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在某一日的凌晨突发脑溢血昏迷,急诊入住ICU。
我们与神经外科医生紧急协商，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最积极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核磁扫描结果显示，出血的部位是一个小动脉瘤破裂所致，极有再破裂出血的可能。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介入治疗，送入导丝结扎动脉瘤，防止再出血。已有的出血只能靠自身组织慢慢吸收。
可是，婆婆的脑血管又细又崎岖不直，有个地方还出现了锐角的转弯，根本送不进导丝，而且当时的出血量对于一个刚患过脑梗的82岁的老人来说完全吸收也是相当困难的，水肿期都不一定能够顺利度过。
我们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好像医学的有效救治在婆婆身上失去了效力。我想到了她的生命有可能走向极速的下坡路。
如果有希望，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如果生命已经无可挽回，我想我们只能尊重生命的进程。
我想起了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所著的《最好的告别》。阿图医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一直从事临床外科的工作，被誉为美国最会写作的外科医生。
他面对一些医学上的顽疾，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十几年前就开始不遗余力的呼吁医务工作者使用最简单却有效的清单来改变工作方式。
他的多部著作都是从医学角度进行哲理性的思考，阐述疾病与健康，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人性纠结。
在《最好的告别》里，作者通过讲述一个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娓娓道出人在面临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时候那种挣扎和无奈，以及对生的向往，对死的恐惧。
本书集中展示了三方面的内容，活得久了，问题就来了，避之不及的老年病带来诸多的身不由己，无能为力。当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拥有时，各种养老机构应运而生，我们如何应对衰老的到来；
当病情严重到医学无法解决的时候，手术、放化疗，缓和医疗诸多方案摆在你的面前，你的心更向往哪种归途，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
当生命的时日已经所剩无几，临终护理显得尤其重要，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毋庸置疑，我们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注定要走向衰老与死亡，这是无人能够逃脱的生命悲剧。
当大限来临的时候，我们为这一切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是否能够优雅的走到生命的终点。
即使再理智的人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也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很多肿瘤晚期的病人为了获取那一点点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好处而错失了获得缓和医疗的机会。而有时候手术、放化疗只是一种披着新技术外衣的折磨，它甚至于加快了死亡的步伐。
对于时日不多的病人而言，他们此时需要的帮助，不一定就非是有创的、治疗性质的医治。
有时候仅仅是针对疼痛所采取的缓解措施，仅仅是让他能够自由的住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像“犯人”一样被锁在医院的病房或者养老院的房间。这些问题的解决比起对付那些顽固的肿瘤更是当务之急。
作者呼吁不要对死亡视而不见，逃避的后果只能是造成事到临头的惊慌失措。
由于父亲的疾病，葛文德医生对于善终护理有亲身的体验，并且极力推崇。善终服务不是无所作为，或者仅仅是吗啡滴注。它让病人在生命最后的时日里能够达成自己最希望达成的心愿，没有疼痛，没有痛苦，和亲人在一起，有尊严的在自己的家里招待朋友。
我想起了医院肿瘤病房里，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日夜匍匐在床头痛苦的喘息，一点一点熬干体内的能量，眼睁睁看着自己如何举步维艰的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里提到一个对于疼痛的认识。
据报道，中国这个人口总数超过美国4倍的国家，止痛药市场仅为美国市场规模的二十分之一。
每年的10月11日，已经被国际疼痛学会定为“世界镇痛日。”而中国人对疼痛的认识非常不足，对“止痛”存有严重的偏见，认为疼痛是一种“能忍就忍”的症状。癌症晚期的彻骨疼痛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像榆林产妇因为难以忍受临产痛苦而跳楼的事件，在欧美国家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有的病人因为突然昏迷失去了所有可以选择的能力，他的子女死活不肯放弃，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上插满管子，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靠一个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的跳动。
曾经有人形容，进了ICU的病人被像狗一样对待，没有了一点做人的尊严。医院的ICU医生也阴郁的说：“我只是在管理一个装满垂死病人的仓库。”
我的婆婆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从认识到病情的严重程度，我就开始对大姑姐讲述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念，不要让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承受一些没有必要的痛苦。她含泪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婆婆在监护室里顽强的度过了一个个危险期，大约十多天的时候，出现了肺部炎症，开始发烧，即使最好的抗生素也无能为力，全身水肿，皮肤撑的像要胀破，一直昏迷的婆婆在一点一点的熬尽她的生命，我感觉到了死亡的脚步。
这时候监护室的医生开始征求家属的意见，因为肺炎导致病人呼吸困难，血氧太低，需要行气管切开。但是在行气管切开的过程中不能保证病人因为刺激不出现意外，而且气管切开以后本身对病人也是一种巨大的损伤，需要家属同意并签字。
这或许不能改变现有的情况，但这是病情发展到现在需要进行的下一步治疗方案。
家属什么都不懂，医生提出来的方案只管老实的签字。
我极力说服大姐拒绝，眼看着昏迷这么久，CT复查出血灶丝毫未减少，化验结果显示DIC已经出现，救治基本无望了，不要让她最后的一刻再挨一刀。婆婆一生好强，怎么会愿意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让自己如此不堪。
大姐哭着说：“不能不切啊，得让她活着啊。隔壁床位的病人不是也切开了吗？切开以后至今都还有呼吸吗？人家是农村的，已经花了20多万都坚持没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
我知道临床那位病人昏迷将近一个月了，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只因为女儿的坚持，两个儿子也咬牙坚持着。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传承。这是一种没有理性的盲目孝道。可是没有人能忍心反驳什么。
国家卫生部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一个人一生中健康投入的80%都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占据总体医疗支出的巨大份额，甚至造成“死人将活人拖垮”的局面。
这也是葛文德医生参与奥巴马政府医改的重要主张。而今在美国，用于临终关怀的1美元可以节省1.52美元的医疗支出。
善终护理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也是一种政府节约医疗费用的社会行为。
如何让自己优雅的老去，坦然接受生命终点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尊重。越是文化层次高的人越是提前做好了衰老的准备。
他们写好遗嘱，嘱咐子女，当自己心脏停博，当昏迷不能进食，当一切治疗无能为力，当生命的终点已经到来的时候，请放弃心脏复苏，放弃气管切开，放弃机械通气，放弃一切无为的抢救，让我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去。
即使医学再怎么发愤图强，也无法改变一些疾病的不确定性。作为医生有太多回天无力的病例。葛文德指出医生所肩负的使命绝不仅仅是治愈疾病，修复功能，在明知道治疗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还继续提供治疗方案是不人道的。
医生应该将不可抗拒的死亡如实地展现给病人，并帮助他减轻痛苦，善始善终，这对于医生和患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实，有时候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我们要理性的对待衰老，坦然承认自己“岁数大了”的事实。让自己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有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