的拓跋史诗，以汉字写鲜卑本音，鲜卑人懂，别人却不懂。《魏书 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事虽简略，却比较系统、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还能由一些考古资料大体印证。
乌桓之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然则鲜卑拓跋部自然也可能如此。《序纪》以及诸帝《本纪》中不乏拓跋弑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权的事例。
文明冯太后本是汉人，出于北燕皇族，入北魏后坐父诛入宫，以拓跋风俗手铸金人成功，因缘而为皇后、皇太后，又由于特殊机遇得以弄权。她并无外家实力足以支撑。以文明太后开端，本应废除的子贵母死制度反为巩固，并演化成为后宫倾轧的残酷手段。
乌桓部族由辽东等五郡逐次入塞，是汉武帝时事，早于鲜卑。汉、魏、晋各朝，乌桓突骑始终是天下名骑。五胡中除羌人有长期转战中原的历史经验之外，乌桓比其他任何一族进入中原早、人数多、分布广、作用大。但是乌桓却未被列入五胡，十六国中也没一个由乌桓独立建立的国家。
神元帝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十多年后才整合为三分局面。295年，拓跋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别是昭帝禄官、桓帝猗迤、穆帝猗卢所部。
307年拓跋东部昭帝死，穆帝猗卢总摄三部。但此后《序纪》只有拓跋中部和西部的历史，拓跋东部则寂尔无闻。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东部拓跋已融入当地乌桓、鲜卑之中。
拓跋外向发展的基础，是桓、穆时奠定的，其主要内容，一是走出僻远边塞，脱离守旧部落势力羁绊，参与西晋政治活动；二是为拓跋获得径北五县广阔地域，可以作为向外活动的跳板。
316年穆帝死后，拓跋内乱，三种力量介入代北事务。其一是桓帝之后祁氏，她得到乌桓人和晋人，也就是所谓“新人”的助力；其二是拓跋大人，所谓“旧人”；其三是贺兰部以及“诸部大人”。但竞逐于代北的力量，归根结柢是祁后后人与平文帝后人两系。
祁后虽一时害死平文帝夺得政权，却由于新人南奔并州而独立无援，结好前赵石勒不成。以后几经反复，祁后之子炀帝两次退往宇文部和慕容部，烈帝立、黜、复立，他死后政权入其异母弟昭成帝什翼犍之手。
作者考证，祁很可能是乌桓姓氏。乌桓本是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的。乌桓先民可能有大人健者名祁。另外，昭成帝是平文帝王皇后所出，而王皇后为广宁乌桓。所以拓跋自桓、穆以后，无论是东部和西部，都处在乌桓的强烈影响之下。
汉晋均设护乌桓校尉，是既护乌桓，又护鲜卑。西晋更兼及北境他族。西晋首任护乌桓校尉卫瓘利用乌桓监控鲜卑拓跋部，促使力微忧死。此后拓跋衰颓，不足为西晋之患，继任校尉张华、唐彬主要用事于高丽、宇文。待拓跋振兴，王浚任职时对付乌桓兼及拓跋又成为主要任务。
平文帝时拓跋兴盛，于是迁往东木根山，意在中原。然而此地靠近桓后祁氏所居的参合陂北境，成为祁后得以突然害死平文的导因。否则祁氏不可能在衰颓之际，忽然害死本来居西的拓跋君主，而且同死的拓跋大人达数十人之多。
拓跋第一次开拓，是穆帝猗卢以助刘琨而得径北五县之地，与之共同活动的部族是乌桓突骑；第二次开拓在平文帝时，与乌桓独孤刘路孤部共驻东木根山，有“图南”之势。两次对外开拓，都是与乌桓共同进行的。
拓跋部为了生存发育自西而东，乌桓则自东向西。这两股本来同属东胡，言语习俗相通的部族在代北地区汇合，以此为共同的孽生发育之地，相互包容，相互影响。拓跋部以其部落组织的优势力量，在两个部族错居、渗透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慕容后燕封独孤酋帅刘亢泥为乌桓王，置于广宁为太守以抗拒拓跋，是十六国末年燕魏之际一件很有影响的大事。它表明：1.原为匈奴屠各的代北独孤已被确认为一种类型的乌桓，即独孤已融入乌桓；2.独孤已成为代北乌桓的代表；3.拓跋离散独孤，实际上是拓跋吞并乌桓的决定性举动。
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群体完成了彼此的以及与拓跋部的融合，到北魏建国后均已消失。因而乌桓部族在《魏书》中丧失了应有的地位，成为“诸方杂人来附者”的笼统称谓，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
穆帝猗卢死后拓跋的内乱及其后续事态，1.是拓跋营垒中新旧之争；2.夹杂拓跋君权与外家部族干政之争；由此演变为拓跋兄弟支系的君位继承之争；4.表现为东西（分别以大宁和盛乐为中心）对立。
旧人在反复斗争中终于获胜。新旧之争实际上又孕育着新旧的进一步融合，其中主要是乌桓与拓跋的融合。
作者用两节文字剖析了当时朔方、代北的乌桓独孤、铁弗和拓跋夹在前秦、前燕之间的复杂局势，以及前秦、前燕的不同处置，用地缘政治做分析，相当精彩。 #geopolitics
朔方的乌桓铁弗在拓跋珪以“图南”为务时反而获得独立发展条件，以赫连为姓建立夏国，延续了半个世纪，才被北魏征服，部众融入拓跋之中。
刘显灭而独孤实际上消失了作为部族的存在；赫连灭而铁弗实际上消失了作为部族的存在。这两者相继消失，又标志着源匈奴屠各的乌桓融入拓跋，已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从而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东汉以来，北方诸部族一浪又一浪地涌入幽并雍凉一带。随着其分支迁徙走向能环境变化，各部族不断分解又不断组合，出现趋同和趋异的复杂现象。
趋异的例子：鲜卑力微逾阴山驻止于盛乐草原，带着拓跋名号，为北魏始祖；力微长兄匹孤则率部脱离母体，自塞北远走河西，称秃发部，遂创南凉。两部地理条件和种族、文化环境不同，长期间两不相涉，各自独立发展，产生变异。
趋同的例子：2世纪以来草原鲜卑转徙至匈奴故地以后，匈奴余众留者还有十余万落数十万人，丧失了原有的独立冲击能力，皆自号鲜卑以求生存。鲜卑由此渐盛。今兴安岭以南以至迤西的阴山地区出土乌桓、鲜卑墓葬中，乌桓、鲜卑文化成分几乎都与匈奴文化成分并存，即为实证。
趋同趋异只是相对而言。就与母体关系而言是趋异，就与新环境的适应而言则是趋同。北方复杂的民族关系，族属隔阂不是不起作用，但根本之处并不在纯种族的异同而在环境养成的文化异同。
乌桓之俗，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但大人传袭不需父子兄弟相继，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无层级组织加以统领。所以乌桓作为一个部族，战斗力强但内部凝聚力不强。而拓跋则有相对稳定的部落联盟组织力量。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共生，是拓跋的组织和乌桓的武力的结合。
《魏书.天象志》皇始元年（396）：“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昂、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指的正是拓跋平并州、出幽冀之“大兵”，真人即道武帝。说明道武帝之兴，曾动员方士制造舆论。
作者说，“用拓跋正朔记后燕慕容太史丞所见天象，所言人事与拓跋帝纪若合符契，这明明是道武帝周围之人所编造的痕迹。”——中国史书得这么读。
邓渊受命整理《代歌》，内容以“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这些主要内容又正是邓渊撰修《代记》的资料依据。其中道武之前的内容成为崔浩编修国史的前纪，也就是魏收《魏书》的《序纪》。
道武帝拓跋硅也像魏晋名士一样，嗜服寒食散，药动癫狂不已。
邓渊受和跋案牵连而死，时人愍惜，道武也＂既而恨之＂，其冤昭然。作者推测其真实原因在于邓渊在《代记》中据实撰写道武之母贺后在其父献明帝死后被其祖父昭成帝收娶，先后所生行辈混乱之事。这是一场所谓腹诽之狱。
太武帝时崔浩国史之狱原因是＂备而不典＂、＂暴扬国恶＂，＂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而崔浩所据史料来自邓渊，崔浩奉诏＂务从实录＂，以直笔相标榜，竞趋之士更以国史刊石立衢，终于国史成而大狱兴。
实录之说始自刘向等人赞太史公书之＂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此实录被尊为史德之首。至于著史冠实录之名，唐宋定实录之制，明清开实录之馆，历代相仍，有保存史料之功，但难说都能遵循太史公之所界定。
崔浩之狱后北魏长期不设史官。史馆再开后，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尔朱荣入洛后二十余年中以代人掌史事，一无所成。到东魏时魏收修史，忧心所在仍是直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