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
译者：任俊 闫欢
原著名称：《The Marshmallow Test：Why Self-Control Is the Engine of Success》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0-1 湛庐文化·心视界 丛书
原著出版时间：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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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评分：8.4（58人评价）
因为自己在实践「富兰克林行为训练法」的缘故，对自制力有颇多的感悟，有不少的问题都不知道如何解答，看到心理学领域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学者 Walter Mischel 写了这本《棉花糖实验》以系统性的阐述关于自制力本身的一些观点，立即就读了起来，收获非常的大
需要表扬的是「湛卢文化」真心是家好出版社，引进和出版了非常多有价值的好书，以后对于他们出版的新书，需要多多关注
自制力是一种工具和方法，服从于某个动机（所以才会有人在某方面表现较强的自制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没有）：
我们在发挥自控力之前要经过很多考虑，而对于当前情况、可能的结果、动机、目的以及诱惑强度的感知是极为重要的。这看似显而易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意志力已经被误解为“一种技能”之外的东西了，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运用这种能力。就像任何一种技能，只有当我们有需要运用它时，自控力才会发挥作用。这种技能是稳定的，但却受动机的制约。
无论是风险和收益，人都是有高估当前和低估未来的统计学表现，所以对于自制力的控制，最关键是的：
不论什么年龄，自控的核心策略都是冷却“现在”并加热“未来”——把你面前的诱惑在时空上推得远远的，然后把延迟产生的结果放在头脑中尽可能拉到现在。
摘录：
- 延迟满足能力在人们的早期生活中即是可见和可测量的，它对人一生中的幸福和精神充实、身体健康等方面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当父母们望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当教师们望着自己天真的学生，谁不想知道，这孩子将来的人生是否成功，是否幸福？奇迹出现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沃尔特·米歇尔教授主持的棉花糖实验，即如果那些学龄前儿童如果能够坚持等待20分钟再吃面前的那颗棉花糖，随后便可以得到两颗棉花糖，神奇的实验揭开了这个难以预料的谜底，并且有半个世纪的事实所证明。四五岁的孩子能够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后来的SAT（美国的高考）成绩就越高，其中，那些坚持时间最短的孩子（最后三名）比起那些坚持时间最长的孩子（前三名），总体成绩整整差210分。他们在青春期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也越强。那些在棉花糖实验中等待时间更长的孩子们，在他们27～32岁阶段有较低的体重指数和更好的自我价值感，能够更有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地应对沮丧和压力。
中国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等传统说法，弗洛伊德和蒙台梭利等学者也有童年影响一生的观点，而米歇尔教授主持的棉花糖实验，给了我们一个童年如何影响一生的内在逻辑，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童年的教育为什么最为重要。
- 延迟满足这种能力是一项可以习得的认知技能，其认知策略可以改善和提高，而这对于如何抚养和教育孩子具有极大的帮助。
毫无疑问，当童年影响一生的秘密被揭开，父母与教师极为关心的就是如何培养孩子养成延迟满足的能力。《棉花糖实验》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培养延迟满足能力的方法和建议。如米歇尔教授所说，自控力来自基因，但它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锻炼增强，而这需要让执行功能成为成功人生的必备技能。
培养自控力的执行功能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必须主动牢记自己选择的目标和两种可能性，目标是获得更大的利益，两种可能性是“如果我现在吃了一个，过一会儿就不能得到两个了”和“如果我现在吃了一个，过一会儿就能得到两个”。二是必须注意自己实现目标的过程，通过灵活利用一些技巧抵抗诱惑或转移自己对诱惑物的注意及认知，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出必要的修正。比如，分散注意力，离开诱惑物，去玩玩具或做游戏，等等。三是必须抑制冲动性反应，比如不去想诱惑物有多么吸引人、不伸手去摸那些奖励物。例如，在2013—2014年的美国儿童节目《芝麻街》中，就专门设计了曲奇怪兽在“等待游戏”中如何克制反复发作的冲动性反应，因为地狱乐队反复唱“好的东西属于那些能够等待的人”，并且耐心阻拦他，他为了得到奖赏，开始对着玩具狗唱歌，还把美味的曲奇饼想象成非常臭的鱼等，终于获得了成功。
- 自控力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不仅仅取决于技能，更取决于内化的目标、指导人生旅程的价值观和战胜沿途挫折的强大能力。
或许是因为研究过多年的儿童行为习惯，我认为，养成延迟满足的能力，也是在培养一种智慧性的思维习惯，这是比动作性习惯更高层次的习惯。问题是人生极为复杂，并非养成一些延迟满足的能力或习惯就可以成就幸福的人生。
米歇尔教授在书中专门写了第14章“动机”，认为“自控并非无处不在，聪明人也会做出愚蠢行为”。他列举了克林顿总统绯闻案、被誉为严谨自律的典范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却爆出丑闻，等等，认为在追求他们最重要的职业目标方面，他们都有着优于常人的自控力，并因此获得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就要另当别论了。确切地说，他们应该是没有意愿去对某些特别的诱惑实施自控。
应当说，这个论点是极为犀利而现实的。中国的名牌高校多次爆出一些投毒案或自杀事件，在很多人心目中的高材生转眼沦为罪犯或轻生者，不同样是一种悖论吗？
显然，在延迟满足能力的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动机，而决定动机的往往是价值观。所以，米歇尔教授指出，延迟满足与自我控制，这两者是一种能力和认知技能，就像任何一种能力，能否运用主要依赖于动机。因此，比执行功能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动力。要想成功地实现目标，自控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给予我们方向和动力（内驱力）的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执行功能只是一种能力而已，只有再加上确定的目标和动力，我们才能真正找到方向，取得成功。
正如我的学生和孩子们所证明的，自控力于我而言也并非天生就有。我曾在凌晨打电话给我的学生询问最新的数据分析进展，尽管任务是当天晚上才布置的。与友人共进晚餐时常常让我感到尴尬的是：当其他人正享受美食时，我的盘子却已然空空如也。我自身性格急躁的缺点和对自控策略可习得性的发现，促使我愿穷尽一生钻研于此。
我们的研究发现，为了未来的后果，我们可以延迟对自己的即刻满足，而这种能力是一项可习得的认知技能，正是这些发现和我的信仰激发与驱使着我写作本书。于半个世纪前发起的研究时至今日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研究已经证明，延迟满足能力在人们的早期生活中即是可见和可测量的，它对人一生的幸福感和身心健康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最令人兴奋，同样也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对于我们应如何抚养和教育子女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为这项能力是可以改善的，能够通过现已得到明确证明的具体认知策略得以提高。
在过去的50年中一直进行的棉花糖实验与后期测试，刺激了一大批关于自控力研究的出现——仅是21世纪的前10年，有关自控力的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就增长了5倍。在本书中，我会讲述这方面的研究是如何阐释自我控制机制的，以及这些机制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建设性地驾驭与使用的。
50年前，大多数孩子可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喜欢棉花糖，但是，在斯坦福的必应幼儿园里，父母有时会制止孩子们吃糖除非他们答应事后会好好刷牙。因为孩子们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挑选了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几个奖励物供他们选择。不管孩子选择了什么，我们都会给他两个选项：立即拿走一份奖励物或者自主地等待实验人员回来后拿走两份奖励物。当首次研究经费申请遭到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拒绝时，为实验研究的细枝末节而操碎心的我们沮丧到了极点。联邦政府机构的人员甚至建议我们向糖果公司申请资助，我们还一度觉得（担心）他可能是对的。
我们之前在加勒比做的实验已经表明，信任感作为延迟满足中影响意志力的一项因素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了使孩子们信任对他们做出承诺的实验人员，孩子们会先和实验人员玩耍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感到自在、舒服为止。之后，孩子们会被安排坐在一个上面放有按铃的小桌子旁。为了得到孩子们的充分信任，实验人员假装一步步地离开房间，在孩子们按下按铃后就立即跳回来说：“你看，你的铃声把我叫了回来。”实验人员重复进行着这样的过程，直到孩子们意识到只要他们一按下按铃，实验人员就会立即回来。在这之后，被描述为一个“游戏”的自控力实验才正式开始。
尽管实验方法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赋予了这个实验一个累赘到不可思议的学术名称：“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数十年后，直到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现了这项研究并以《棉花糖实验和公共政策》的标题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才将它称为“棉花糖实验”。这个名字取得很直白，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以棉花糖作为奖励物的。
在1968—197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的孩子们中，有超过550位参与了棉花糖实验。我们在实验后对这些被试做了样本追踪，并通过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了评估，这样的评估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2010年，他们大约都到了40岁；2014年，我们继续收集了他们的相关信息，包括职业发展、婚姻状况、身体情况、财力以及精神健康状况。这些发现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感到惊讶，现在仍然如此。
那些学龄前儿童所经历的情感同样会对他们在多长时间内按下按铃产生影响。如果实验人员在离开房间前通过诱惑物建议孩子们去想一些能令他们感到悲伤的事情（比如因为没有人帮助他们而哭泣时），孩子们会像被建议去想奖励物一样很快就停止等待。如果孩子们想的是一些愉快的事情，他们等待的时间会是三倍长：平均接近14分钟。给予9岁的孩子们赞美之词（比如表扬他们的画），他们会比被给予负面评价时等待更长的时间。这样的表现同样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总之，我们在感觉不好时很难去选择延迟满足。比起那些生活更加愉快的人会选择延迟满足，选择更有价值的奖励物，那些一直处于压抑或者负面情绪中的人更加倾向于选择即刻满足，选择的奖励物也会是不那么期待的。
我们问了很多不同年龄的孩子，棉花糖实验中的条件、行为及想法对于他们在等待过程中的影响——什么会使得等待更容易，什么又会使得等待更难。这些孩子中没有人以前接受过这种实验，所以我们会向他们介绍实验的标准做法。孩子被要求坐在小桌子旁，选择的奖励物会暴露在盘子上，按铃会被提及，同时“现在一个，延迟一些两个”的可能性也会被解释给他们听。这次，实验人员不会离开房间让孩子们开始等待，而是会留下来询问他们什么样的条件会有助于他们等待。比如，我们会问：“如果把棉花糖放在盘子上，让你可以看见，等待会变得更容易吗？那如果把棉花糖放在盘子下你看不到的地方呢？”
大多数3岁的孩子都无法理解问题，也就不知道该回答什么。4岁的孩子理解了问题，但是他们常常会选择最差的策略：将奖励物暴露在外面，看着它，想着它有多么好吃。当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将奖励物放在外面时，他们说：“因为这样会使我感到高兴。”“我就是想看看它。”或者“它太美味了。”很明显，这些想法都聚焦在他们想要的（“我喜欢它”），而不是领悟或者关注到看到奖励物会使他们的等待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希望想要的东西就真切地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在面对暴露在外的奖励物时，他们击败了自己去等待的庄严意图，以致看到自己已经按下按铃拿到奖励物时自己也会感到惊讶。他们不仅没能正确预测出自己的行为，而且还坚持创造着使自己不可能完成延迟满足的条件。这些发现会帮助家长去理解为什么他们的4岁孩子还是很难去控制自己。
在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孩子们身上的改变是惊人的。在5～6岁的时候，大多数孩子更喜欢选择隐藏奖励物，同时把不断拒绝唤醒有关奖励物的想法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策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让自己对诱惑分心（“只是去唱歌”或者“我猜我要回到外太空”或者“我想我要去洗个澡”）。当他们再长大一些时，他们会慢慢开始看到以及不断重申这两种可能性的价值（“如果我选择等待，那么我可以得到两颗棉花糖；但如果我按下按铃，那么我只能得到一颗”）。同时，他们会通过指示性语言建议自己：“我会说‘不，不要去按下按铃’，如果我按下按铃，老师就会进来，我就只能拿到一颗了。”
我问了一个叫西蒙的9岁孩子：“你是如何使自己让等待棉花糖的过程变得更容易的呢？”他的回答给了我一种画面：一个人在棉花糖实验中坐着，脑子里想着“应该来点什么让自己分心”。他写出的附加建议是：“不要看你想要得到的——想想任何其他的事情，因为随后，你的思路就会打开——用你此刻所能想到的东西来娱乐自己。”通过更加深入的对话，西蒙解释了他成功的原因。他告诉我：“我脑子里至少有1 000个想象出来的角色，就像我房间里的玩具造型。在我的想象中，我把它们都拿了出来，与它们玩耍——我创造出了很多故事和历险。”很多像西蒙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可以在遇到类似棉花糖实验的情况时很好地运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娱乐自己，从而使得时间过得很快以实现延迟满足。
大多数孩子似乎在12岁时才能意识到冷却思想冲动的重要性，那时，他们才可以领悟到对于奖励物的冲动会击败你关于延迟满足的想法。反之，冷却思想（例如，将棉花糖转移为蓬松的云朵）却可以减低他们的欲望从而让等待变得更加容易，正如一个男孩所说的：“我总不能去吃那蓬松的云朵吧。”
如同在之后的章节里所讨论的，一些孩子在延迟满足能力方面的起点比较低，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也能做得越来越好；而另一些在起步时很有天赋，也拥有更好的延迟满足能力的孩子，在之后的岁月里自控力却会慢慢减弱。在必应幼儿园的实验证明，对于诱惑物的不同精神呈现方式可以改变甚至颠覆其对行为上的影响。1分钟也不能等待的孩子在改变了对于诱惑物的想法后可以成功地等待20分钟。对于我来说，这项发现比起那些长期以来的相关性研究更有借鉴意义，因为它指向了可以加强自控力和减弱压力的一种策略性方法。同时，认知神经科学以及大脑成像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长足发展为我们走入潜在影响延迟满足能力的大脑机制开辟了一片空间。我们现在可以在需要控制自己的冲动时想想怎么去利用自己的想法使大脑冷静下来了。
与大脑边缘系统紧密相连的是冷认知系统，它是认识性的、复杂的，具有反思性，也比热情绪系统反应慢一些。冷认知系统位于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中心位置，该系统是可控制的，对一些关于未来的决策和自控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棉花糖实验中也得到了些许实证。高压会削弱冷认知系统、加强热情绪系统，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冷热系统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的：一方活跃，另一方便会消沉。尽管现如今我们已鲜少会遇见狮子，但在日常生活中却需要面对来自现代社会的无尽压力，此时热情绪系统会增强，冷认知系统只会在我们最需要它时才出现。
冷认知系统发育得十分缓慢，在孩子上小学的前几年才会逐渐变得活跃，直到20多岁完全发育成熟。因此，小孩子和青少年极易受到热情绪系统的影响。不同于热情绪系统，冷认知系统与刺激物的信息属性相适应，会促使理性、带反思性、有策略性的行为。
年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棉花糖实验中，大多数不满4岁的孩子都不能延迟满足自己的需求。面对棉花糖这样的诱惑时，他们会在30秒内就按铃，或是一点点地吃掉棉花糖。这是因为此时他们的冷认知系统还没有充分发育，相比之下，在某些研究中，60%的12岁孩子都能等待长达25分钟——一个人坐在空空如也的小房间只面对着几块饼干和一个按铃，忍耐25分钟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性别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孩子们不同的成长阶段，男孩和女孩会展现出不同的喜好。他们延迟满足的意志力会受到诱惑物种类的影响：男孩感兴趣的女孩却不一定感兴趣，反之亦然（例如，男孩大多对灭火器和剑感兴趣，女孩可能会对娃娃和化妆盒感兴趣）。但即使是诱惑物的价值相当，他们受到的鼓励也相当，女孩还是比男孩展现出了更好的忍耐力。不过，男孩和女孩冷静情绪的策略也有所不同。我并没有精确地测试过，但学龄前的男孩似乎会更多地用到身体上的生理策略，类似于在椅子上前后摇晃或是直接把诱惑物推开；与此同时，女孩似乎会更多地尝试对自己唱歌，不去在意诱惑物。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得到确切的研究证实。
女孩拥有更强大的意志力并能忍耐更长的等待时间，这一事实与学校近年的研究发现相符，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孩子，都认为女孩的自控力更强，即使是不满4岁的孩子，女孩也普遍比男孩更加温顺。到了童年后期，女孩的学校作业的完成情况也比男孩优秀，拥有更好的自控力，也因而会取得更出色的成绩。然而事实上，这些评估人，包括孩子自己都对性别差异抱有一种文化定势：“乖乖女”就应该勤勉认真、小心仔细；“真性情男孩”就应当冲动、难以管教，甚至是吵闹的，他们花在排练足球上的时间要比花在书桌上的时间多得多。在面对像“你想今天拿到55美元，还是61天后拿到75美元”这样的假设性选择时，比起男孩，女孩选择后者的概率更大。但当这个假设变成真实的选择（是今天拿一个装有1美元的信封，还是现在还回去两个星期后拿到2美元）时，性别差异似乎就凭空蒸发了。
总之，我们不断地从棉花糖实验中寻找性别差异和其他自控方式，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端倪。不过整体来说，女生在自控力方面占有优势，她们能自己鼓动自己延迟满足，至少在迄今为止我们所研究过的人群和年龄段中，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当面对诱惑物时，有一种方法能短暂地避开热情绪系统，那就是想象其他人会怎么做。因为在替别人做关于热情绪选择时，自己往往会更容易用到冷认知系统。以前有位研究者，尽管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但他的发现让我至今都铭记在心。这位研究者问学龄前儿童：“现在可以吃一小块巧克力，或者10分钟后吃一大块巧克力，你会怎么选呢？”（研究者同时将两块巧克力放在孩子面前。）他问其中一个小男孩：“你觉得聪明的孩子会怎么选呢？”这个男孩回答，聪明的孩子会等10分钟吃大块的巧克力。而当研究者问他：“你会如何做呢？”男孩却说：“我要现在就吃小块的巧克力。”3岁的孩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他们都面临着当前的小小诱惑和延迟满足后的更大奖励物，当被问到别人应该怎样选时，他们能运用冷认知系统回答问题且更有可能选择延迟满足后的更大奖励物；但当他们为自己做选择时，这个选择就被热情绪系统掌控了，大部分孩子会选择马上拥有小份的诱惑物。
在对压力影响研究加以回顾后，耶鲁大学的神经学家艾米·阿恩斯坦（Amy Arnsten）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是非常轻微的急性不可控压力，也可能导致人快速并戏剧性地失去前额叶皮层的认知能力。压力持续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受伤害就会越严重，伤害也越持久，并最终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因此，压力会让大脑中负责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部分在我们越需要它的时候就越不可得。还记得哈姆雷特的故事吗？他在压力加大时渐渐迷失了自我，自己也遭受着严酷的折磨，他在愤怒中不能沉静思考，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而也无法有效地思考或行动，哈姆雷特周遭的一切都被他全方位破坏了，最终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400多年前，莎士比亚传神地将哈姆雷特的精神痛苦以戏剧的形式展现给众人；40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哈姆雷特在承受巨大压力时大脑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通过慢性压力下的大脑模型进行重建，而不仅仅是通过英国剧作家神奇的语言来表现。在长期的压力压迫之下，哈姆雷特的大脑结构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压力持续增加时，他的冷认知系统便开始萎缩了，尤其是对解决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的前额叶皮层以及对记忆、情感起重要作用的海马回开始萎缩。与此同时，热情绪系统的核心——杏仁核正在过分生长（变大）。大脑各功能的转变使他不再拥有自控力，也不能冷静思考了。如果压力如此长期持续下去，他的杏仁核也会开始萎缩，最终抑制了他所有正常的情感反应，也难怪《哈姆雷特》会是悲剧了。
这个依恋实验被精心设计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活动阶段，母亲和孩子（以本杰明为例）单独待在实验的房间里，就像在家里一样玩耍5分钟。
第二阶段是分离阶段，学校负责人打电话让母亲走出房间，只留本杰明一个人，让他与一位本科生志愿者单独待上2分钟。本杰明事先看到过这位志愿者或者在他母亲在场时与这位志愿者有过大约17分钟的互动。在母亲与本杰明分开的这段时间，志愿者一直保持沉默，除非本杰明表现出了不安的样子，志愿者才会简单安慰他，告诉他母亲马上就回来。
第三阶段是团聚阶段，母亲与孩子分开2分钟后，又再次回来，此时志愿者悄悄离开房间，让母亲与本杰明一起活动3分钟。
1998年，我的学生安妮塔·塞西（Anita Sethi）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在依恋实验中18个月大的孩子的行为是否能预示他3年后面对棉花糖实验的行为呢？为了实证这个观点，我们在巴纳德幼儿中心重现了“陌生情境”并且用视频记录下了所发生的一切。每隔10秒，我们就会记录孩子的行为，例如，记录他是否会与母亲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否会在母亲不在的时候玩玩具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是否会与志愿者互动。
同时，我们也记录下了他所有的情绪反应和任何负面情绪的表现（比如哭或露出悲伤的表情）。母亲的主动行为同样也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包括她一开始是否主动尝试与孩子互动，是否干预孩子的自由活动并企图控制他的行为，是否忽略了孩子给她的暗示。以母亲的面部表情、声音传达、与孩子的位置关系、身体接触量、情感表达以及和孩子的分享等暗示性的动作来评定母亲的表现属于过度控制还是忽视了孩子的需求。
一些婴儿通过玩玩具，自己观察、探索房间或与陌生人互动成功地将自己的注意从母亲的身上转移走；而另一些孩子则一直紧盯着大门，很快就哭了。相较而言，前者巧妙地避免了后者所体验到的强烈的不安情绪。在母亲离开的2分钟里，等待时间每多1秒，孩子的压力就会随之增加一分。在最后看似永无止境的30秒内，同时也是孩子们最难熬的30秒，孩子的行为的确会预示其日后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行为，这个验证虽不完善但也有依有据。具体来说，那些在“陌生情境”的最后30秒转移自己注意力的孩子，他们长到5岁时在棉花糖实验中也能通过更有效地转移注意力等待第二颗棉花糖。对比而言，没有成功将注意力从母亲身上移开的孩子在3年后也没能完成延迟满足，很快就按了铃。这些研究结果都强调了在孩子成长早期调节注意力来控制并缓解压力的重要性。
在一项研究中，6～12个月大的孩子在熟睡时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脑部成像扫描，当他们听到争执的声音时，那些生活在父母之间存在长期争执的家庭的孩子，与那些争执较少的家庭的孩子相比，其大脑内控制情绪与压力的区域会被更明显地激活。类似研究都表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即使是社会环境中相对平和的压力源也由热情绪系统所控制。
母亲抚养孩子的方式又会对孩子日后养成自控力与依恋产生什么影响呢？之前也有提到过，在安妮塔·塞西的研究中，我们详细记录了母亲的行为，对“母亲控制”的级别与方式进行了评估，也观察了她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例如，有的母亲会对孩子过度控制，相较于孩子的需求更关注自己的需求，这也就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所著的《波特诺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一书中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形象。当书中的主人公波特诺回首自己在新泽西州度过的童年时光时，他回想起母亲对自己的处处控制，虽是出于好意但却扼杀了他自信心的养成，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烦恼：他的母亲会审查、评判和校对他的算术作业，也会从脖子、指甲到袜子，以至身上任何一处受伤的地方进行仔细检查。当小波特诺吃不下炖肉时，他的母亲也依旧会塞给他满满当当的肉，她会拿着一把长长的切面包的刀，并以此作比喻问小波特诺：“你想变得像这一样瘦骨嶙峋任人欺凌吗？还是你想被人嘲笑不像男子汉而像只老鼠呢？”
波特诺的母亲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虚构人物，但我有朋友说他们的母亲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孩子的母亲真如波特诺的母亲那般，那么他获得自控力的途径就会与那些母亲控制欲很小的孩子大相径庭，这正是安妮塔·塞西在看过母亲与孩子的一系列自发的互动后得出的结论。
有较好自控力的婴儿通常能够应对母亲的控制，但并不是通过紧紧黏着母亲，而是与母亲保持距离（至少1米）、自己发现与探索房间、玩玩具，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孩子一旦能够控制自己与母亲之前的距离，也就能在母亲做决定时不完全听从母亲的控制，在5岁时参与棉花糖实验也就可以等待更长的时间。这样的孩子能够利用控制注意力的策略来平复自己不安的情绪，将注意力从棉花糖和按铃转移走，就像他们不去注意自己的母亲一样。相比之下，有同等控制欲的母亲且对母亲很依赖的孩子在棉花糖实验中也只能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棉花糖上，迅速按铃。
为了测试这些可能性，蒙特利尔大学的安妮·伯尼尔（Annie Bernier）在2010年率领一个研究团队以12～15个月大的孩子及他们的母亲为研究对象，观察他们是如何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又是如何影响自控力的发展的。研究者们仔细观察了母亲与孩子在进行拼图游戏以及完成其他认知类任务时的互动情况。然后在孩子16～26个月大时再次对他们进行测试。伯尼尔发现，在前期的研究过程中，母亲通过支持孩子的选择和决定来鼓励孩子的自主性，孩子在其后往往展现出棉花糖实验所需要的更强的认知和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即使研究人员控制了母亲的认知能力和受教育的程度，这个结论依然成立。在这里向父母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父母事实上会冒风险，很有可能暗中破坏了孩子自控力的发育，而那些支持并鼓励孩子自主解决问题的父母反倒更可能让孩子成功地在棉花糖实验中吃到第二颗棉花糖。
与我在孩子父母那所了解到的印象差不多，特立尼达岛上的非裔孩子通常偏爱于立刻得到奖励物，而那些来自东印度家庭的孩子则多选择迟来的奖励物。但这里还有更多故事可说，那些来自缺少父亲的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因缺乏守信经验（即父亲对孩子做出承诺并信守承诺的经验）而更多地选择即刻满足，那个时候在特立尼达岛上的许多非裔家庭都缺少父亲，但是在东印度家庭中这种现象却很少见。如果真是因为这样，那么特立尼达岛上的非裔孩子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我）是否真的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出现、并且带着之前承诺给他们的奖励物这件事抱有更少的信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理由放弃“现在可以立即得到的”，除非他相信“过后”的奖励物一定会出现。事实上，当我仅仅关注与比较这两个族群中有男人的家庭的孩子时，这种族群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
从童年开始，就有太多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可信、靠不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延迟的更大奖励物的承诺常常得不到实现，这样的经历会让等待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抓住手里现有的东西，无论它是大是小。当学龄前儿童有过一次承诺者失信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便不愿意等待两颗而愿意现在就拿到一颗棉花糖的做法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这些常识性的预期早就被实验证实，实验表明，当人们不再期待迟来的奖励会兑现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理性，并且不会选择等待。
但男孩子们不知道的是，每一次射击得到的分数都是随机的，与他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毫无关系，并且他们得到的分数永远也不可能帮助他们赢得徽章。那么为了得到一个徽章，他们就不得不作弊——伪造分数，为了获得更好的徽章，他们只能伪造更高的分数。
孩子们独自在房间里射击并记录自己的分数，同时，报分数所花的时间和作弊的程度（伪造分数的高低）也会被计算出来。结果很明显，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看到的那些“幼稚的流氓”选择马上得到小奖励物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了波士顿：在早期测试阶段中那些倾向于选择等待迟来的大奖励物而不是马上得到小奖励物的孩子比那些立即拿到小奖励物的孩子更少地伪造了分数；如果倾向于选择迟来的大奖励物的孩子作弊了，那么他们报出自己虚假分数所用的时间也更长。
麦克卢尔团队让成年被试在两种货币选项之间作选择，这两个选项中的货币有着不同的预计到手时间，一个是“现在”，一个是“稍后”（如现在10美元，明天11美元）。同时，研究团队又让成年被试在另外两个延迟奖励之间作选择，这两个奖励都在将来且需要等待（如10美元一年或者11美元一年零一天）。研究者们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控每个被试的冷热系统神经区域。当被试做决定时，研究者们发现，每个被试的神经区域活动变得忙碌的程度可以推测出被试个体会选择马上得到小的收益还是选择等待较大的收益：当被试在两个近期的奖励（今天得到的和明天将得到的稍微多些的钱数）之间进行选择时，神经活动发生在热区域；当他们在两个未来的奖励（一年后得到的和一年零一天后得到稍微多些的钱数）中做选择时，神经活动发生在冷区域。麦克卢尔和同事们由此确认，事实上有两套神经系统——一个是热的，另一个是冷的，它们分别评估即刻和延迟的奖励。对于我来说，我很欣慰能看到大脑中的活动与我们在“惊喜屋”里从学龄前儿童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内容一致。201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尔克·韦博（Elke Weber）和博尔德·菲格内尔（Bernd Figner）领导的另一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更准确地定位了让我们选择延迟奖励的具体大脑区域：它在左侧，不在右侧，在侧脑前额叶皮层。
即刻奖励激活了对延迟结果不敏感、自动、无意识且条件反射性的大脑边缘系统，大脑边缘系统想得到立即想要的东西，并使得任何延迟奖励的价值陡然降低或大打折扣。它被诱惑物的外观、声音、气味、味道和触感所驱使，无论这诱惑物是让学龄前儿童按响按铃的棉花糖，或是盘子里不可抗拒的蛋糕，还是古代神话中使水手沉溺的海妖之歌。这就是为什么常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那些聪明人，比如总统、议员、州长和金融大亨等，当眼前的诱惑引诱着他们去忽略之后的结果时，他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
相反，延迟的奖励激活了冷系统：缓慢做出回应，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理性地解决问题的大脑前额叶皮层使我们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而成为独一无二的“人”，并且能够做出长远打算。和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看到的一样，延迟满足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放慢速度并完全“冷静下来”，以使冷系统监控并调节热系统所做的。再次重申，两个系统——一个处理即刻奖励和威胁的热系统，另一个处理延迟结果的冷系统是同时工作的，当一个比较活跃时，另一个就相对不活跃。接下来的挑战是，我们要弄清楚何时应该让热系统主导你的选择，以及何时、如何让冷系统苏醒过来并发挥作用。
1928年出生于芝加哥的詹姆斯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担心母亲爱尔兰血统的遗传，他的目标是成为班级里最聪明的孩子。而在当时的芝加哥，爱尔兰人往往是被嘲笑的群体，常被认为智力低下。他还记得小时候听过的一些故事，招聘广告总是以“爱尔兰人请勿申请”结尾。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詹姆斯开始认识到即使他有着很深的爱尔兰血统，可是那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比别人迟钝。幸运的是，他总结说：“爱尔兰人的智力和众所周知的缺点是由爱尔兰的环境所塑造的，而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应归咎于教育而不是天性。”1962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因为发现了DNA的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人们重新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意味着，在詹姆斯与瑞典国王握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令人惊讶的答案开始纷至沓来。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基因和环境影响大脑和行为的争论几乎涉及人类所有的重要特征，从智力、天资和能力起源，到攻击、无私、责任心、犯罪、毅力和政治信仰，再到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长寿。这场争论并没有局限在学术论战，它影响着人们对社会政策、政治、经济、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养等各个方面的思考。举个例子，我们将经济和成就的不平等主要归因于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会影响我们在政治事件中的态度。如果差异是先天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可能会可怜那些在基因赌局里的输家的后代，但也会认为对于他们的不幸社会是没有责任的。如果后天环境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的主要原因，那么是不是应该由我们去改变环境以减少它所产生的不平等呢？你如何看待遗传和先天因素对毅力、性格和人格所产生的作用不仅仅会影响你关于人性和责任感的抽象概念，而且会影响你如何理解对你或者你的孩子而言，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不可能的。
关于“先天基因-后天教养”所公认的科学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研究以行为主义学派为主，像斯金纳（B.F.Skinner）这样的科学家们将来到世界上的新生儿视为一块白板，准备好了让环境为他们“盖上去哪里的邮戳”并决定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然后主要通过环境给予的奖赏以及奖赏带来的强化来塑造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极端的环境主义开始消退。到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这一主题的思考开始转变，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及其他语言学家还有一些认知科学家证明，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很多都是预先配制的。最初的争论是婴儿如何学习语言，最终证明构成语言的主要语法大部分都是与生俱来的，不管这个婴儿最后说的是德语还是中文普通话（这当然依赖于学习和社会环境）。新生儿这块白板和真正的空白相差甚远，而是已经被深度编码的基础板。
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带来的这些预设的配置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神奇，哈佛大学的伊丽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及一些研究人员率先深入调查了婴儿的思想和大脑，用婴儿的目光作为发现他理解以及不理解什么的工具。例如，如果一个婴儿是天生的会计师，他会对数字有一种超常的理解力和敏感度，并且对于任何几何学难题都胸有成竹——至少当涉及“如何在三维空间里正确导航定位以找到隐藏的宝藏”这样的问题时。然而，婴儿的理解力大都受成年人的辨识能力所限，也就是说，多数时候是我们成年人不具有辨识儿童具有哪些能力的本领。
气质倾向同时也会影响在什么情况下儿童能做到调节自己的注意力、延迟满足、发挥自制力以及能做得多快、多好。儿童的这些情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问这个问题的大部分人经过思考后自己就会意识到，答案肯定是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多年来，许多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把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一起长大的双胞胎与那些在不同家庭里分别长大的双胞胎相比较。这些比较的结果被用于检验遗传与环境对行为、性情及心理特征的不同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细节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通过对双胞胎研究的结果发现，有大约1/3～1/2的成长与发展经历都可以归因于遗传基因的作用。在智力测验中，一些同卵双胞胎之间的测量数值的相关性甚至更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也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中的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重度忧郁症或其他精神上或身体上的疾病，另一个却很健康；或者一个是自律的榜样，另一个却是冲动的典型。
研究者们通过对双胞胎的研究来分析天性与教养的影响分别在儿童发展中所占的比率，仿佛这两个因素是可以单独起作用的。我们应该感谢研究者们的开创性研究，使我们最终明确了我们的生命具有很大比重的预配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天性与教养同样重要。
但随着对遗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天性与教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分割开的，人们的气质和行为模式，包括性格、态度和政治信仰等都反映着基因的复杂影响（通常是多重基因），其具体表现方式则是由环境决定，环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塑造着整个生命过程。“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反映了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编排，其中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具有相互作用的特点。是时候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到底各占了“多少”这个问题搁置一下了，因为它无法被简单回答。如同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很久之前就曾指出的一个问题一样：“决定矩形大小的因素到底哪个更重要，长度还是宽度？”这个问题似乎回答了人们的疑问。
结论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都是从紧密联系又错综复杂的环境和基因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而来的，不能将任何一个因素简单化。但是，对DNA的解密工作——从破译DNA密码到对全人类的基因组进行排序，再到标记DNA的很多控制性元素，已经开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子基础，通过这个分子基础，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从而使我们成为“我们”。
DNA是一种生物密码，它发布一系列指令指挥着我们的细胞去做生命活动需要的所有事情。在人体内，有大约10 000亿细胞的细胞核内有完整且完全相同的DNA排序，这些大约15亿字节的基因信息差不多可以装满两张光盘，而DNA序列本身却可以将这些信息排列在一个削尖的铅笔笔尖上。
尽管这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它们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真正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在于DNA是如何组织排列以及运作的。DNA的密码字母——A、C、G和T可以被唯一地排列组合，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组成不同的“单词”。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排列组合（包括这些“单词”以怎样的方式、在何地以及何时被放在一起）考虑到了使我们变得与众不同的所有个体差异的全部指令。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
人类的身体“储藏”了大约20 000个基因，我们可以将之比喻为一个装满了成千上万本图书的图书馆中的所有信息。每本DNA图书馆中的图书包含的单词通过排列组合构成句子，这些DNA句子就是基因，句子再进一步构成段落和章节，这些高度协调的基因模块共同运作，进一步组成书，这些书再进一步组成图书馆的各个部分（组织、器官等）。关键在于：拜访图书馆的读者从书里获得的全部“经验”不是图书馆里所有书的简单相加，读者的“经验”取决于他什么时候来到图书馆、他和谁一起、他浏览了图书馆的哪个部分、在特定的时间里图书馆的哪个部分是开放的、哪个部分是关闭的以及他从书架上拿了哪本书。简而言之，哪一部分被阅读了——基因会不会表达出来依赖于生物和环境之间巨大又复杂的交互影响，其产生的可能性无穷无尽，即环境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基本，而我们基因的组成（也就是说，我们的图书馆）则提供了一个对环境做出回应的惊人的灵活系统。
其中的困难之处在于找出让我们适应环境的DNA的物理机制。事实证明，即便是DNA的一小部分也可以对组成句子（也就是基因）的单词进行编码。长久以来，处在这些句子之间的大部分DNA被认为是不能被编码的“废物”，它们的作用一直是个谜。
近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延伸出来的非编码的DNA并非完全没有用，相反，它们对确定DNA如何表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废物”充满了转换调节的重要结构，决定着制造出什么样的句子——以及何时、何地、如何被制造出来等来回应环境的影响。鉴于这些发现，弗朗西丝·尚帕涅（Frances Champagne）——一项有关环境如何影响基因表达的研究的领导者，确信是时候放下天性与教养哪个更重要的争论，而是应该追问：基因到底有什么作用？环境做什么可以改变基因的作用？
归根结底，所有生物进程都是被环境影响的，包括社会-心理环境。环境包含了一切，从母亲的母乳、食用的花椰菜和培根、服用的药物以及被吸收的毒素，到充斥你人生的全部经历：社交、压力、挫折、得意、快乐以及抑郁。而且，环境在生命之初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举例来说，母亲在孕期被伴侣施以暴力所遭受的压力很有可能通过遗传转移到孩子身上，使得孩子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行为问题，即使是孩子长大以后。童年压力影响着许多孩子的基因表达，但绝不是所有的孩子。童年压力往往会引起防御反应，以增强的免疫及应激反应为特征。这些结果说明，婴儿大脑的细胞环境深刻地被母体环境所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影响甚至可能会先于怀孕，近来对遗传的研究结论显示，细胞的一些非基因组特征也是遗传而来的。尚帕涅提到，在分子水平上，这意味着这些被社会-心理环境引发的特征可以改变细胞的特征并最终直接影响个体的后代。对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令人警醒的是，对社交的风险和适应力的处理可能是代际遗传的。这表明青少年和成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是否吸烟以及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欢乐和压力，可能会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表现出一部分或是根本不被解码出来。
一项于1958年发表在《加拿大心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了两类老鼠进行实验：这些老鼠已经被选择性地培育成了“迷宫-迟钝”类和“迷宫-活泼”类。经过多代以后，这些被选择育种所培育的老鼠后代已经被先天设定好了在迷宫游戏中将会是迟钝和活泼两种情形。研究者们将这些小动物要么放进一个活跃的充满了感官刺激的“鼠世界”，要么放进一个贫瘠的没有任何感官刺激的不毛之地一般的“鼠世界”。迟钝的老鼠被放进富饶的环境后会变得生机勃勃，而那些本来很有活力的老鼠在陷入贫瘠的生活空间后会变得迟钝，表现力会极大减弱。通过选择性育种，我们根据老鼠的基因创造了拥有天生迟钝和天生活泼两种认知能力的老鼠，可是，环境却戏剧性地改变了它们认知能力的表现。这是最初证明了基因的表达依赖于发挥其功能的环境的实验之一。
当学龄前儿童面对像棉花糖实验这类让人易冲动的“热”任务时，或者当妈妈离开房间后，他们就尤其需要执行功能。不过，表面上的“冷”任务也需要执行功能。例如，一个表面上的“冷”任务（比如在课程上学习数学）也很容易变成“热”任务，当因害怕失败而对学习数学表现出焦虑时，就激活了人的热系统而减弱了人的冷系统，也即压力会一直升级，学习的动力就会减弱。有时，“冷”与“热”是相对的，有些任务对一个人来说是“热的”，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冷的”，只对某种类型的挑战有很强执行功能的人可能会觉得其他挑战非常困难。例如，有些孩子在教室的学习环境下非常优秀，但他们可能会在其他情形下（如人际交往）被触及“热点”而变得脾气暴躁；另一些人则会有相反的模式，他们在人际交往上很冷静，但在需要专注和集中精神的学校学习环境下却会变得紧张和缺乏认知控制。
“我就是能”这一信念源自学龄前儿童常会听到的经典故事《小火车头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一辆满载给孩子的玩具和糖果的火车在它奋力想要通过最后一座陡峭的山峰时被卡住了，一辆崭新的客运列车、一辆坚固的货运列车和一辆破旧的火车经过此处，但它们都拒绝帮忙。最后，一辆善良的蓝色小火车过来了，它努力帮助这辆卡住的小火车，高喊着：“我就是能做到——我可以做到——我能够做到！”它最终成功将礼物送到在大山另一边等待的孩子们手里。
孩子们越把自己看作积极结果的原因，他就越有可能在棉花糖实验中选择延迟满足、控制冲动倾向，将自己有助于达到预期结果的行为在各种情况下一直坚持下去。他们相信自己能做到，并且真的做到了。
孩子对自我的认知——认为自己是一个能运用努力和能坚持下去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积极结果的原因，这两点被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自控力所滋养着。我们可以在棉花糖实验中看到这种“滋养”——一些学龄前儿童在“惊喜屋”中没有直接吃掉经过成功等待后所获得的奖励物，而是选择带回家给父母看他们的成就，他们对自己感到十分自豪。越是在小时候能为更大奖励物等待和付出辛劳的孩子，他们就会有越强大的获得成功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能力，并能为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做好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掌控经验和随之获得的新技能——就像学习拉小提琴、搭建乐高玩具或者发明新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等，本身就会成为最令人满意的活动报酬。孩子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力量感会成为他们成功的基础，并形成了基于现实的乐观期盼，就这样，每一次成功都增加着下一次成功的概率。
塞利格曼做了许多乐观型解释风格与悲观型解释风格之间的对比，他提出乐观型解释风格者和悲观型解释风格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成功与失败。当乐观者失败时，他们会想，如果适当地改变行为方式和环境状况，下次就会成功。他们能充分利用被拒绝的经验，就像通过失败的工作申请、糟糕的投资或者很低的考试成绩来弄清自己需要做什么以提高下次成功的概率。然后他们会草拟出可替代的方案，寻找其他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询问他人的建议直到想出更好的策略。乐观者会建设性地对待失败，而悲观者会用同样的经历来证实他们的悲观预期，坚信这是他们自己的错，并试图避免思考与这件事有关的一切，认定自己别无他法。塞利格曼说：“大学入学考试用来衡量天赋，然而解释的方式会告诉你谁已经放弃了。”正是天赋和能力的合理结合才能在面对失败时保持前进并最终走向成功。关于一个人你需要了解的是当事情变得令人沮丧时，他是否会选择坚持下去。
研究者也发现，那些具有较低成功期待的孩子执行任务时好像自己之前已经在这种任务上失败过一样；不过一旦他们真的成功之后，他们也会有积极回应，而这种新的成功经验可能会极大提高他们对未来成功的期待。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预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人们如何处理新的任务，但当我们真的成功后，原有的预期就会随之改变。这些研究所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总体来说，乐观者比悲观者的状况要好，但即使是个悲观者，一旦成功也会提高他们对成功的期待。
现就职于纽约大学的哈尔·赫什菲尔德（Hal Hershfielel）和他的同事们在2009年对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发现，当我们想象未来的自己时，不仅我们自身的感觉不同，大脑的活动也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我们把当下的自我认知、身份与未来的自己连接得有多紧密。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未来自己认知的大脑活动模式，相比于自我模式更类似于陌生人模式，但其中也有个体差异。研究表明，一些人在想象未来的自己时会表现得更加情绪化；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对那个未来的老年人毫不关心。
在你选择的圆圈中有多大的重叠？如果你看到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有更多的连续性，那么你可能会更加重视延迟回报，而更少看重即刻回报，并且（与那些将未来的自己看作陌生人的人们相比）更少会不耐烦。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我们感觉与未来的自己有更强烈的连续性，我们也可能为了未来的自己牺牲更多当下的快乐。
同一组研究人员还对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4岁）进行了财务决策研究，结果发现，那些现在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重叠较多的被试与重叠较少的被试相比，不仅更倾向于选择延迟回报，最终还积累了更多的资产（所有资源的资本净值）。当我读到赫什菲尔德的研究时，我提醒自己得去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退休计划了。
正如学龄前儿童等待两颗棉花糖的意愿和能力取决于他们在心理上如何呈现棉花糖一样，年轻的成年人连接未来期许中的自己的能力取决于心理上那个遥远的自我是如何被呈现的。为了探索这个问题，赫什菲尔德和同事们开展了一项研究，一群大学生形象地展示了当他们到达退休年龄时会做出怎样的退休计划。作为第一步，研究人员向每位被试索要了他的照片并创建了头像图片或电子图片。对于一些被试来说，头像代表着他们现在的年龄；对另一些来说，头像被制作得看起来更老一些，代表着60～80岁年龄段的人。被试使用一个带有箭头的滑块来指示他们将为自己的401（k）退休养老金账户分配多少百分比的薪水。当他们将箭头指向左边，即意味着增加目前家庭支出的百分比；当他们将箭头指向右边，即意味着增加退休基金的百分比。
被试既能看到他们现在的头像（显示在滑块的左边），也能看到未来的头像（显示在滑块的右边），对未来将要成为的自己所引发的注意力会影响现在的我对当下收入的分配吗？事实上，那些看到未来自己的人会比看到现在的自己的人多存入30%的资金用于养老。
指导这项研究的理念是未来的自己与你有越多的情感联系，你就越会把它纳入到你当下的自我期望和预算中，更加慷慨地将当下自己所拥有的分享给未来的自己。赫什菲尔德和其他研究者还在继续探究，不仅仅在虚拟的实验情境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401（k）退休计划中，是否可以通过增强储蓄者对未来自己的认同使得储蓄的大幅增加成为可能。
我和同事们在每一年的科学年会上都会有一些难忘的谈话，谈论我们如何思考未来。这些谈话不是发生在会议和研究成果展示期间，而是在晚上交换我们自己的个人故事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接受过这种邀请：在未来的两三年间去一个不熟悉但听起来十分有趣的地方做报告。其中一位同事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在2008年时接受了一个邀请，请她于2011年在一个几千公里之外具有异国情调的小镇做报告。当她接到邀请时，她问自己：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她找到了许多恰当的理由：这个机构汇聚了这一领域众多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在一个不熟悉的举办地做演讲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一家报纸的旅游版称这个地方“远离尘世且美丽”）；我喜欢游览不寻常的地方；2011年的行程还没有安排；而且组织者好像非常盼望我的到来。
两年后，当这趟旅行的日期日益临近时，她的困惑从为什么非要去那个地方变成她将如何到达那里，并且正是那些她将要不得不做的事让她的困惑发生了变化。她被迫计划转机多次，还要搭乘不熟悉的航线。并且通过仔细观察，她发现这些不熟悉的航线有可疑的安全记录，在取消和推迟航班方面也有着不良的历史记录。同时，她不得不更换护照，并接种疫苗。一系列看上去无休止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夺取着她的注意力，并需要她紧急处理。从兴高采烈地接受邀请，到行程日期的逐渐临近，三年时间里，我的同事关于这趟行程的思考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个变化令她吃惊，因为随着未来逐渐变成了当下，她希望自己能够停住时间的脚步。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及同事便进行了一次与此有关的实验，参与此次实验的志愿者在三周内每天都会服用非处方止痛剂或者安慰剂。志愿者每天都需要向研究人员报告他们遭受社会排挤时的痛苦程度，并没有注意自己吃的到底是止痛剂还是安慰剂。研究结果表明，服用止痛剂的志愿者平均在第9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第21天，在讲述自己的痛苦情绪时的明显程度呈下降趋势；而就算到了最后一天，那些服用安慰剂的志愿者也没有发生任何明显改变。而另一组志愿者也像上一组一样，在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止痛剂还是安慰剂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让他们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脑部扫描，同时，志愿者要聚在一起玩一个虚拟现实的游戏，游戏规则大致是在游戏进行时根据各玩家对其他玩家信任程度的高低最后选出信任程度最低的玩家淘汰出局。而研究人员此时则会观察这位被淘汰出局的玩家脑部的具体变化，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服用止痛剂的志愿者在受到这种“社会排挤”时，与疼痛相关的脑部区域的神经活动与之前相比明显减少了，且显得更为平静。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陷入弹劾泥沼。一位记者打电话问我，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下的所做所为（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我们是否还能相信他在办公桌上作为美国总统所做的工作。其他记者虽没有直接问出来，但也表示出了同样的关心。他们的问题反映了同一个信念：自控、意识、可靠的品质是一种广泛的特性，它不仅让人们的行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表现出稳定的特点，在不同情境下也有着一致性。这种信念认为，一个在某个情境下说谎的人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说谎，而一个认真仔细的人也会永远一丝不苟。当报刊头条不断报出一个又一个处在公信度极高的职位上的名人因各种丑闻而下台，他们的私生活被揭露，性格中不好的一面与其往日的公众形象相去甚远时，大众的这种美好信念便破灭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推测，总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如克林顿——值得信赖的美国总统VS与实习生暧昧的风流上司。）
记者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对这些人怎么看？”由于时间有限，他们总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我给他们的最简单版本是：总统克林顿有自控和延迟能力——获得罗兹奖学金、拿到耶鲁大学法律文凭、参加总统竞选，这些明显和纵欲毫无关系。纵欲是因为没有能力，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意愿去对某些特别的诱惑实施自控，如垃圾食品和迷人的白宫实习生。同样的，在追求他们最重要的职业目标方面，瓦赫特勒大法官和球星伍兹都有着优于常人的自控力，并因此获得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就要另当别论了。延迟满足与自我控制都是一种能力和认知技能，就像任何一种能力，能否运用主要依赖于动机。延迟的能力可以让小孩子忍住不吃眼前那颗棉花糖，并在之后得到两颗作为奖励，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想要这样做。
我们在发挥自控力之前要经过很多考虑，而对于当前情况、可能的结果、动机、目的以及诱惑强度的感知是极为重要的。这看似显而易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意志力已经被误解为“一种技能”之外的东西了，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运用这种能力。就像任何一种技能，只有当我们有需要运用它时，自控力才会发挥作用。这种技能是稳定的，但却受动机的制约。
想要运用自控力，要先了解自己的动机。
找到自己的“热点”，即那些极易引发情绪激烈反应的事件。一旦发现了这些热点，我们就可以预言在未来的相似情形下的反应，发现自己的弱点，以便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应对压力的第一步：每天记录详细的结构性生活日记，其中包括让自己产生压抑情绪的因素，同时也记录自己对这些因素的反应，就可以持续追踪特定的能引起压力的心理情形和反应方式。一旦知道了某个“如果”刺激或情形会激发你想要调整的行为，你就可以根据这种定位来改变自己原来的反应模式。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先观察勇敢无畏的榜样行为，然后在这个榜样的引导和支持下，自己尝试并且逐渐克服恐惧。通过使用这种“指导性熟悉体验疗法”，孩子和成人不仅能克服对狗、蛇、蜘蛛等的恐惧，而且能克服更严重和无力的焦虑性障碍，如广场焦虑症——去户外的恐惧等。
在意志力疲劳现象出现之前，我们对自我控制和延迟满足的运用是不是有一个限度？疲劳力的意志（由于过度使用自我控制而耗尽意志）是现行关于意志力和自我控制本质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基本科学理念，它对于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自控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认为，意志力至关重要，但也是一种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耗尽的有限的生理资源。他们的“自制力强度模型”提出，自我控制取决于某种依赖有限能量的内部容量。这种说法与传统的、作为固定实体或本质的意志力概念有些相似：有些人拥有很多，而有些人拥有得非常少。根据这种模型，自我控制就像一条肌肉：当你积极运用意志力，自我损耗就发生了，这条肌肉也马上开始疲劳。因此，在多种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面前，你的意志力和控制冲动行为的能力会临时减弱。这种现象可能影响一切——从心理和身体忍耐力到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从反应抑制和情感抑制到做出好或坏的选择，这种现象的影响无处不在。
假设在公司年度招待会上，你极度饥饿，迫切想要吃到点心。如果你设法不去想你面前那诱人、刚刚出炉的撒有巧克力碎屑的饼干，而是坚持吃蔬菜，那么根据强度模型，招待会过后，对于那些不相关但仍然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你将会付出更少的努力。关于这种假设及推断的证据已经出现在一个经典实验中，这个实验被认为是自我损耗研究的原型。
善用认知的巨大潜力：如果你认为坚持做一项困难的任务对你来说就像是打了鸡血般振奋，那么这样的心态便会让你远离意志力疲劳！
我以棉花糖实验的故事和揭示学龄前儿童习惯使用的自我控制策略的实验开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展示了同样使成年人能够延迟满足准备退休的策略。在第二部分，我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策略也可以帮助成年人延迟当下的快乐，为将来的养老金计划作储蓄准备；我也阐明了所有的成功自控策略在根本上都有着相同的机制，能够帮助悲伤的人走出痛苦、帮助人际关系敏感的人维持人际关系以及激励疲惫不堪的海豹突击队员做更多的引体向上。总的来说，关于掌握自我控制，有以下几个关键结论：
- 意料之中的是，有些人所具备的抵抗诱惑和管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比别人强。
-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差异最早在学龄前阶段就可以看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差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容易改变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心理和生理方面预示着生命进程的最后结果。
- 意志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人们要么具备很多，要么不具备（但是无论以哪种方式都不能使它做任何改变），这种对意志力的传统认识是错误的。相反，自我控制技巧，包括在认知和情感方面，都是能习得、加强和管理的，当你需要使用的时候，它会自动激活。这对于一些人来说很容易，因为情感热烈的奖励和诱惑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很具备吸引力，同时，他们也更善于冷却这些热诱惑。但是，不管天生的自控力多么好或不好，我们都可以改进自己的自我控制技巧，以及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改进；同时，在试图发展自控力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遭遇失败；此外，即使具备强大的自控力，我们也可能会因缺乏目标、价值观以及社会环境的支持而无法建设性地使用这些能力。
- 我们不必成为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受害者。自我控制技巧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自身弱点所带来的痛苦；这些技巧可能不会完全消除缺陷，但是可以帮助我们与缺陷更好地相处。例如，一个人际关系高度敏感的人如果能够很好地自我控制，那么他可以更好地维护那段他害怕失去的人际关系。
- 自控不仅包括决心；为了更容易地培养意志力和坚持不懈的能力（经常也被叫作决心），还需要策略和洞察力以及目标和动力。
2005年，一个研究小组在迈克尔·波斯纳的领导下进行实验，以证明后天训练和先天遗传共同影响着让学龄前儿童冷却其热系统的认知和注意控制能力。研究者们让年龄在4～6岁的孩子们连续五天每天进行40分钟的注意力训练。在这些训练中，孩子们会玩各种各样的电脑游戏来提高他们在不同方面的注意力控制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在心中形成一个目标，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现这个目标上，抑制其他妨碍目标实现的干扰性心理冲动。例如，在一个游戏中，他们用操纵杆追踪电脑屏幕上的卡通猫，他们的任务是让这只猫移动到草绿色的区域，避免泥泞的区域，当草绿色的区域开始缩小时泥泞的区域会不断变大，从而增加任务的难度。
研究者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样的训练会影响孩子们在稍后进行的不同标准的注意力控制测试中的分数吗？研究结果是，与没有参加训练的儿童相比，参加训练的儿童的注意力确实显著提高了——这个简单且历时短的实验给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最令人惊喜的是，这个简短的训练甚至提高了非语言智能测试的分数。
我关注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项目，它将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了教学中，它就是纽约的KIPP学校计划，乔治·拉米雷斯在这所学校找到了自己的出路。2012年的秋天，我参观了KIPP在纽约的9所学校中的4所，那时，第10所学校还在建设中。KIPP宣扬“知识就是力量”，学校到处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也自豪地宣传这样的口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一下在现实世界里这项计划是如何进行的，因为他们的教育对象是来自这个国家最底层、最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的目标就是想知道在这所学校里可能会发生什么。
KIPP对于想要改变的公共教育来说正在变成一个模板。我的介绍从戴夫·莱文（Dave Levin）——这个似乎不知疲倦、40岁左右的带领KIPP学校前进的“火车头”开始。这些学校致力于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儿童，直到进入大学，最终让大学的横幅喜报挂满整个教室。超过86%的儿童来自城市内的少数群体，他们的家庭极度贫困。他们早上7点半到校，下午4点半或5点放学。在夏天，他们要比别人多出2～3周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许多项目都鼓励家长参与和参观。学生们被选到这里来上学就像买彩票一样得靠一点运气，因为想要上学和应该上学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地方。纽约的KIPP学校模仿了戴夫·莱文和麦克·芬博格（Mike Feinberg）1994年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建立的一所学校的模式，2014年全国将会有141所KIPP学校，有5万多名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将在这里学习。
我参观的一所学校叫作“KIPP无限小学”，它位于曼哈顿贫民区，大多是西班牙裔与非洲裔，它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北部、纽约城市学院的南部。这所学校成立于2010年，有大约300名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学生。超过90%的学生是非洲裔或西班牙裔，同样有90%的学生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或减免午餐费用。这所学校非常吸引人，它整洁有序，灯光明亮，还有着舒适现代的室内陈设与设备，这和我这些年来考察公立学校的感受以及我小时候上公立学校的感受完全不同，学校焕然一新的面貌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当我走进一年级的教室时，我看到孩子们在安静的教室里认真地听着年轻的老师讲课。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立刻向我问好，“我是马尔科姆”，一个小男孩用温和的嗓音、绅士般的举止礼貌地介绍着自己。当他伸出手来与我亲切地握手时，他询问我的名字，并欢迎我来到他们这个叫作“哥伦比亚之狮”的教室。当我被领进教室时，我听到了响亮的击鼓声和欢呼声，老师宣布谁被选为当天上午的命名日主角，不是生日，而是班级每天为一个不同的孩子设立的甜蜜、热烈的庆祝日。
每间教室都以不同的大学名字命名，墙上挂着经过激烈讨论后得出的激励人心的标语。例如，UNITE，它是理解、永不放弃、想象力、冒险、探索的首字母缩写。教室里有一把“反思椅”，并不是用来“面壁思过”的惩罚，而是用来让孩子们冷静，当他们觉得自己松懈时，或老师认为他们可能要松懈时就去那里坐一下。在椅子旁边有一个用来计时的沙漏，旁边的墙上还贴着标语以帮助孩子们自我安慰，包括远离浮躁、深呼吸、倒数、想象着怒气像气球一样飘走等一些使孩子们冷静、重新自我控制、不再浮躁、冷静思考的方法，等到孩子们重新冷静后才能离开椅子重新回到座位上。
玛德琳，10岁，上五年级，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在KIPP上学将近一年了。她从旁边的一所公立学校转学到了这里，“那儿感觉特别冷漠”，玛德琳这样描述她以前所在的公立学校，“这里的老师更加严厉，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她继续热情地说道：“我认为与以前相比我学习的内容不同了——这里的老师讲得更加清楚，每一天我们学习新的知识，复习旧的知识。在这里我们更加认真地对待学校，有更多的作业，进行更多的复习，并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汇报。你还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学业报告——如果你的出勤率更高、表现更好的话，而这份报告将作为期末成绩。
我问她20岁时会做什么，她说，她或许会成为一名医生、兽医或者老师，那么她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经过再三考虑，她缓慢地用很多细节和例子向我讲述了自己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从“上课听得越多，就能学会得越多”到“每天晚上做3个小时作业”；她还会自我反思如何去改变：“我要学得更多，要变成一个更加刻苦的人……我每节课有90分钟，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知识。”
“什么是社交能力？”我问她。她回答道：“比如你的东西掉地上了，你应该在别人跟你说之前就捡起来，就是在别人告诉你之前你就应该先想到。如果有人在班上表现不好，你就不能听他的话。”自我控制是什么？“它有点像社交能力，即使有些人在课堂上做了一些好玩的动作，你也不能笑——你必须控制住自己。如果你在课堂上想做些自己想做但会影响上课的事，也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做。”她的回答让我想到了曾经问过的另一个同龄的男孩，他也在努力自我控制。“三思而后行。”他也这样向我耐心地解释。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知道我不能从一个很小的样本进行推论；我意识到我不能草率地仅通过几种行为模式就得出结论，我必须警告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印象。但是我也知道漫步在KIPP校园中，看到这些孩子们如何倾听与说话，也看到了老师如何讲课，这让我对处在社会底层中的孩子们的未来更加乐观了。
我不仅看到了温暖与希望，我的理性告诉我，在实验室里得出的那些结论正被这些勇于奉献的老师们广泛且正确地运用到了课堂实践中，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向前进。KIPP学校向我们提供了范例，也给予了我们启示，教育理念和学校制度正在把研究发现融入其日常课程和生活方式中。它向我们证实了自控是可以培养的，通过鼓励制定目标、实现目标、刺激好奇心、奖励坚持直至这些磨练成为他们真正的财富。
我引用乔治·拉米雷斯的话问戴夫·莱文，KIPP学校是否真的“拯救了人生”。戴夫坚持认为他们没有拯救任何人，他坚持说：“我们是啦啦队，孩子们是比赛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只是提供环境，困难的工作只能由每个孩子自己来做。”他解释道，KIPP的使命就是帮助孩子们过有选择的生活。这个选择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并不是要上常春藤大学，甚至不是上大学。而是孩子们能够不受家庭条件的限制，能够真正选择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戴夫和我经常讨论KIPP的变化，探讨如何使KIPP学校办得更有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KIPP创立时，进入大学和获得学术教育似乎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获得选择权和机遇的唯一途径。因此，从那时起直到现在，KIPP的首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学生们送入大学并顺利毕业。戴夫告诉我，2013年，大约3 200名KIPP毕业生进入了大学，大学毕业率累计达到了40%。而那些家庭背景相似，但却没有在KIPP上学的孩子，他们的大学毕业率只有8%～10%，而美国所有大学的平均毕业率也只有32%左右。
戴夫认为他们的成功反映了KIPP的学生不仅有大学课程的学习能力，还有能让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性格技能。对他来说，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如何最有效地将“性格教育”纳入KIPP的课程之中。当他第一次提起“性格”时我很担心，因为长久以来这个词被认为是先天决定的，但KIPP学校却不这样认为。在这里，性格反而被看作是一项可以教授的技能：特殊的行为和态度——不仅有最重要的自控力，还有像毅力、乐观、好奇和热心这类品质。KIPP学校正在努力实施的性格教育，并不是仅仅在教室内贴满鼓舞人心的标语与口号、校长每周在学生集会上进行崇高的演讲说教等外化的形式主义教学；而是希望可以把性格教育变成人们日常学习与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教育对象不仅是学生，还有学校的老师和教练等。
我问戴夫KIPP学校如何让性格教育落到实处，使其在课堂中真正开始实施。他认为重点是要给孩子们机会，通过一些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培养自控力、毅力和其他性格技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让孩子们迅速学会如何克服挫折、从失败中迅速振作、有重点地独立工作，那么在他们学习的课堂上就必须有机会去练习这些事。同时，老师们也需要设置自己的课程，留出时间让孩子们去做这些事。”因此，学校课程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实践，在这些实践中，孩子们会参加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持续努力的培训项目，孩子们或者独立工作，或者与一个同伴合作，又或者在一个小组内工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没有老师的协助。“关键是老师不再站在讲台上讲课，而是督促孩子们自己完成繁重的任务。”
为了监督孩子们在性格教育中的进步，学生们每年会进行几次自我评估，分别在每个记分阶段的末尾。他们会评估自己成功实施一套行为培训方案的概率（从“几乎不成功”到“几乎总是成功”）。每套行为培训方案都定义了一种人格技能——尤其是自控力、毅力、乐观、热心、社交能力、好奇心、感恩。每一种技能都有明确的行为方式和主题价值，如乐观是“我永远保持进取，即使事情变得不好”；毅力是“无论什么事情，一旦开始就一定要完成”。自我控制分成两种形式的自我约束：一种是拥有决心并为之努力，保持专注的能力（“我集中注意力，不被其他事物干扰”）；另一种是在糟糕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控制脾气和沮丧的能力（“即使被批评或被挑衅，我也要保持镇静”）。对“热心”来说，是“我怀着兴奋和能量去适应新的环境”。对社交能力来说，是“我能够尊重别人的感受”。
教师们不仅要观察和评估学生们的进步情况，还要用同样的性格发展测量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进步情况，从而评估整个学校的进步情况，防止退步现象的出现。这些关于提高性格技能的努力还没有被系统地评估，但是这些孩子和老师们至少已经在用这些方法和语言思考和讨论他们是否能成功地形成自己想要的性格。
当我看到KIPP的学生努力地培养性格时，我想到了10年前参与棉花糖实验的那群孩子，10年后的现在，当那群儿童已经变成了青少年时，我惊讶地发现，当初那些能够等待的孩子身上的品质与KIPP培养的品质是如此相似，而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们不同于迅速按下按铃的孩子（在第1章曾讨论过）。以“毅力”为例，在安吉拉·达克沃斯的“毅力量表”中，毅力的测量标准是“困难不会打倒我”——当棉花糖实验中能够等待的孩子变成青少年时，他们的父母几乎用的就是这些话语来形容他们孩子的性格品质的。令人鼓舞的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有高延迟能力的孩子的行为和态度与KIPP为了学生们更好的未来所培养的性格品质是完全重合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像KIPP这样的学校一般从学前班开始，而没有在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童年早期就开始，学龄前孩子的生物劣势有可能已经生根发芽。学龄前期同样是帮助儿童学习与压力对抗策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发展那些顺利入学所需要的基本认知技巧的关键时期。为了缩短日趋增大的贫富差距，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呼吁让学龄前教育普遍化。如果这个呼吁变为现实，那么是否成功便部分取决于学龄前教育是否能有效地将研究发现融入实际工作中。学龄前教育能帮助提供必备的基础，长期的收益将有赖于学校和家庭协作来帮助儿童继续使用并且发展这些技能，并帮助孩子继续养成社会所珍视的良好行为习惯、自我控制、责任心和生活目标。我们需要继续期盼奥巴马总统关于学龄前教育普遍化的提议将会如何实现。但是无论学龄前教育会怎样发展，我们都应该相信好的学龄前教育是迫切需要的，是值得期待和拥护的，因为如果这项政策真正实施，这些学校将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培养良好的性格和能力，使他们掌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
抵抗诱惑是困难的，因为热系统严重偏向于现在：它充分考虑到了即时回报却低估了延迟回报。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在人类和动物中都存在着低估未来的现象，经济学家把它形式化为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正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我的同事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运用这一模型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几乎不去健身房，尽管自己有着经常去健身房的美好意愿。对于未来价值的低估程度总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他在自己的例子中对延迟回报的价值使用了折扣率，他自己就把这种价值削减了一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折扣率甚至更大，为了给这种打折扣的现象建模，莱布森给每个活动赋予了一个数值来评估这些活动需要多少痛苦和努力（负数）或者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正数）。例如，对他来说，今天锻炼所需付出的努力可能为-6的损耗，从锻炼中获取的长期健康的积极价值可能为+8等。当然，这些数字总是取决于个人做出决定时已经有的价值感。
莱布森这样解释自己的拖延：他今天可以锻炼（他的努力消耗为-6）来获取延迟的健康收益（对于他的未来价值为+8），对于一个和他有相同价值偏向（偏向于现在）程度的人来说，今天锻炼的纯收益就是（-6+½[8]=-2）。在这个等式里，+8的未来价值被削减了一半，因为无意识对未来价值进行了打折，使得他今天锻炼的纯收益成为了-2。相反地，明天锻炼的延迟努力消耗为-6，延迟收益为+8，两者都被减半，因为他们都属于未来价值（½[-6+8]=-1）。对于莱布森来说，推迟去健身房锻炼的最终纯收益为+1，这比今天锻炼所能带来的-2的纯收益多，因此，他就很少去健身房锻炼。这些权重经常变化，不仅体现在每个个体本身，还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活动时：你可能认真地去健身房锻炼，却总是不清理自己的壁橱。
不论什么年龄，自控的核心策略都是冷却“现在”并加热“未来”——把你面前的诱惑在时空上推得远远的，然后把延迟产生的结果放在头脑中尽可能拉到现在。
当人们预期自己无法做到自我控制时，他们通常会试着做出预先承诺来减少环境中的诱惑：他们剥去极具诱惑力的食物对自己健康不利的遮盖物，远离酒，或者扔掉自己藏匿的香烟，决定不再买那些诱人的商品——又或者如果买了，他们会减少数量；或者会选择同类商品中价钱更贵的，希望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明白，这种商品实在是太贵了，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购买能力。预先承诺策略——从圣诞储蓄俱乐部到保险政策和退休计划，可能都是为了获得一定的价值与利益且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些策略在没有约束性承诺的情况下被实施，没有明确的“如果-那么”计划让它们落到实处，那么它们可能最终只能变成新年决心，我们都非常擅长给出不温不火的承诺，然后再给自己找无数的借口绕过它们。
我在一位已去世很久的朋友兼同事身上见证了这一规律。他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半心半意地努力通过使用预先承诺策略来拒绝购买香烟从而降低自己吸烟的高频率。作为一种替代办法，他从周围人那里讨要香烟。圣诞节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部分办公室都是空的，这限制了他讨要香烟的行为。但正在绝望时，他开始在曼哈顿岛的人行道上寻找烟头。他向我描述自己最羞愧的时刻：他最终在百老汇街上看到一个诱人的烟头然后弯下腰捡起了它，当他拿着烟头直起身时，他看到了那个常在街角的人脸上的表情，那个人也一直想捡这个烟头但是动作不够快，所以他当即冲着我装扮优雅的朋友大叫：“我真他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朋友的例子证明了什么会导致预先承诺计划失败，即使他足够聪明，自己也明白个中缘由。他并没有号召别人来帮助自己坚持表面的戒烟目标，也没有告诉他们无论自己怎样哀求都要拒绝提供香烟，因此朋友们对于讨要香烟的礼貌回应促进了他实现目标的失败。他全然明白为了与吸烟的即时诱惑抗争，当他的热系统想要吸烟时（大多数情况下），他必须让违背预先承诺的代价远远大于立即吸烟的价值。作为心理治疗师，无论方向和策略是什么，他们都会经常告诉自己的病人，你必须想要去改变，并且强调“想要”。
要想使预先承诺计划发挥作用，就要把它们转换为“如果-那么”计划。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我们能找到许多例子。在我朋友所处的情境中，他可以预先承诺他将为自己的可恨动机（时常发生）付出巨额支票，将这个有约束力的合同委托给他的治疗师，每次求得或者吸一支烟就寄出一张支票。如果你不想让治疗师参与这个策略，你可以请一位会计师、律师，或者联系紧密的敌人或者最好的朋友来邮寄你的支票。
要想成功地实现目标，自控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给予我们方向和动力（内驱力）的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决定生活是否满意的重要因素。那些我们在人生早期阶段所选择的目标，对其后人生阶段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满意度有着十分惊人的影响。不管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怎样形成的，这些目标都推动着我们人生故事的展开，它们和执行功能一样重要，因为我们要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
自控力，尤其是当它被贴上“努力控制”的标签之后，会让人感觉一个拥有自控力的人，就应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严于律己，舍身忘我地努力工作，牺牲当下的快乐。一个熟人告诉我，最近，他在曼哈顿和一个朋友吃晚饭时谈到了棉花糖实验。他的这位朋友是个写小说的，住在曼哈顿的格林尼治村（许多民间艺术家都聚集在那儿）。这位朋友比较了一下他自己和他弟弟的生活。他的弟弟是位非常成功、富有的投资银行家，每天穿着圆细条套装，系着爱马仕领带，很早就结了婚，孩子们也都非常出色。相反，这位哥哥迄今为止出版了五部小说，但是反响很一般，销量也很少。尽管如此，他却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白天写作，晚上则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不停地换女朋友。他认为，他严肃刻板的弟弟会为了等到第二颗棉花糖而永远坚持，而他自己则很快就会按铃。
事实上，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控力，这位小说家是不可能成功出版五部小说的。而且，如果他要长期保持一种开放的恋爱关系，而不真正爱上对方，也需要一种自控力。同样的，他之所以能够从一所注重创造性写作的精英文理学院成功毕业，也和他自身具备的强大的自控力分不开。在艺术领域中追求一种创造性的生活需要执行功能，其他任何事情、任何领域的成功也都需要执行功能，只不过大家的目标不同罢了。没有执行功能，你找到以及追求目标的机会也就没有了。这正是南布朗克斯的孩子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如果他们失去了去KIPP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就很有可能无法拥有执行功能。但是，执行功能也只是一种能力而已，只有再加上确定的目标和动力，我们才能真正找到方向，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