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风流冠绝，文章流传百世，品格光耀千古，一生宦海沉浮，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这都与另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那就是章惇。
章惇早年也以才华见长，后却因其奸诈投机而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遗臭万年，以至于其后世族人在修家谱时将其略而不录，永远地开除了他的族籍！
现摘取四个片段，说说他们的爱恨情仇。
镜头一：年少轻狂，相识相知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博学善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才进入仕途。1061年左右，他与苏轼都到陕西省当了地方官。
有一次，章惇与苏轼同游南山（在陕西省盩厔县南），到了仙游潭上。潭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一座独木小桥凌空相连，下临碧绿潭水，风景绝佳而又令人胆战。章惇请苏轼到对面石壁上题字，苏轼说是害怕，不敢过去书写。章惇则镇定自若地走了过去，用根绳子一头拴住大树，另一头拴在自己身上，滑了下去，用大毛笔蘸着漆墨写了几个遒劲大字：“苏轼章惇来”。
章惇写完字，轻轻松松地回来，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仿佛没事人一般。苏轼拍着他的脊梁赞叹说：“将来你必定能杀人。” 章惇反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闻听，不禁哈哈大笑。此时，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交往之中能够推心置腹，毫无芥蒂，没有猜忌之心。
镜头二：政见不同，不相为谋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诗文涉嫌诽谤朝廷，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逮捕治罪，贬官黄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把苏轼推上不归路，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这时候，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曾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大怒，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此时，章惇则逐步向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新党集团靠拢。尽管政见不同，但章惇还守护着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客观地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镜头三：反目成仇，分道扬镳
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逝世，小皇帝哲宗亲政。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巅峰。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就在这山雨已来风满楼的时节，苏轼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这里，苏轼处世豁达，能苦中作乐，同样写下了不少的诗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不料，诗传到京城，章惇却睡不着觉了。
他没有想到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顿时恼羞成怒。绍圣四年（1097年），在章惇的指使下，吏部一纸令下，就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
在宋朝，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大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因此被贬到海南，是仅次死刑一级的处罚。由此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此时，章惇登上权力之巅，对于极具威望且行事光明、既反对新党急功近利又不赞成旧党一味保守的苏轼，章惇已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朋友之情。
镜头四：天道轮回，忠奸可辩
哲宗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太后执政。次年，苏轼遇赦，于北返途中，在常州因病逝世。
章惇因为几项罪名被追究责任，先被贬武昌，又被贬到雷州。不久，章惇又被贬到睦州（今浙江省桐庐），最后死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
造化弄人，章惇被贬之日，正是苏轼遇赦复官之时。也算是苏轼徒弟的章援，是章惇的儿子。在苏轼遭难的时候，没见他有什么动静，甚至连一封安慰的信都没给苏轼写过。而当章惇被贬，章援却在第一时间请求苏轼为章惇求情。
苏轼是厚道人，丝毫不计前嫌，复信章援，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顺利北还！在政和年间，徽宗这个著名昏君兼顶级艺术家，下旨追赠章惇观文殿大学士，算是进行了彻底平反。
至此，苏章两人的故事就结束了，他们的忠奸，后人自有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