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被否定的诺奖作家
1975年，德国广播电台为纪念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诞辰一百周年，采访了当时德国的37位作家，试图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对德国文学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可是，这37位作家对于托马斯·曼的评价居然大部分是否定的。
一位女作家的回答颇具代表性：
「看来在这个国家似乎有人担心，文化批评界对他的评价过分单调，为了使之再次成为话题，不得不将这具尸体抬出来让人羞辱一番。」
这样的批评客观吗？
毕竟，托马斯·曼的大名在全世界都如雷贯耳，普通读者哪怕没有熟读过他的作品，也至少有所耳闻。他那些代表作，诸如《死于威尼斯》《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浮士德博士》等等，光是听书名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可为什么德国当代作家却对托马斯·曼这般无视呢？这看上去令人费解，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也许要从一个称号——「自然之子」说起。
02.
他们不描绘自然，而是显现自然
「自然之子」是托马斯·曼对歌德与托尔斯泰的称呼，用来表示二者健康、和谐、直观、写实的表达方式；它同时也是相对于猎奇、怪诞、忧郁、病态的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一种生命态度。
1921年，托马斯·曼在吕俾克福音教士学校礼堂宣读了他刚刚写作的讲稿《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在这篇讲稿中，他创造性地将歌德与托尔斯泰联系起来，阐述二者内在的精神联系。
▲《歌德与托尔斯泰》作者：托马斯·曼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
这篇文章最后收录于托马斯·曼的散文集《高贵的精神——人文问题二十论》中。而中译本则将这部《高贵的精神》划为两大本散文集，分别是《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和《歌德与托尔斯泰》。
这两大册散文集，还包含托马斯·曼对一系列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二十篇研究，有文化巨匠歌德、托尔斯泰、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音乐大师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思想家尼采等等。
单论《歌德与托尔斯泰》这本，它不仅收录了托马斯·曼对于歌德与托尔斯泰的论述，还包括他的《论莱辛》《试论席勒》，以及有关《堂吉诃德》的散文。它们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前面六篇有关歌德和托尔斯泰的散文。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歌德与托尔斯泰在托马斯·曼文学生涯中的份量。
托马斯·曼对于歌德与托尔斯泰两位文学大师的论述，开始于一位德国教师的故事。
1828年，这位教师在16岁的时候曾与歌德有过短暂的接触，而到了1861年他已将近五十岁时，一位外国人忽然前来拜访他：
「这个外国人随即走了进来，比老师年轻很多，蓄着不太长的络腮胡子，颧骨突出，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黑黑的眉毛之间有两条皱纹。」
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很多年以后，这位教师「尽管一生过得十分平凡，但他却能够以个人认识歌德和托尔斯泰这一令人侧目的幸运而自诩」。
托马斯·曼以这个有些「神奇」的故事为契机，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为何要将这两位看似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家并置一处，他说道：
「不，等级秩序，「贵族的」问题，即高尚之问题，在我的并列比较之内根本不是问题。」
既然托马斯·曼认为二者是可比较的，哪怕他们在时代、种族、领域上都有差异，那么他们到底在哪些方面相像呢？
托马斯·曼分十六节具体地论述了这种「相像」，从他们表面行为，一直到深层次的思维，他都不放过，最终还谈到二者对于社会的反馈和期待。这段漫长的论述是从歌德与托尔斯泰共同的偶像开始的，那就是卢梭。
在托马斯·曼看来，卢梭对歌德、托尔斯泰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他的「忏悔和自传的主题」。毫无疑问，卢梭表现在《忏悔录》中的那种或许有点「自我爱恋」、「自鸣得意」的自恋，深深地影响了两位文豪。在这里，托马斯·曼分别论述到：
「在最佳的情况下，它就是歌德在《漫游时代》中称之为「对自己怀有的敬畏」……这种欲求产生了《诗与真》，正是它真正赋予这部伟大自传的创作以灵感。」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从根本上看无非是一部篇幅宏大的连续五十年不间断的日记，一次没有尽头的、详细的忏悔』。」
与卢梭的《忏悔录》相似，后来托尔斯泰也写出了自己的《忏悔录》。托马斯·曼小心翼翼地挖掘出这一联系。
他对托尔斯泰的研究远没有停止。在后面的几节中，托马斯·曼的笔锋逐渐指向两者更深层次的联系，他指出歌德、托尔斯泰有别于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病人」，「前者患肺结核，后者患癫痫病」，而他们的艺术则「验证着精神之基督教信仰」。
歌德与托尔斯泰则与之相反，他们的艺术则完完全全属于这个世界，「即肉体的和异教的世界」。
▲歌德与席勒的雕像这对文坛挚友最终被葬在了一起
托马斯·曼还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例子，那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Antaios）。他是大地之母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孩子，在不离开地面的情况下，几乎天下无敌，因为大地的力量不断地在他的身上显现。
在托马斯·曼眼中，歌德与托尔斯泰是直观者，是现实表达者，是「自然之子」。他们不描绘自然，而是显现自然。他们就像巨人安泰俄斯一样，他们不能代表某种「主义」或某个国家、时代的精神面貌，但他们却是从人群中生长起来，成为参天大树，继而回馈人们。
03.
「自然之子」的世纪相遇
在托马斯·曼发表完《歌德与托尔斯泰——人文论题未完稿》之后的十几年里，他陆陆续续写出好几篇关于这二位伟大文学家的散文，它们均收录在这本名为《歌德与托尔斯泰》的集子里。我们无需记住这些散文的名字，从中却也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托马斯·曼显然在后来的几篇散文中延续了他对直观表达者、「自然之子」的思考。在《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中，他揭示出歌德的市民性，把歌德当做新一代市民阶层的代表，追求自由与爱，享乐却不失优雅。
在其后的《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论歌德的<浮士德>》中，他一面有条不紊地分析歌德的作品，一面为这些作品找到了现实与精神的深度。
至于托尔斯泰，托马斯·曼撰写了《论<安娜·卡列尼娜>》。这篇散文借《安娜·卡列尼娜》之名，实际上他是对托尔斯泰文学的论述。而这本散文集的后面三篇，分别谈了三位作家，即莱辛、席勒与塞万提斯，这更像是对歌德与托尔斯泰的一种「绕行式」的思考。
在托马斯·曼看来，歌德与托尔斯泰的伟大正是在于他们的现实性、自然性与直观性。而这种现实性既是像卢梭那样，从理性主义萌生又颠覆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是对这种颠覆的颠覆，也就是说，是对浪漫主义、主观性、利己性的颠覆。
▲托尔斯泰在乡间
歌德与托尔斯泰的相像之处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爱惜自己的身体、「属于这个世界」、长寿、善于交谈。在写作上，他们都现实而审慎、怀着异教般的激情而非基督教式的天国寄托、善于观察自己又能够体会他人。
总之，他们是「自然之子」。一位代表着18世纪德国，一位代表着19世纪的俄国，又都因此而指向世界。
04.
他是最后一位「自然之子」
与歌德、托尔斯泰不同，托马斯·曼受到德国作家们的集体无视。当这些作家被询问，谈到托马斯·曼的文学地位时，他们往往不屑一顾。
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居然能够将他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干干净净地排除于他的作品之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文学是「完美」的。
正如慕尼黑期刊上所说：
「他的叙事风格真正是不可超越的，因而便不再是值得模仿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这种「完美」还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正如匈牙利文艺批评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言，托马斯·曼是「罕有的忠于现实，甚至膜拜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在20世纪俨然成如烟往事，不受待见。从荒诞派的戏剧、存在主义文学，一直到意识流、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20世纪是文学的形而上世纪。鲜活深厚的现实感受逐渐被形式的尝试淹没了，显然，托马斯·曼这样「老实」的作家在这个世纪里面是不会讨喜的。
可即便德国的青年文学家们对其不屑一顾，托马斯·曼仍旧是伟大的文学家，这是不容置疑的。
就像他对歌德、托尔斯泰持之以恒的研究那样，他也许是最后一位继承二者衣钵的传人，在他的笔下，现实主义得到了一种完满。
在托马斯·曼的笔下，不论是《魔山》中颓废的群像，还是《死于威尼斯》中迷恋少年之美的作家，它们都能体现出托马斯·曼对精神现象的客观描绘，无可挑剔的现实主义笔法，以及对人类状况恶化、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弥漫的担忧。这样的思考贯穿了托马斯·曼的写作生涯。
▲以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为蓝本导演维斯康蒂拍摄了电影《魂断威尼斯》图为《魂断威尼斯》剧照
他是最后一位「自然之子」。
歌德与托尔斯泰所彰显的那些独特品质在托马斯·曼的身上重现了，哪怕这些特质在20世纪已有些不合时宜。
至于托马斯·曼在未来是否也会如两位他偏爱的文豪那样受到世界的推崇，未来是否还会有托马斯·曼的继承者，「自然之子」的继承者，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
▲1927年，托马斯·曼在济耳特岛
在《歌德与托尔斯泰》一书的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它似乎可以作为「自然之子」托马斯·曼文学生涯的一个精炼的描绘，这也是托马斯·曼在旅美途中的感慨：
「自由女神像高高举着她的花环，这在我们当前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陌生的、古典主义的回忆，一个素朴纯洁的象征……在前面，晨雾中慢慢地显露出曼哈顿高大建筑物的轮廓，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殖民地风光，一个高楼林立的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