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168年正月-172年五月）是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第一个年号，汉朝使用这个年号时间共记5年，建宁五年五月改元熹平元年。
汉代的砖铭亦可分为模压而成与直接刻面两种．西汉时宫殿建筑普遍使用铺地砖．饰文空心墓砖亦开始流行．与厚葬丧俗相关，到东汉时．尤其是汉末两晋．铭字砖在民间广泛地出现．
铭字砖与瓦当一样，实用价值依附于建筑、墓葬的需要。因此其文字内容表现为以下几种:
1.制砖的地名、人名和管辖官署之名。这种仅几个字的记名，承继战国、秦代制陶工艺的习惯，多以戳记铃压于砖面，如右司空生产的砖上铃有“右空”“空”的戳记。以后民间制砖业发展，这种砖文上的记名逐渐被墓主人的姓名所代替。这种戳记原本是一种劳动工具，与汉代盛行的以检奸萌的印玺作用并不相同，但因其留下的印陶痕迹类似封泥，故被视为玺印的一个分支。
2，制砖人用于建筑上的标记。这种标记主要是数目、建筑使用方位以及尺寸等等。多为工匠以硬器直接刻画于砖上，如陕西凤翔汉代子母砖上的“四百卅”字样。成批制作时以戳记表现记号，或因建筑需要以毛笔墨书于砖上，这一种标记亦不乏其例。
3.纪年与纪事。汉代陵墓与民间墓葬中多见这种记录造墓时间的模印砖铭，如“建宁元年八月十日造作砖”“本初元年岁在丙戌砖”等。墓砖上还
录了不遗徐力耗费巨资厚葬的史实，如辽宁省盖县东汉永和五年(140)的墓砖上所记:“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徐，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
4.吉语、占祥祈祷之语。最初出现于几西汉宫殿官署建筑的铺地砖上，如“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砖、长乐宫的“长乐未央、子孙益昌、千秋万岁”砖、“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砖、四川出土的“富贵昌、宜官堂，意气阳、乐未央，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砖等等，通常书法讲究，富装饰趣味，与宫殿瓦当之精美相匹配。此外西安建章宫旧址出土的长方形“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砖，虽非铺地砖，但亦展现了华贵的宫廷色彩.与上述铺地砖当为同一品类。东汉时代，厚葬习俗遍及民间，小砖室墓上吉语砖铭大量出现，最常见的吉语是“大吉祥”“宜子孙”“富贵昌”之类，且与图案花纹相互映衬，表现了特有的装饰美。
5.墓志。汉代的墓志尚在雏形，具有典型意义的汉代墓志是出上于洛阳的刑徒墓砖，类似秦代的葬瓦，所记录的仅为刑徒姓名、里籍、卒年等。
6.其他。在汉代砖铭中还可见到数量较少的“买地券”，这是一种类似地契的随葬品，铭文记录了死者姓名、死亡年月及所买土地来源、大小、范围、价值、证人等。汉代地券多见铅板条，扬州甘泉东汉墓《刘元台买地砖券》是一块七棱柱砖，七面阴刻文字，颇类汉木机书写。此外汉代砖刻中还有一类与墓主事迹、制砖人、制造地均无关的铭文，大抵为民间工匠在劳动之徐的信手刻画，东汉末年安徽毫县《曹操宗族墓砖》中的许多铭文即属此种类型。流传至今的汉代《急就抓传》砖、《公羊传》砖，则当是民间工匠中通于文墨的书手所写刻。
由此得知汉砖为冥物。
沈石友（1858－1917），原名汝瑾，字公周，因喜石砚，取石友别号，江苏常熟人。咸丰八年（1858）八月十二日生，1917年逝世，享年60岁。平生所作以诗为多，间治古文，有《鸣坚石斋诗钞》等刊行。沈汝瑾，字公周，号石友，别署钝居士，室名笛在明月楼、月玲珑馆、师米斋、鸣坚白斋，江苏常熟人。诸生。工诗词，藏砚颇多，亦精刻砚。善书。
主要成就有《鸣坚石斋诗钞》
沈石友在近世砚林是无人不知的藏砚大家，所藏无论材质、形制都以品味格调为第一，不沾俗气。他收藏砚台动机明确，玩物益志，所以每得一砚总是把玩再三，细心琢摸，琢摸透了，便与砚成了知心朋友。然後依其属性，或自铭，或他铭，或自铭他铭并举，妙语联珠，使每一方砚台都有寄托。所以读沈氏藏砚铭文是一大快事，尤其那些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铭语最脍炙人口。比如他有一方矩形砚，形制简朴，一长方形而已，石友为其取名“方正平直砚”，并自作砚铭：“方正平直，为人之则，诐辞邪说毋洿墨。”借一几何形状说警世名言，砚便被赋予了责任，受墨之时就不会信口雌黄，而知笔端应守的道德和担当。再比如那方紫琅玕砚，所谓紫琅玕即紫竹，因竹竿色紫与端石相类，所以紫琅玕砚就是以端石制成的竹节形砚。上刻铭文曰：温其如玉，直节虚心，君子之德，著作之林。四句十六字，第一句写石，第二句喻形，第三句比德，最後一句寄托，铭文出自吴昌硕之手，字字都是人文关怀。而以化腐朽为神奇铭语举例，则首推“石破天惊铭砚”。该砚本为一方旧砚，石质致密光滑，为端石上品，但若仔细观察，右下方有一条细细的裂纹。沈石友是赏砚大家，目光如炬，一方砚台上其手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此裂纹置砚时不会不察，依然宝爱，其中必有他的道理。形制古朴是肯定的，材质好也是肯定的，但似乎不止这些。他另有一方“学易砚”，有缺，他也照样收藏（见《沈氏砚林》P46，第8砚），并自铭“人所残遇我则全”，还请吴昌硕、赵古泥作铭，其乐无穷。其实美本来就有完美与残美之别，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犹如脸上的酒窝，本为人的“缺陷”却可以作为美来欣赏，端石上一块绿记非但不认为是端石的瑕疵，还被当做“活眼”视为美人脸上的乌痣加以褒扬，多么耐人寻味。沈石友如此宝爱此砚，最大的道理就在这里。
然而沈石友不善也不喜交友，影响了他诗名的彰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闭门索居，人不乐予近，予亦不乐人近，惟与旧相知者酬唱简牍往来而已。”旧相知者中有翁同龢、吴秋农、吴昌硕、张子祥、赵古泥等，其中与吴昌硕交谊最笃，历时也最久，达三十余年。两人的交谊除了体现在沈石友所藏砚台的铭文上、吴昌硕许多得意书画精品送赠沈石友、沈石友制笔刻砚赠送吴昌硕等等之外，便是两人的书信往来和各自做的诗。吴昌硕的《缶庐诗存》中有许多涉及沈石友，沈石友的《鸣坚白斋诗钞》中则有更多的诗是怀系吴昌硕的。但是有一种情况鲜为人知。1927年吴昌硕去世後，他的弟子赵云壑收集老师遗墨，曾得到吴昌硕与沈石友书札数十通，他为之装册，其中“什九是请石友题画的”。吴昌硕非常欣赏沈石友作诗的磅礴气势和渊雅韵致，不仅有时请沈石友改诗，“作画忙不过来，所有题画诗，动辄请石友代为”（郑逸梅《沈石友与吴昌硕》），也就是说，当年吴昌硕画上有些题诗不是吴昌硕所作，而是沈石友所作。近读日人栗原芦水所藏吴昌硕致沈石友书信，也多涉及同一话题，兹录一札：
石友先生鉴
得一片一书，已通知一亭。品研图可画，望裁纸样。如寄一拍像来尤佳，前寄弟之照片一时寻觅不得，故再请之。如画点错人物亦可无须也。铭研写上，可用与不望示知。弟意再求代作题画诗，叩头叩头。松、竹、水、石。
缶弟顿首
廿一日
这体现了两人的友谊，於吴昌硕而言，乃歉怀怜才，对沈石友来说，题诗吴画，图文并茂，是可以骄傲後世的。
古硯收藏界有：“古有《西清硯譜》，今有《沈氏研林》之說”，當然所謂的“今有”之“今”距今亦已欲百年。此部書共分四卷，傳拓100部，是著名硯石收藏大家沈石友之子沈若懷在其父去世六年之後，將其父所藏佳硯手拓編撰而成，記錄硯台158方，是從沈石友集一生之光陰所藏所作之佳硯中優選而出。此部書之影響巨大，從裝訂成書之時開始，便廣泛傳閱收藏，並不斷被翻印，日本亦有翻印版本，被硯台收藏界稱之為近代之《西清硯譜》。迄今《沈氏研林》中所收錄的硯石，存世者約五十八方，見之一方方屬不易，得之一方更是非凡之緣分，这些散佚的砚台全依靠此砚谱来对比审定。
但并没见汉刻铭砖作砚之制式。
妃子笑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