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1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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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明史》 第十七，十八章

历来讲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视线集中于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黄河流域的反清复明的运动。自然，南明的几个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对而言明、清对峙的局面在南方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北方汉族官民的反清斗争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斗争不仅牵制了清廷兵力，延长了南明政权存在的时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姜瓖等的反清复明）对清廷的威胁更大。

刘泽清是同山东地方势力联合反清，王道士案则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员为主串通河南反清势力进行密谋  。这两个事件虽然都被清政府破获，参与人员均遭捕杀，然而联系到 1649 年（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降清以后不仅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而且察觉清廷实力有限，认为大可一试身手。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不难发现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历史的人都知道，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病死，肃亲王豪格已经罪废幽禁，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

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

1648 年正月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和同年四月广东李成栋的反正，是永历朝廷的一大转机。上文已经指出了金、王用兵方向的不当和李成栋援救江西不力，导致局势逆转。但是，就整个南明复兴事业而言，关键却在湖南战场。其原因如次：第一，清廷在金声桓、王得仁以江西反正之后，惟恐长江中、下游有失，急忙命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军队撤回湖北汉阳，湖南只留下总兵徐勇守长沙、总兵马蛟麟守辰州、总兵张国柱守衡州，此外就是广西巡抚李懋祖和总兵余世忠据守广西全州到湖南永州一带，兵力相当单薄。永历政权可以投入湖南的兵力远远超过当地清军。第二，永历朝廷如果能够趁清军主力撤离湖南的机会一举收复全省，在战略上将使湘、赣、粤、桂连成一片，既便于互相呼应支持，又可以为进一步扩大战果奠定基础。第三，湖南一省是永历朝廷重臣何腾蛟、刘承胤以不同形式拱手让给了清方，在江西、广东反正以前，永历君臣局促于广西部分府州，威望大损，如果能够凭借自身力量收复湖南，必将提高朝廷的声望和地位。然而，永历朝廷在湖南战场上却一误再误，坐失事机，罪魁祸首就是窃踞督师阁部的何腾蛟。迄今为止，人们大抵没有摆脱南明门户之见的影响，对许多人物和事件作了不正确的叙述。妒贤忌能、误国误民的何腾蛟一直被推崇为正人君子，描写成支撑南明政权的擎天大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

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应当肯定。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又无将将之能，造成刘承胤、曹志建、黄朝宣等割据跋扈的局面。上文说过，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唆使郝永忠偷袭反正来归的陈友龙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卒至以身予敌。南明之不振，用人不当是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