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之名——读《万历十五年》

1587，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值此，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一十九年，距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还有五十七年。然而帝国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1587年前后发生的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昭示了这个庞大帝国走向衰败与灭亡的必然性。这一年，万历皇帝的老师，元辅张居正先生已经去世五年，对其轰轰烈烈的清算运动也早已尘埃落地；时任首辅的申阁老在不断调剂皇帝与百官的冲突中，心力交瘁；年末，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在任上与世长辞，令京城的人事部门长舒口气；而在贫病交迫中死去的抗倭英雄戚继光，至死未能见谅于万历皇帝。

这期间，对朝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万历皇帝发起并亲身实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且持之以恒的坚持了三十年之久，创造了皇帝不上朝的世界纪录。这一空前绝后的消极怠工，是万历皇帝在无奈和愤怒中唯一能够采取的报复手段，用来对抗那些虽然匍匐在他脚下称臣，却用道德之名裹胁他的文官们。这一运动使得本来就充满利害冲突的文官集团再也不能维持表面的平静，帝国赖以维系运转的机制逐渐垮塌，王朝末日也为之不远。

万历皇帝

一、德，皇权力量之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常人的想象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想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拥奇珍异宝，品山珍海味，享后宫三千，偶尔还去民间撩个妹。而事实上，万历皇帝不仅无法当一个随心所欲的皇帝，甚至不能作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活着。他不能练习自己喜爱的书法，不能在自己的花园里夜游嬉戏，不能亲自操练兵马，也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为储君。他的生活单调乏味，只能按照他的臣僚的要求，不断地出席早朝，经筵，参加祭祀，庆典。皇帝在这个国家只是道德与权威的符号，仅此而已。

大明帝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而本朝疆域辽阔，臣民众多，在交通通讯、分析统计等各种技术力量缺乏的情况下，如何使中枢洞悉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实际情况，以做出合理的政策决断？答案是，以道德作为一切事业的根基。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使女人服从男人，使未受教育的愚民服从熟读四书的官员。官员遵循从小学习的道德指引，必当恪尽职守，仁民爱物，必当如实向上级汇报，在中枢的领导下和衷共济，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道德可以指导行政，甚至代替行政。而皇帝陛下以一人君临天下，权利至上，即因其为道德的化身。皇帝的一切决断都合乎天意，而这种天意又来自于跪拜在他脚下的臣民的信念中。因此，皇帝作为全国上下的道德楷模，就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的德行，以维持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皇权的力量。而皇帝的德行则体现在各种仪式之中，只有不断的出席经筵，参与祭典，才能向臣民彰显他的德行。

至于万历皇帝，他的屁股虽然坐在了他祖先的宝座上，但是他的祖先的一言一行都被臣僚视为道德的标准，而他却在臣僚的教育下长大。他被当作道德的象征，但道德标准却掌握在他的臣僚手中。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被强制纳入文官集团所设置的规范之中，剥夺了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1587年，万历皇帝二十四岁，还是个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但实际上他已经死去，成了“活着的祖宗”。

二、德，私欲的掩护

本朝以诗书立政，开国之初厘定的各项制度，主要依据“四书”的教条。朝廷力崇俭朴，认为官员就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因而本朝官俸极其微薄。二百多年后，中央已经不能很好地控制地方财政，这些缺乏弹性的制度业已造成混乱。官员们开始利用体制上的罅隙谋取私利，以补贴那微薄到不切实际的俸禄。而这些读书人，又要标榜仁义道德来管理下层百姓。于是，文官集团便拥有了双重性格：一方面口头上公认道德理想，一方面怀揣不能告人的私欲。

比如说，皇帝的老师元辅张居正先生。他教导万历皇帝厉行节约，废止宫廷中的上元灯会，阻止皇帝为其母装潢宫室，而自己却积聚古玩珍宝，蓄养绝色佳人。满口节俭，而生活奢靡。对于连赏赐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的万历皇帝，在认清这位以圣贤自居的老师言行不一的真面目之后，也就不能不陷入情绪的紊乱了。在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中，万历皇帝不仅认清了备受他尊敬的老师的真面目，同时也看到了文官集团的两面性。他们用道德作为掩护，实际上却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对自己诤谏直言，也并非出于忠心。为达到个人目的，道德甚至可以成为攻击他人，获取私利的武器。所谓“讪君卖直”，说的就是一些文官不惜用诽谤讪议皇帝的方式来招摇贩卖其正直的声望。如果说万历皇帝意识到自己活在文官集团给他套上的道德枷锁之下而感到苦闷，那当他看清他的这些臣僚在满口仁义道德之外还藏着不能示人的私欲，而自己任何个性的表露都可能被他们指责为道德的逾越时，便要出离愤怒了。于是他用他的漠然与他的臣僚进行对抗，在这场数十年的拉锯战中，没有赢家。

张居正故居

三、德，亦有不逮之处

大明帝国治理国家的逻辑是，以亘古不变的伦理道德规范臣民的行为。一个人饱读诗书，就应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明白自己的需要就应推己及人，来尽力满足他人的需要。以读书人为楷模，教化不读书，不明理的千万农民，以两万文官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皇帝作为全国上下的道德楷模，需要做的就是发挥精神上的力量，以他的诚意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使之形成一致的思想观念，同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然而道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难以数量化或者条文化。曾经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孔孟之道，在数千年后，难以继续用僵化教条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本朝以正直廉洁著称的海瑞，一生充分发挥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应有的服务公众，牺牲自我的精神。然其对诉讼判定的标准却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在抽象的道德的指引下，诉讼的判定并非伸张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维系伦理纲常的稳定。以道德代替法律，判定的标准不是合理合法与否，而全部上升到了“善”与“恶”的争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国家治理过程中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一味以道德凝聚精神力量来指导实践，势必造成实践层面的混乱，最终导致精神层面的混乱。财政的弊端，军事技术的落后，商业信用的缺失不是简单的靠全体文官的意念就能解决。帝国以道德之名凝聚力量，在存亡发肤之间击退游牧民族的进犯，在黄河泛滥之际抢修危险的河堤，使看似柔弱的文官也可以固守孤城，杀身成仁。同样也以道德之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压抑了个人独创精神的发挥。道德并非万能，当在坚固的法律和技术基础之上，弘扬道德的精神。

最后两个小插曲：1、同样是被少数民族颠覆的王朝，宋朝灭亡时，被元军包围在崖山的丞相陆秀夫背着幼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在崖山的居民也相继投海。“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何等惨烈。而崇祯帝自挂歪脖树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相随。清军南下，投降的明臣前赴后继。何等悲哀。2、最近热映的跨年连续剧“万宝之争”在最初的几集里，面对兵临城下，势如破竹的野蛮人，王总在外无援手，内无良策的情况下，大手一挥转而质疑姚老板的资金来源是否纯洁无暇，大力博取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大抵也算是明朝遗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