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与“传国玉玺”

程绍，明德州左卫人，万历进士，除汝宁府推官。因“廉明仁恕，多所平反”，升户科给事中，明光宗时，任太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卒赠工部尚书衔。性格刚直，不畏强权，曾“率诸绅士力止”德州建魏忠贤祠。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中国历代皇帝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被视为王朝正统的象征。《韩非子》载: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获得了一块玉璧，史称和氏璧。这块玉璧后历经流离，其间被秦国拥有，《史记》载秦始皇九年，秦始皇命人将和氏璧做成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之印，并由李斯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上面，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从此，历代帝王都以得到此玺为符应，把它视为国之重器而奉若奇珍。认为谁得到它，就象征谁就是“根红苗正”，是真正“受命于天”真龙天子，没有它，就底气不足，有“伪”之嫌，甚至被讥为"白版皇帝"。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这块传国玉玺屡易其主，其间更发生了史上有名的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秦历二世而亡后，汉刘邦进咸阳，子婴献玉璧，刘邦就把“秦传国玺”御定为“汉传国玺”。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才两岁，传国玺由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派他的弟弟王舜来索取，太后怒而骂之，并掷玺于地，致使玉玺摔破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这也成了后世判定玉玺真伪的标准之一。东汉末年，时局动乱，汉少帝连夜出逃，把传国玉玺落在宫中，等他回来时，传国玉玺已经不见了。不久，长沙太守孙坚在征讨董卓时，在洛阳城南甄官井中找到了这枚传国玉玺。在这以后又历经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直至唐代，随着政局的动荡更迭和少数民族的南下，传国玉玺也不断易主。到宋太祖开国时，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这块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了。所以，近2000余年来，这块玉玺在中华大地忽隐忽现，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

历史上有关传国玉玺的传说很多，不过到清代时，就有人对其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清乾隆皇帝在《卞和献玉说》中，就认为这只不过是韩非子杜撰的寓言而已。

本文所说的事发生在明代天启年间，“传国玉玺”又一次出世，并与我们德州人程绍之间发生了故事，程绍还因此受到连累。

民国版《德县志》载有程绍所书《报玉玺疏》，他在疏中说有人在漳河里发现了一枚玉玺，认为是“传国玉玺”。因当时他正巡抚河南，驻汴即现在的开封，当时的河北道张梦鲸就送呈给他处理。

笔者据此查阅了《明史》，其中有明确记载：“天启四年”“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即程绍）。绍闻之于朝。”

程绍在《报玉玺疏》说“谛观审视，方棱无缺，依然全璧，闻玺至汉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断非秦玺，至浑庞莹洁、精光内藏，应是数百年旧物。”不仅如此，刚直的程绍还说“今玺出，适在臣之封疆之内，事属旷异，道路喧传，邮亭驿使恐有闻之禁闼者，既不应还瘗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民国版《德县志》载为“欲议委的当官员捧进殿阙”，笔者意为不通，故此处从《明史》语）迹涉贡媚，亦非臣谊所宜。”他更进一步劝谏说，对国家而言，“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明史》语）”，还举出历史上名君爱才的事例“昔王圉（yu）不宝白珩而宝观射之作驯辞，及左史倚相之献善政于寡君；齐威王不宝照乘珠，而宝照千里之四臣。彼叔季侯王宝得其宝，因是犹能名显列国”（注），继而他还又乘机推荐了一批“一代名臣，如总宪邹元标、冯从吾，尚书王纪......此皆王国祯祥，盛朝珍宝”。说如果我“徒献符贡瑞，臣穷羞之”“愿陛下惟贤是宝。在朝之忠直，勿事虚拘；在野之老成，亟图登进。彼区区秦璧之真伪，又安足计哉。（《明史》语）”总体意思是说我羞于把这事当成祥瑞之兆媚惑皇上，而且我们有邹元标等名臣，这才是国家真正的宝贝。希望皇上要重用人才，一块不知真假的玉算什么啊。

这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当时的朝政背景是这样的。《明史》载，自明神宗后期时，宦官魏忠贤权势日盛，其人“猜忍阴毒，好谀”，迷惑朝政，神宗“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程绍所推荐的邹元标等人都是“力持清议”的“东林党人”，正被魏忠贤“以门户得罪”。如此，程绍就犯了三大忌：一是象“传国玉玺”现世这样的事，如依魏忠贤之卑劣性情，一定会借题发挥，以祥瑞之兆报朝庭，而程绍不仅不以此报，反而劝“伏望皇上达观，永命之真符不在偶获之旧宝，怡神寡欲，亲贤纳谏......区区传国宝不足贵矣，况未必真乎”。不仅丝毫不迎合魏忠贤的心思，而且劝皇上远离奸佞之人，实际上就是暗指魏忠贤之流；二是大力推荐不依附于魏忠贤的邹元标等东林党人；三是再加他又曾“疏上触权奄（《德县志》语，奄有误，当为阉，指魏忠贤）”。还反对在德州给魏忠贤建生祠。“三罪”并记，当然遭魏忠贤忌恨，于是魏忠贤“怒遣诇事人（暗探）至汴，久之无得，乃唆御史论绍借题援引门户诸臣”。逼迫程绍只好“以疾归”。

这就程绍与“传国玉玺”的故事，虽然当时程绍为魏忠贤所排挤压迫，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自有公断，到崇祯六年，程绍又起为工部右侍郎，并留芳后世，而魏忠贤虽横行一时，却终落得千古骂名。

注：

1、昔王圉不宝白珩而宝观射之作驯辞，及左史倚相之献善政于寡君：典出《国语》：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

大意为：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于晋，在晋定公为之举行的宴会上，晋国大夫赵简子鸣其佩玉，向王孙圉炫耀，并问楚王的“白珩（古玉器名）”之价值。王孙圉回答说楚王从来没把“白珩”当成物宝，楚王所珍惜的宝物是辅君治国观射父和倚相这样的贤臣，是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的东西，至于白珩，只不过是玩物罢了，根本不以为宝。

2、齐威王不宝照乘珠，而宝照千里之四臣：齐威王和魏惠王在狩猎时，魏惠王问他齐国有什么宝贝，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还有十颗大珍珠，齐国这么大，难道还没宝贝？齐威王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意思是说明齐威王以人才为宝，不以所谓珠宝为意。

3、彼叔季侯王宝得其宝，因是犹能名显列国：笔者考证，此句《德县志》有误，当为“伯仲叔季侯……名显列国”。意思出自于孟子的一段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意思是孟子提醒伯、仲、叔、季各级诸侯，国家真正的宝物是土地、人民、政事，这三样才是国家真正要重视的东西，至于珠玉之类，只不过是一些饰品，如果只以此为宝，必将玩物丧志，有害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