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 被误解的爱国者

中国的晚清史，

就是一部腐朽没落、残酷黑暗，

无论皇族亦或庶民

皆活得毫无尊严的屈辱史！

在晚清历史上，有那么一个人，其活动范围之广、行迹之远、影响之大、争论之多都是绝无仅有的。他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他的传记、年谱、回忆录不胜枚举，关于他的论文亦汗牛充栋。不同的人按照自己对晚清历史的理解，对其功过是非作出评价时，有一个无法绕过的词语是：卖国贼。钻进故纸书中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其所签订的条约亦无不印证着“卖国贼”这一称号非他莫属！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人。清末重臣，洋务运动的领袖，淮军创始人和北洋水师统帅。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尽管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惜英雄未造时势”，抱负未能实现，生前骂名起，身后亦不绝，这并不仅仅只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

作为封建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首先代表和维护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剿灭捻军他毫无仁慈之心、杀人如麻，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政权。他兴办洋务运动不遗余力，图国富的目的还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不是民强，所以他兴办的洋务运动和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继续沦落的命运，也让他的苦劳并有获显著功劳。

但李鸿章终究是一个开明的士大夫，在与各国广泛的通商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清朝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他主持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同时设置了铁路局、电报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积极创办清朝的海防，筹划和建立北洋水师，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朝的国防能力；他极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也在洋务中大发横财。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其争议最多的是：对外战争极力妥协，无论战胜战败，所签条约均丧权辱国，而对内则残酷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李鸿章一生签订条约30多个，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的《中法新约》；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的《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01年9月的《辛丑条约》等。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而李鸿章本人则在签约中收取贿赂。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尽管他竭尽全力在万难之中为大清国挣得一分之利，可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丧权辱国的背后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腐朽，这是一个落后民族的悲哀。歌德有诗云：“一切消逝者，只是一象征。”当走完人生历程，并且被史家和大清王朝一起写进历史时，李鸿章的形象也就成了一个误国者的形象与慈禧太后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李鸿章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血肉的人，其性格是复杂的、多面的、充满矛盾的。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李鸿章，他不但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而且满腹经纶，机锋敏锐；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异；既争强好胜、妒贤嫉能，又坚忍宽容、气宇大度；既韬晦善谋，又锋芒毕露；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务；既开放鼎新，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凶狠残暴；既傲慢清高，藐视洋人，又忠诚仗义，对主子奴颜婢膝……

当我们了解了李氏发迹的过程，也就看到了淮军子弟的历史功勋，理解了困囿于历史现实的无可奈何，倾听到了与世浮沉无处诉说的辛酸苦楚，亦听到了一个为民族强盛而沥尽心血、在莫大的屈辱中为国争利的老臣的残喘声……

本文节选自《李鸿章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