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清华大学筹建之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目的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有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等。（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起初，清华校长曹云祥曾力请胡适主持国学研究院，胡适建议结合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和西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专题研究的方式，并且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1925年2月，清华大学聘请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事宜，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以谦恭大礼，感动了有“帝师”之称的年近五旬曾任末代皇帝溥仪老师的王国维。有意思的是，依旧不愿剪掉辫子的王国维还曾跑到天津去征求溥仪的意见，被准许之后，才肯任职。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浙江海宁人，曾任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通晓中西方哲学，精通英、德、日多种文字，在诗词、文学理论方面造诣颇高，曾和罗振玉一起研究甲骨文，并涉入多方面考古发现，力证殷商历史，成为中国史学上里程碑式之人。胡适曾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度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梁启超曾多次到清华演讲，接到聘书，便爽快答应了。他在一次演讲中曾说到：“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据说，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与梁启超的一些关于《周易》的演讲有关。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广东新会人，早年跟随康有为，于戊戌变法声誉骤起，流亡日本之时，鼓吹和平改良，辛亥革命之后，曾在袁世凯政府出任司法总长，反对袁世凯复辟，1917年退出政坛，余年鼓吹传统文化。
我认为，梁启超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其学术，严格说来，其学术驳杂多端，而没有专精之处，比王国维差的太远，几乎不可相提并论，顶多算得上文化圈子里的名宿而已。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外号“章疯子”。早年师从俞樾，后投身反清革命，晚年招徒设学。其学先入乾嘉考据、汉学之流，后涉理学、佛学。推崇老、庄、荀，贬抑孔子，曾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否认甲骨文的真实性，和王国维、梁启超不和，拒绝受聘清华国学院。
我认为，章太炎和梁启超为一路人，皆为政界之文化人，严格说来，在学术方面，并无甚特殊建树。他虽看不上王国维，其实却比王国维的学术差的更远。
时年34岁的哈佛博士赵元任（1892--1982，有“中国现代汉语言之父”之称号）和时年37岁的陈寅恪接受了聘书，和王、梁成为清华国学院初创时期的四位导师。陈寅恪（1890--1969），生于湖南，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可谓名门之后。早年留学日本、美国、欧洲名校，在东方古文字学方面成就惊人，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方面，造诣高深，在古代制度史方面著述颇丰。在清华讲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有意思的是，只有最年轻的赵元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其他三位都没有学位头衔，可见当时的清华重视真才实学而不慕虚名。
从上述清华国学院初创时期的一些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明确，所谓的“国学”，指的就是中国本土自古产生、发展、流传至今的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等为主的学术，以现在一般的学科划分来说，应该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等。
除了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里都有专业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在中国古代哲学、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做的甚至必国内的还要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中国国内，这一点，值得反省。
现在，对于这些国学，依然有比较杂乱的认识。或认为那是古代封建文化，已经不合时宜，或更以政治实用的角度把国学当作落后的东西，或以科技的角度认为国学不是科学而没有什么价值。这些认识，从某些角度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国学，就是学术。这个道理，就如科技方面的基础研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实用性，其实，却是一切实用科技知识的基础所在。国学，也许看上去没有什么实用性，但是，却是中国文化之根，是学习融汇中西之后而将会出现的中国新文化之根。
在《中西哲学比较评论》一书中可以看出，自古而来，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的理性认识，同欧洲、中东等地区，都有类同的发展阶段和步伐。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堪比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哲学。默罕默德之后，阿拉伯地区囊括了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传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在具体事物的研究方面产生很好的发展。阿拉伯的这些知识在12世纪陆续传入西欧，成为西欧继续发展的基础。宋朝的程朱理学，在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科学认识论方面，基本达到亚里士多德的水平。18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哲学以及其他文化成果备受欧洲的推崇。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英国在共和民主和科技方面的领先发展渐为世人明白，人类文明才正式踏上民主和科技发展的轨道。随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新旧即判，一面随着西欧追赶民主和科技，一面扬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求实现创新发展。
进入科技大发展时代之后，西方哲学逐步进入迷乱阶段，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实证主义哲学和现象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然而，两者都违背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本体。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则只承认以科学方法确定的知识，本体等无法以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在实证主义哲学看来，是可以被完全忽略的东西，而不属于其研究范围。现象学起自胡塞尔对意识中的表象的研究，进而发展为海德格尔所指的客观现象之存在，这样的现象学虽然顶着“存在主义”的帽子，然而其理论却和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黑格尔等西方传统哲学的存在不一样。现象学所谓的存在，不是现象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却就是指现象自身。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上，存在决定现象，先有存在，后有现象，而在现象学来说，现象决定存在，先有现象后有存在。比如，现象学认为人的本质取决于人一生的所作所为之现象，如此来说，人和人的本质就是不一样的。若以传统本体论的逻辑去问现象学本体是什么，现象学则因为本体没有现象表现出来，而说本体不属于他们的研究对象。详细论述请见我的《存在是什么》。
可见，至今，由于西方哲学界依然以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为主流，导致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黑格尔之后没有任何突破。然而，黑格尔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却有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自程朱理学之后，哲学再没有重大突破。明朝有王阳明的心学，然其原理趋同玄奘的《成唯识论》，而其逻辑性却比《成唯识论》差的太多。清朝，理学全然退步，王船山、戴东原等居然不明白程朱理学之精髓，文字狱之后，学界默然，或从考据，或从汉学。这样的考据，企图通过文献考证来辨别历史上的真伪，然而，文献皆出自人手，无实证，考来考去，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直到王国维、罗振玉等研究甲骨文大获成功之后，中国历史才从考据转向考古科学，而获得长足进步。
现在，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已经明显落后于人类当前的存在和实践。现在，在民主政治、科技发展、工商业发展、自然探索、宇宙探险等方面，人类已经获得伟大的成就。在这个“科技后时代”的时代，东西方哲学，几乎又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哲学的发展，必须以回归到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为前提，才能在根本上为人类的存在和认识提供明确的理论根据。
拙作《存在是什么》针对黑格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幸福的存在》则是根据这个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人之存在的很多方面，做了逻辑推论，以求明确人文领域的很多概念或者问题。而本书《中西哲学比较评论》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扬弃，明白中国古代的各个主要的哲学家曾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还留下什么问题，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其实都有类似的理性认识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