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追思国学大师饶宗颐

文化界追思国学大师饶宗颐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学大师饶宗颐2月6日凌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字伯濂、固庵，号选堂，1917年8月出生于广东潮州，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余年。饶宗颐之治学，茹古涵今，贯通中西，在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诸领域也有极高造诣。他精通六国语言，有著作100余种、论文1000余篇，文字逾千万言，至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是深受世人尊敬、享誉中外的一代国学大师。

1949年，饶宗颐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教书，其后曾赴新加坡、美国及中国台湾等地大学任教，直至1973年再度回港。退休后，饶宗颐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以及日本、法国多地周游讲学，长期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2011年，当选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07年，饶宗颐90岁时，曾在香港大学接受过本报记者专访。在他百岁华诞之际，中国文联致信祝贺，赞誉他耕耘不辍、学术弥新，积极致力于香港与内地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表现出一个真正爱国爱港文艺家的责任担当。本报亦曾专门赴港恭襄盛事。

天丧斯文，国失重宝。饶宗颐先生逝世后，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进行回忆和缅怀，表达悲痛之情和崇高敬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评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回想起饶宗颐接任西泠印社社长时跟他说的一句话：“西泠印社应该担起一种责任，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应该担起一种职责，就是要‘东学西渐’。”他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化艺术界，饶先生是非常独特的以学术带动艺术的典范。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撰文认为，饶宗颐是20世纪以来中华学术文化的一座高峰。其研究以目录学为纲、语言文字学为器，追根溯源、探幽阐微、广博会通，追索中华文明之源头、动因和内在精神，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精神全面系统的观照和阐释。仅就民间文艺研究而言，其学术层面的文化自觉意识，中西、古今、文史哲艺会通的学术视野，文化史、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香港美协主席萧晖荣回忆，“饶公是我最为敬爱的前辈师友之一。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香港，跟饶公相识于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春，我与周昌榖、黄幻吾两位先生在香港大会堂联展，请饶公担任顾问。后来我成立中国艺苑研究学会，饶公也都欣然答应出任顾问。我与饶公时常往还，每次雅集，也多是我送他回家，他与我亦师亦友，又是同乡，情谊更深，骤闻噩耗，痛感国学柱梁倾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1991年他到香港拜见饶宗颐，并因此跟饶宗颐结缘，随后于1992年至1993年到香港跟随饶宗颐做敦煌学研究，“饶公为人谦和，他每送我一本书，都写‘新江兄正之’、‘新江吾兄吟正’等，对年轻人奖掖有加。他对我没有任何保留，有问必答，我不仅时常去跑马地他的家里问学，还有机会进入他在另外楼层的书房和在附近的专门画室”。

199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因主编某大型丛书与饶宗颐通信约稿，由此逐渐频有往来。王岳川深为感叹，“饶先生的学术艺术境界高迈出尘——出经入史、博大精深、诗文书画、著作等身。一个学者在101年的寿命中能写出大量著作、论文，还精通六七门外语，再加上书法、绘画，令人匪夷所思、无限崇敬”，“历史会铭记住这位君子不器的大学者”。

本世纪初，饶宗颐曾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本报记者在香港问饶宗颐提出文艺复兴的依据何在？他解释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希腊文化的重新整理，带动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文献的极大丰富，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因此我充满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在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重温这段话，不禁为饶宗颐的预见性所折服。这走向复兴的文化、走向复兴的民族，正如饶宗颐先生所愿。

纪念｜饶宗颐先生书画作品欣赏

纪念国学大师饶宗颐｜天地大观入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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