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95，中华学习机的崛起

1977年1月29日，《电子计算机动态》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了一个令全中国人无比陌生的概念： 电子游戏。 多年来，“游戏”这个词，早已经远离中国人生活，这个饱含童年欢乐的词，把人们的记忆再一次唤醒。 同时，它又有了定语，一个在当时符合科技兴国、百废待举形势的定语： 电子。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玩几十年后，中国人终于耳闻了“电子游戏”这一科技产品的赫赫威名。 如同那一年被打开的所有光芒一样。 到了这年的10月21日，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被释放出来，仿佛出闸的猛虎，它的声音，更是让天下皆惊： 恢复高考！ 几乎苦等了整整十年的几百万中国青年，在心潮澎湃中不断翻看着各类教材，心怀忐忑的在1977年冬天走进了考场。 至此之后，一些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他们将与中国电子游戏发展的历史紧密配合。 最终，30多万人被录取进入大学。 其中，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佼佼者冲破了录取线，在1978年入读浙江大学无线电工程学系。 他的名字叫做段永平。 在他读书的同一时间，已有一些先行者，开始在中国人自己的电子游戏领域展开探索。 1981年底，经过几年攻关，北京第一轻工业研究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电视游戏机，定名为YQ-1型，并在第二年通过技术鉴定后小批量投放市场。 1982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制成功一种游戏机芯片，由桂林电子技术研究所进行批量生产。 1982年初，《无线电》刊物第4期以家用游戏主机与游戏节目Pong作为杂志封面，推介游戏机器。 Pong，是70年代街机时期，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之一。 时代的声音，已经无法湮没人们心中涌起的波澜。 1984年2月16日，上海市展览馆举办十年科技成果展。 少年李劲全神贯注地开始敲击键盘，电脑屏幕上闪现出“热烈欢迎”的中、英文字样，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造型生动、有趣的机器人，闪烁着一双灵活有神的大眼睛，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在他的背后，总设计师邓小平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满意地点着头，和蔼地抚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们说： “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 为了准备这次成果展，早在2年前，上海市已开始了青少年计算机实际应用的尝试。 一位叫做梁建章的13岁少年，用计算机编写了一个能写诗歌的程序，成了远近闻名的“电脑小诗人”，接着报名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 在那届比赛上，他认识了另一位来自上海第二中学15岁的全国数学冠军沈南鹏。 在孙少平还为怎么吃上公家饭着急的那个年岁，一股悄无声息的热气开始在大地上蔓延开来。 于此同时，在北京。 已经从浙大毕业的段永平，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子管厂，一口气扎到了酒仙桥地区。 时移世易，曾经辉煌无限的北京电子科技城酒仙桥，在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中，首当其冲地被华南电子业务打了一记闷棍，刚想爬起来又挨了一个重拳——半导体业务的快速发展，根本没给电子管以立锥之地。 死而不僵的体制生活，对段永平而言简直是一种折磨。 到了1986年，他觉得心气就快散了，于是一咬牙、一跺脚： 走人！ 直接考到中国人民大学去修读研究生学位。 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迎来了一位新员工，他的名字叫做祝维沙，学过自动控制，在北京机电研究院工作过，还发表过论文，专门探讨高等教育的未来趋势。 初来到社科院，祝维沙就承担了一个相当前沿的社会课题： 为天津港务局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计算机选型的任务。 同时，他还翻译了《知识工程学入门》，算是当时，游走在中国科技领域前沿的年轻人了。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积极响应总设计师的号召，加快计算机普及和教育现代化，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电子工业部牵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科研项目。 这个项目如此重要，以至于直接被列入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和“星火”计划。 这就是： 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华学习机”。 所谓“中华学习机”，是一个综合国内外现实的折中方案。 国家财力有限，科研能力有限，要普及计算机，只能根据现有的技术能力、原材料和自行设计研制适应中国国情的产品。 中华学习机，拥有与计算机相似的产品逻辑、外观，但整体的实现成本低，技术路径相对容易，成了各方面最现实的选择。 1986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的数量达到了27.4台，比1985年的17.2台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拥有电视机只是第一步，国家想得更远： 如果能把中华学习机，配合电视机，以及家用磁带录音机，及软盘驱动器、专用磁带机就可以构成一个家庭或学校的学习系统。 那远比电视机带给家庭、孩子的价值大得多。 到了1987年4月20日，国家科委、国家教委、电子工业部、中国科协等在京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一次中华学习机系列展示会，把中华学习机推上了历史舞台。 那时的段永平，还在人大刻苦学习，而一直处在技术前沿领域的祝维沙，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市场气息，当起了北京市西城区三川经济技术公司的总经理。 为他们预留的舞台，幕布已悄然拉开。 1983年初，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边缘。 一箱箱还没拆封的大纸箱，被源源不断地倾倒，打碎，掩埋，堕入尘土之中，碎成齑粉，沦为沙漠的一部分。 几个月前，这些“垃圾”，还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游戏企业雅达利公司倾尽全力制作给全美青少年的圣诞礼物。 哪知美国青少年，根本不买账，这款叫做《ET外星人》的游戏，连预期销量的一半都没达到。 在美国电子游戏市场呼风唤雨的雅达利公司，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溃败。 全美的电子游戏人，都产生了一种“红旗能扛多久”的恐惧。 与此同时，太平洋对岸，另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 1983年7月15日，一款名叫FC（Family Computer）的家庭电子游戏机，在日本上市。 尽管制造商任天堂公司对此寄予厚望，但首发47万台顷刻售卖一空，让任天堂也错愕不已。 更震撼的时刻紧接着到来了。 9月9日，任天堂将自己在街机上的一款游戏，移植到了FC平台，以至于很多根本买不到FC游戏机的粉丝，先买了游戏聊以自慰。 这就是《马里奥兄弟》。 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款游戏就达到了百万级别的销量，直接将任天堂推到了家庭电子游戏机王者的地位。 转过头来，任天堂马上扬帆出海。 1985年9月13日，这款游戏开始正式在美国发行。 1986年，任天堂在美国收3.1亿美元，把当年美国游戏产业的规模推到了4.3亿美元之多； 而在一年前，深陷雅达利冲击的美国游戏业的收入仅1亿美元。 毫无疑问，任天堂赠给整个电子游戏领域一颗珍贵的大力丸。 与此同时，依托于游戏机平台的开发，任天堂也推出了自己的学习机平台。 这款名为Family Basic的平台，将游戏、编程、计算机学习、影音娱乐等高度融合在一起，成为80年代罕见的家庭娱乐与学习中枢，把还离电脑使用挺远、物质条件还不具备的家庭与青少年，紧紧包裹在了任天堂周围。 任天堂这一思路，与计划弯道超车的“中华学习机”不谋而合，让在寻找游戏机、学习机道路的中国人，忽然如获至宝。 这就是航标啊。 别犹豫了，上吧。 1989年3月，从人大毕业南下、来到广东省中山市的日华电子厂门前的段永平，不知他先迈出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当时的日华电子厂，亏损200万，留给这位履新的段厂长是一片黑暗。 但他面对的潜在市场，却是难以想象的光明。 由于关税壁垒，任天堂FC在中国的零售价格，已相当于那时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工资； 而一个200左右的正版游戏，彻底把普通老百姓挡在了游戏门外。 然而，中国人民追寻欢乐的步伐，岂是这种螳臂当车的价格就能阻挡得了。 金钱，是世上最好的兴奋剂。 一大批电子游戏机开发与制造企业，开始在广东勃然兴起，到了1990年，中国电子游戏机的销售数据，就突破了300万台。 效仿任天堂的生产企业，以台商为最先，技术也最成熟、品牌也相对有知名度。 段永平看中这一点，租用名叫“创造者”的台商品牌。 掌握市场玩法之后不久，他就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小霸王”。 1991年，小霸王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当时异想天开的营销活动—— “拥有一台小霸王，打出一个万元户”的“小霸王大赛”。 效果立竿见影，小霸王游戏机一炮打响，销量大增，日华电子厂也在这年更名为中山霸王电子工业公司。 此后，李杨配音的启动音效： “小霸王，其乐无穷”，响彻在中国很多家庭的夜色中。 当时还在新华社做记者的吴晓波，调研了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很多企业之后，在一篇叫做《走马广东说粤军》的报道中写道： 高新技术产品产量在广东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88年的3.2%，增加到了1994年的10%以上。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小霸王的一份功劳。 当段永平在广东初尝胜利果实的时候，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祝维沙才正式完成下海，把“裕兴”的牌子挂在办公室门口。 一个大杂院，一排平房 ， 一套破沙发，几张旧办公桌，上面摆上几台电脑，另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就这么开业了。 这次他要做的，就是国家科委酝酿多年的那件大事： “中华学习机”。 当时，摆在祝维沙面前的有这么几个难题。 一是硬件系统。 1975年，一家名为MOS科技的公司推出一块售价25美元的微处理器，这块CPU被广泛的应用于苹果电脑、任天堂FC，这就是大名鼎鼎的6502处理器。 不久之后，这个核心模块，就成了国产学习机的关键组成部分。 一个是学习框架与软件系统。 名义上有了学习机，到底让孩子们学点什么？ 这件事困扰了祝维沙们很久。 从国外实践经验看，拥有了微型计算机的中小学生，都在夜以继日的玩游戏——这可不符合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宗旨。 再说，虽然或多或少的打着游戏机的擦边球，多少孩子买了学习机，最后沦为了带着键盘的游戏机。 但真做游戏，又是国内当时力所不逮的。 这成了困扰中华学习机的一大难题，也是祝维沙破局的要害所在。 1992年的北京，王永民已经把五笔字型输入法的标杆立了起来，宋朝弟正在火热投入教学、校长系统的研发中，史玉柱的巨人汉卡M-6403刚刚开始显现神迹。 丰富的应用场景，给了祝维沙巨大的信心与灵感： 走软件之路，把符合21世纪人才要求的计算机技术都装进来，不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么！ 纲举目张，定了框架，往里面配置东西，就是个时间问题。 于是，祝维沙带着北京裕兴公司设定了输入法练习、基础Basic学习、小学同步课程教学等几个核心的学习框架，开始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研发。 段永平的路线，却有所不同。 随着小霸王逐渐占据了电子游戏机的王者地位，公司的营收也水涨船高，但段永平敏锐地感觉到： 电子游戏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终究是个消遣品，与中国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核心价值观，有云泥之别。 而且，第一代买上小霸王游戏机的用户，时隔几年，也应该成熟了。 他也把目光瞄向了“中华学习机”： 这东西跟游戏机太像了，核心还是6502处理器，集成电路板，学习卡跟游戏卡异曲同工，最大的变化就是加了个机械键盘，这对于电子硬件业务已经形成气候的珠三角又有何难。 最重要的是，北京的计算机热，珠三角的硬件市场勃兴，无疑时刻在向他证明： 21世纪的孩子离开电脑，谁也别想成才！ 于是，他快速配置研发方向与供应链体系，利用珠江三角洲天然的电子硬件系统完成了业务转型和品类延伸。 1993年夏天，功夫巨星成龙，穿着一件灰色背心，抱着键盘，面对观众念出一句广告语: “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 一段小霸王新的霸业就此完成。 1994年，小霸王学习机与游戏机双擎驱动，业绩迎来了巨大的爆发，年收入达到4个亿。 第二年，更是超过了10亿，市场份额近80%。 裕兴虽然举步维艰，但依然凭借几款经典产品，在学习机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悉心耕耘接近十年后，“中华学习机”终于迎来了他的大爆发。 只是，光芒永远与阴影同在，属于中华学习机的时代，非常短暂。 1994年，柳传志在联想正式成立微机事业部，全力支持29岁的杨元庆执掌联想PC业务，把积蓄多年的力量重重的锤击到个人电脑业务上。 此后，不到6年时间，他们等到了个人电脑市场的高速增长，成为下一场神话的参与者。 1995年9月18日，段永平离开小霸王，来到东莞长安镇，创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名字叫做步步高，他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开始投向另一个新蓝海： DVD。 后来OPPO的创始人陈明永、vivo的创始人沈炜和步步高的CEO金志江，都追随段永平来到了这里。 而远在北京的祝维沙，再次心有灵犀的与他争锋，开始了自己裕兴DVD的时代。 两个蓝海市场，等待几位勇士们重新出征！ 紧接着，1997年，国家统计局开始了微型计算机相关产量数据的统计，当年达到109万台，1998年271万台，1999年达到405万台。 一段属于学习机的时代，暂时结束。 新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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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刘洲伟，《打工皇帝出走记》 吴晓波，《走马广东说粤军——1995年广东企业印象记》 那武，《独辟蹊径，裕兴从游击队变为正规军》 程东升，《一个真实的小霸王》 孙玉红，《小霸王主帅出走内幕》 陈乐之，《大佬段永平的低调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