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崩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上)

如今看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像是一则预言，灾难后没几年苏联便解体了。由这场事故带来的个体遭遇在谎言、牺牲、辐射中多半变成了历史的肥料。而曾经那些荣耀和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随着这场灾难而崩塌。

图为6岁的Julia正在乌克兰的医院治疗斜视。她的祖父母是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亲历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出了一声巨响，这座号称“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引发严重核泄漏，大火熊熊燃烧，辐射污染遍及各地。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发生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前苏联，那一夜，对切尔诺贝利人来说，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生命与希望都随着爆炸被放逐殆尽。

普里皮亚季，距核电站不到3公里，是上世纪70年代专为核电站员工而建的城市。这里一度是座美丽的小城，事件发生36小时后，5万居民被迫撤离。

如今，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废弃的建筑曾见证了那场匆匆的撤离。图为普里皮亚季城市入口处的十字架。核电站附近区域曾经是乌克兰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如今，在浆果和蘑菇遍布的树林中，依然可以想象颓败却宁静的建筑曾经的风韵。

灾难已经过去整整30年，在周遭衰败之际，自然又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破窗中长出了树，路缝里钻出了草，但即使是在未来2万年，这座城市依然不适合人类居住。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成为20世纪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技术灾难。已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坐落在隔离区正中央。辐射残留依旧在所谓的“石棺”中发酵，这座石棺是事故发生后8周匆匆建起来的钢铁混凝土建筑，用以隔离核污染。石棺建设之初就被预计使用寿命是30年。

现在，30年期限即将来临。新防护设施在4号反应堆附近建造，这项计划将把4号反应堆的核废料安全地包裹100年。完成后将平移覆盖原有的4号反应堆以及1986年建成的石棺。

这座预计耗资15亿欧元的新石棺能锁住大约200吨的核燃料，防止这些致命的放射物危害全球。但设施的竣工日期一再被推迟。事实上，尽管已经过去30年，隔离区的许多地点至今仍十分危险。一旦接近这些地点，盖格计数器都会发出响亮的警报声，显示此地的辐射值高出人类能承受辐射上限的数倍。

Дуга-3（杜加3号）超视距雷达系统，也称为“啄木鸟”，因其发出类似敲击的噪音而得名，是冷战时期前苏联预警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前苏联曾在切尔诺贝利附近部署了该雷达系统。如今，苏维埃联盟早已经崩解，冷战也成为历史，但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这场事故带来的梦魇仍未完全结束。

30年前那场爆炸，喷出巨大的放射性辐射云蔓延在整个欧洲的上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受影响最为严重，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仍然承受着这场灾难带来的最深的伤痛。

图为普里皮亚季的一所学校，学校建筑的一侧已经坍塌，图书腐烂，墙漆剥落，人类已经永久性地抛弃了这块土地。

据切尔诺贝利国际生态学实验室记录，隔离区内目前有超过400个物种的动物，包括280种禽类和50种濒临灭绝的动物，但它们的身体里流淌着钚和铯。

曾经的普里皮亚季，拥有一个大城市应该拥有的一切：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学校、医院、旅馆、游泳池、游乐场、歌剧院、超市、体育馆……，80年代初的普里皮亚季是全苏联为数不多可以买到“香奈儿”化妆品的城市。在普里皮亚季文化宫内，苏联时期人像海报散落在地上。

但是，所有的荣耀都在30年前的那场灾难中停止了，爆炸产生的核放射物质遍布前苏联西部和欧洲，即使是苏格兰偏僻小岛上的羊，也被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感染。图为普里皮亚季的游泳池。

在普里皮亚季，废弃的学校和幼儿园见证着发生在30年前的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撤离。对于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来说，杂草丛生的荒废景象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们，离开，就意味着永远的流离失所。图为普里皮亚季的幼儿园保育室。

据统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处理反应堆，清理现场，动用了大概80万名清理人员。多数人都受到了高度辐射，从而引发了癌症及其他疾病。

今天普里皮亚季的太阳照常升起，在颓圮的篱笆和破旧的屋内，放射性物质极缓慢地走向半衰期。而被留下的人们、动物和植物，仅只能顺应着命运，慢慢走向无可逃避的死亡。图为丢弃在普里皮亚季学校里的防毒面具。

很多切尔诺贝利人都不想离开这里，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来到这里的人们：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这里很美。

有数百名老人不顾辐射，回到他们位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家中，他们宁愿死在这片被污染的土地上。起初，乌克兰官员劝阻他们，但很快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甚至主动给他们定期医疗检查。玛利亚，78岁，是在核灾难后选择仍然留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中的定居者。

除了事故发生后，短暂地离开了2个月，谢尔盖（左）和他母亲一直住在这生活，一切如旧。1992年到1993年，谢尔盖曾在核电厂附近帮忙洗车赚钱，但因身体受到了影响，他不得不放弃工作。

谢尔盖家中的老照片。对于谢尔盖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这里的危险，但选择居住于此，就有他们难以离开的理由。对于选择回来的人们来说，就算过着沉迷于酒精的生活，家就是家。而理由，似乎也没有必要为外人所理解。

为此，政府每个月支付他2500格里夫纳（折合人民币633元）的补助。以前，他每年还会去政府提供的免费疗养院治疗，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差，谢尔盖无力支付路费，“而且他们也不好好治疗了”。

谢尔盖和母亲的午餐。鱼干和蘑菇取材于当地，红色的是腌制的酸番茄，这是非常传统的乌克兰餐。在隔离区，一切看上去都欣欣向荣。但对来此观光的人们来说，这些食物都含有铯-137。

今天，每5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根据乌克兰政府部门提供的报告，登记在册的300万受核辐射影响的人中，84%的人身体健康有影响，这其中有100万是儿童。

亚历山大·普里谢普卡（左二）在13岁时随父母从切尔诺贝利搬到安置受害者的村庄Nevhody。事故不仅仅影响了他和妻子塔蒂娅娜的健康，他们的三个儿子也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最大的问题便是和同龄人相比，抵抗力很低。他们怀中所抱的这些枕套是亚历山大的妈妈编织的，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从切尔诺贝利的家里带来的纪念品。

戈尔巴乔夫曾在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中解释说：“我所得到的信息，最初都没有提及爆炸。这类错误资讯，造成了恐怖的后果。”

图为普里皮亚季的“死亡之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时候，许多普利普亚季的村民都站在这座桥上围观“火灾”，他们的身体因此受到了极大剂量的辐射，许多人因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