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宋的政治，党争就无可避免，即使是仁宗一朝，也已初见端倪。是激进，是保守，是中庸，晏大相公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后世的人也许就是两个字——呵呵。“富贵优游”的他，在政治上又能有什么政绩呢？君不见他的学生欧阳修就直截了当地在诗中评价他“明哲保身”吗？
要是因为他的“富贵优游”，我们就判定他是政治上的老滑头，什么“太平宰相”，那可是真的冤枉了他。要知道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可是“刚简”二字。只是北宋名臣济济，群峰峥嵘，他身与其中我们看不到他的高峻，只看到了他的“妩媚”，却忘了青山再“妩媚”，他也是山，自有山的刚直。
要推知一个人的志趣，看看他的朋友圈就完全了然，因为志同则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西方哲人西塞罗就曾说过“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看看他的友人政治态度如何，我们就可以知道晏殊本人的政治态度。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
这是叶梦得《石林燕语》中的记载。
范仲淹虽然长晏殊两岁，却是晏殊的得意门生，他一生对晏殊都执以弟子之礼，即使后来名位相当，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虽然中间两人也有争执，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老师的恭敬。
如果晏殊一味地明哲保身，以范文正公的清正，他一定会“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怎么会一生对晏殊恭谨以待呢？这恰恰印证了晏殊高洁的品格。
而受他举荐的除了范仲淹，欧阳修，还有很多在北宋的历史天空上熠熠生辉的明星。
《宋史》中记载: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它的意思是说，晏殊平时就喜欢贤能之士，当时的名士范仲淹、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等他做了宰相，越发地起用贤才，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在他的引荐下，成为台阁之臣。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历史上有名的政治革新——庆历新政。
要说的是庆历新政中的猛将富弼，晏殊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了他。而他的另一位女婿杨察，也果敢正直，论事从来无所避忌，曾数次出言忤逆当时的宰相陈执中。由此来看，晏殊的政治态度应该很明确，是忧乐天下的范文正公的同道中人。
没有谁会为自己的施政故意设置障碍，他举荐这些人固然是看重这些人的能力，爱重他们的气节，更是因为在政治态度上的同车同轨。即使因为个人性格的圆融，自身所处的位置要均衡朝中的各派力量，他做不了改革的急先锋，但他积极的政治态度也毋庸置疑。
有人说，晏殊没有什么政绩，可是要论政绩，还有什么政绩能大过这样地举贤呢？当年鲍叔牙举荐了一个管仲，后世不赞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那么晏殊几乎点亮了北宋满天的星辰，这应该算是贤中之贤了吧？
除了举贤，他更大的功德当是教育。《宋史·晏殊传》中记载:
……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
天圣五年，被贬离开朝廷的他，也和范仲淹一样，并没有因为仕途坎坷就萎靡不振，依然心怀天下。在改任应天府的时候，他延请服丧在家的范仲淹来做书院的老师，一振官学。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屡遭禁废，而从晏殊开始，官学开始走向兴盛。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它与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合称为宋初四大书院，这些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北宋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庆历三年，在宰相任上，他又同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建学，聘请德劭之士以任教授一职，史称“庆历兴学”。国家大计，在什么时候都是以教育为本。现在的人评价宋朝多以“风雅”冠之，当离不开晏殊的大力兴学之举。
这是他作为高山的巍峨，为后人无限仰望。
而当海雨天风席天卷地而来，他高山的刚直挺拔也完全显现，任风狂雨骤，他自巍然屹立。
乾兴元年，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尊真宗遗诏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借此独揽大权，朝中众官虽在背后议论纷纷，却无一人敢站出来和两位执政大臣当面相抗，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在这样一个集体失语的时刻，年轻的晏殊以知制诰的微职挺身而出，勇于进言:
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
这是《宋史》中的一段记载，虽寥寥几字，却可见晏殊的刚勇和识见。它的意思是说，凡是向太后奏事的大臣，垂立帘外听从太后的命令就好了，都不必面见太后。
垂帘听政，即由此开端。
这个创举，真的是胆识兼具，此言一出，朝中的大臣们一致赞同，章献明肃太后也立即采纳了晏殊的建议，朝堂因此免去动荡，得以安宁。
太后把持朝政之后，想要进亲信张耆为枢密使，谁都知道太后微时曾被真宗藏匿于张耆之家，得张耆殷勤照顾，她对张耆的宠眷无人可比，因而没有谁敢站出来议论太后此举的失措，又是他犯颜直谏，毫不犹豫。
“枢密与中书两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贤，亦不宜使中才外之。耆无他勋劳，徒以恩幸，遂极宠荣，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议，奈何复用为枢密使也？”（徐自明《宋宰相编年录》）
枢密府和中书省两个部门，掌管的都是天下大事，即使缺乏贤才，也不应该让身边的人外任，况且张耆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恩宠，就极享尊荣，现在天下人已经对此议论纷纷，怎么还要再起用他为枢密使这样的要职呢？
这番话说得是义正辞严，毫不客气，果然太后发怒，把直言不讳的他贬出朝廷。
虽然居官谨慎，但绝非谨小慎微，“保身”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大义面前他从没有一刻的犹疑。他虽不似范公那样锋芒毕露，火力全开，但逢大事也从来没有退缩。
欧阳修在《晏公神道碑铭》中就记载了晏殊这样的故事:
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衮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
太后将要拜谒太庙，祭祀祖先，礼部的官员为了逢迎太后，上奏请求太后身著衮冕，在《周官》中确实也有“享先王则衮冕”这样的话。太后以此征求晏殊的意见，想得到晏殊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帝王之欲。
然而晏殊不仅没有赞同礼部的意见，反而同样以《周官》中“从王祭先王则服祎衣”的话为依据，说衮冕是帝王享祀先王才可以穿的服饰，太后应该穿祎衣才合适。所谓祎衣即宋代皇后在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穿戴的后服。虽然最终太后并没有采纳晏殊的意见，但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服饰上减少饰物以示同帝王的区别。
这就是晏殊，大义当前，患有所不避。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个人的进退得失从不是他的考量，守住心里的正义才是他的方向。
山木有甘实，
托根清禁中。
岁芳摇落尽，
独自向炎风。
这是他的一首短诗《西垣榴花》。诗写的是古朴苍劲，和他的词的温婉别致迥然不同。在诗里他借榴花言志，暗喻自己的高洁不俗。当时光摇落了一众花朵，榴花却枝头灿烂，独向炎风，不惧酷夏的到来，依然艳丽明媚。
不是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吗？
是的，即使是榴花也会飘落，他所有的芳华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甚至他的“刚简”已经逐渐要被人们遗忘。
可是没关系，榴花不在，却留下了石榴，君不见他的枝头的果实，至今颗粒饱满，晶莹剔透，含几粒在嘴里，齿颊依然留香。他的美好就在这清香的一刻全都复苏，被我们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