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各君主国对黄金的需求急剧膨胀。欧洲自身的黄金产能，根本无法满足人们被激发起来的对金银的欲望。在本土无法满足需求的现实压力下，欧洲开始把获取金银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区，其中，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遥远东方。正如恩格斯所言：“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1295年，在元朝治下的中国，当了17年官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年），回国后发表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又名《东方见闻录》）。这是一部由马可·波罗口述、比萨人鲁思梯谦整理而成的著作。
就像今天之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一样，《马可·波罗行记》则是对当时包括中国在内东方世界的赞歌，同样极尽夸张之事。在他们的笔下，东方简直就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地方：不仅北京的宫墙、房壁和天花板上涂满了金银，而且日本黄金多得无处可用，以至于只能用来盖房子。更为煽动人心的是，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些都是绝对确实可信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从有了商品和金银后，人类就成为金银的动物。金银的财富诱惑，再加上这本在当时“爆款”著作的蛊惑下，“到东方去”，成为欧洲冒险家的共识与时代的潮流。
（2）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本来，通往东方的路，是畅通的。陆上通道就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即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海上通道有两条：一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二是从埃及经红海至亚丁湾，再换船到印度和中国。
然而，在其期间，一件让商人们悲伤的事情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崛起。兴起于14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继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1453年，继位不到两年、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亲率八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此后，进入漫长征服扩张期的奥斯曼帝国，逐渐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还从意大利及葡萄牙手里争夺及保障了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地处东西文明地理交汇处的土耳其，自此掌控了东西方贸易线路近六个世纪之久：不仅控制了传统的陆上东西方贸易通道，而且还控制了海上东西方的贸易通道。
沉重的过境税，严重打击了东西方的贸易。绕开地中海东岸，开辟一条直达中国和印度的新航路，成为欧洲君主国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早在15世纪初，出生于波尔图的葡萄牙唐·阿丰索·恩里克王子，就全身心地投入于当时的杰出人物都不屑一顾的航海事业。
早在1415年，恩里克王子就开始为新航线的探险活动进行人才与知识储备。先是从意大利招募了大批航海人才，又在萨格里什（今圣维森特角）创建了航海学校，教授航海、天文、地理等知识，并在附近的拉各斯修建海港、船坞，建造海船。
对于恩里克王子来说，幸运的是他的身份。他用骑士团的收入装备了好几支远航探险队，对西北非洲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航海探险，也开始了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航海事业上的华章。
1418年，发现了马德拉群岛；1431年到达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1434年，越过了欧洲航海家的极限——博哈多尔角，进入传说中的“魔鬼之海”；1436年，在博哈多尔角登陆，葡萄牙人第一次进入“黑非洲”；1441年，第一次运回10名黑人卖为奴隶，并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的奴隶贸易（黑人奴隶成为葡萄牙人在非洲的第一个赢利“事业”，恩里克王子可以从中抽取1/4的税收，以支持其野心不断扩大航海事业）；1445年，发现塞内加尔河、佛得角（绿角），以及冈比亚河；1460年，恩里克王子逝世，同时，发现西非的塞拉利昂。
恩里克王子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历史学家如是评价他：无论对葡萄牙还是对整个欧洲，他的一生及其事业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从他的航海时代起，每一个从事地理大发现的人，都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
此后，延续着他的足迹，葡萄牙人在航海事业上继续前行：在15世纪七八十年代，抵达刚果、安哥拉和纳米比亚。1487年葡萄牙探险家巴托洛缪·迪亚士（约1450—1500年）意外漂到非洲东海岸的阿尔戈阿湾附近（南纬33度，东经22度），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绕过非洲南端到达非洲东海岸。1488年，迪亚士返航时到达好望角。在葡萄牙国王看来，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由此前往印度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故，将此地命名为“好望角”。
前人的努力，终于在贵族瓦斯科·达·伽马（约1460—1524年）身上结出了硕果。1497年，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之命，达·伽马开启了通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之旅。当年11月22日，成功绕过好望角；12月初在到达阿尔戈阿湾后继续北上，经莫桑比克、蒙巴萨，于1498年4月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此后，在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的领航下，沿着中国和阿拉伯海员早已熟悉的航线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成功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即《瀛涯胜览》里的古里）地区。
至此，自恩里克王子起，历时近百年的绕开地中海、直达东方的新航路探险终于如愿以偿：被奥斯曼帝国切断了的东西方贸易再次成功链接起来，只不过，历史不会简单重演。新的贸易航线，与之相伴的是新的贸易规则与贸易后果。仅以达·伽马的首次新航路之旅为例，1498年9月，满载香料与宝石的船队，回到里斯本。在历时一年多的大冒险之旅中，贸易所得净利润高达航行费用的60倍之多。
更为惨烈的历史征兆在达·伽马后续的远航印度中得到了全方位显现：1502年初，达·伽马率领船队，第二次远航印度。在此次航行途中，达·伽马的船队，已经从原来的商业船队，变身为一个集贸易与武装抢劫于一身的船队：沿途拦截商船，杀人灭口，炮轰卡利卡特，强占果阿和柯钦。1524年9月，达·伽马第三次去印度，并被任命为印度总督。
达·伽马的航行，开启了西欧与印度海上贸易直通车模式。新航路的成功开辟，促进了东西方贸易与航运业的大发展，也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西方对包括东方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血腥殖民与掠夺历史。
（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葡萄牙人在航线与商业上的成功震惊也激发了邻国——西班牙的野性。一个在葡萄牙不受待见的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个大约生于1451年卒于1506年的热那亚人，开始担负起寻找另一条通往东方新航路的使命。
读过《马可·波罗行记》，相信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的“地圆说”，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同样可以到达盛产黄金、香料的中国和印度。“地圆说”，始于古希腊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他把世界想象为一片连续不断的陆块，中间包围着一些海盆。1477年，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1397—1482年）绘制世界地图，把中国和日本画在欧洲的西方，认为亚洲位于欧洲以西三千英里外，坚信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
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通过向西航行以抵达东方的新建议。然而，醉心于达·伽马绕道非洲南端通往印度的葡萄牙，对于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并没有太大兴趣，很快就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1886年，在大航海时代的“黄埔军校”——葡萄牙失意的哥伦布举家迁到了西班牙，以寻找计划的新知音。
经过诸多周折，终于在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与哥伦布签订了著名的“圣大菲协定”。规定：西班牙国王是一切新发现土地的宗主和统治者，任命哥伦布为上述地方的总督、钦差大臣和海军司令，有权获得当地总收入的1/10。
圣大菲协定，为航海家、冒险家哥伦布的西航计划，提供了资金、人员与物资。在签订协议不到4个月后的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开始了自己的皇家大冒险之旅。尽管选择西向航线的他，并未能如愿抵达东方，然而，却在不经意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美洲，也为下一个冒险家麦哲伦奠定了基础。
经过34个昼夜的艰苦航行，1492年10月12日凌晨，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东南方的萨马纳岛（当地人称“瓜纳哈尼”）。哥伦布当即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在占领后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救世主”的意思。哥伦布认为，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印度，故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
此后，哥伦布继续南下，并于10月28日到达古巴。同样误认为古巴是中国的一个贫瘠地方，而它的东方就是日本。哥伦布的船队掉头转向东方，12月7日到达海地，见其山川秀丽，犹如西班牙，遂将其命名为“小西班牙”（“厄斯巴纽拉”）。
1493年9月25日，哥伦布组织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西航探险。先后发现了美洲的多米尼加岛、瓜德罗普岛、维尔京群岛的波多黎各岛，以及海地。1498年5月，哥伦布组织了第三次西航探险，先后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口，望见南美大陆。1502年，哥伦布开始了第四次西航探险，到达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自1492年起至1504年，在12年的时间里，基于地圆说理论的导引，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哥伦布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西向航线探险活动。尽管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东方，但是，却由此确立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绝对霸主地位。时至今日，在南美洲，来自于西班牙的语言、文化与传统，依然是当地的显著特色。
（4）
与达·伽马开辟了直通印度的新航路后，给葡萄牙人带来惊人的利润不同，虽然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但当时尚处于原始状态的美洲大陆，却无法给西班牙帝国能够立刻带来可观的财富。尽快找到一条直通东方的新航路，参与刚刚开席的贸易财富盛宴，依然是西班牙王国的当务之急，为此，王国需要一个新的具有足够资格新探险家。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改变时势。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大航海时代英雄，在经受过大航海时代的“黄埔军校”——葡萄牙的历练与洗礼后，也正在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子。他就是费尔南多·麦哲伦，大约生于1480年，出身于葡萄牙的一个破落骑士家庭。自1496年起，就在当时的航海大国与强国——葡萄牙航海事务厅供职，热爱航海事业，也非常熟悉航海事业。
同样相信地圆说的他认为，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马鲁古群岛，就在美洲的西方。换言之，只要沿着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继续向西，通过“大南海”的海峡，同样能够达到东方。基于这一认识与判断，麦哲伦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自己的新东方航线计划，然而，却遭到了国王的无情拒绝。
雄心搁浅的麦哲伦，并不甘于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泡汤。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正欲在海洋领域一展宏图的邻国——西班牙。1517年10月，麦哲伦来到了西班牙，并于1518年3月得到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接见。
经过愉快的交谈后，国王与麦哲伦签订了远洋探险协定，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1）任命麦哲伦为新发现地的总督和钦差大臣，有权得到新发现地全部收入（扣除开支后）的1/20和新发现6个岛屿中的2个；（2）西班牙王必须为探险队装备5艘船（130吨的和90吨的各2艘，60吨的1艘），提供必需的物资、武器和保障供应人员。
1519年9月20日，沿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向，麦哲伦率船队，从塞维利亚的外港圣卢卡启航。1520年10月24日，船队驶进南纬52度处的一个海峡：这个海峡很长，而且忽宽忽窄，弯弯曲曲，港汊交错，潮汐汹涌。经过38天的艰苦航行，于11月28日走出海峡，进入浩翰无边的“大南海”。
至此，一个沟通、连接大西洋和“大南海”的通道，终于被成功发现。始于古希腊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并在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堪内手中具体化的的地圆说，终于经由哥伦布之手，最终由麦哲伦证实。从欧洲出发，向西航行，最终抵达东方的新航线设想，也从蓝图变成了现实。
自1520年11月底到1521年3月初，船队在“大南海”里航行3个多月，竟没有遇到一次暴风雨，于是，麦哲伦将这个“大南海”称之为“太平洋”，并以之沿用至今。
1521年3月，麦哲伦船队驶抵菲律宾群岛的马萨瓦岛（马索华岛）。尽管麦哲伦船队，未能成功占领菲律宾，然而，此后不久，随着西班牙战舰沿着新航线，正式跨进太平洋后，在坚船利炮下，作为西方殖民地的菲律宾，已经被定性了。先是西班牙人开始了对菲律宾的近400年的殖民史，此后，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菲律宾的宗主国，从西班牙人变成了美国人，并在相当程度上，依然体现在菲律宾的政治生态上。
自此，基于黄金冲动下的迈向新世界的大冒险之旅，在具有航海“极客”属性的恩里克王子的推动下，经由葡萄牙、西班牙之手，随着“欧洲—好望角—印度”东向航线与“欧洲—美洲—东亚”的西向航线，成功开辟，世界由此也全面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毫无疑问，在大航海时代早期，葡萄牙是当之无愧的大航海时代的“黄埔军校”，先行从事航海事业的他们，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其他国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航海人才。而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的异军崛起与后来居上，理应归功于国家对新兴的甚至充满风险的航海事业进行的坚定不移的“风险投资”。当然，葡萄牙优势地位的丧失，也与其对新兴航海事业的保守有关：西向航线，无论是哥伦布，还是麦哲伦，都是率先向葡萄牙国王提出来的政策建议，然而，却被其拒绝，最终让西班牙人捡了个便宜。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崛起的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新兴产业，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为具有“极客”属性的人，提供更为宽容的创新创业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其试错；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投资人，应该对新型行业前期进行积极风险投资。特别是，作为风险投资人，国家在扶持新兴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兼顾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无论是对哥伦布，还是对麦哲伦，西班牙政府都以正式协议的形式，与之建立了稳定的利益分成模式，以激发冒险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此外，经验与理论，并非总是一致的。葡萄牙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成功，是数代人不断试错、经验积累的结果。而西班牙人的成功，则可以归结于理论上的成功。自始至终，指引西班牙人进行大航海航线探险活动的理论原则，就是地圆说。这是一个在当时尚处于假设阶段、完全违背证实的理论。科学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应重视新理论对新兴产业的潜在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