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记]扪心自问我们已有多久不再关心粮食和蔬菜！

一．瓦房

山里的红薯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就出生在安庆的山里，这一年恰逢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那时的农村物产贫瘠，温饱所带来的困扰依旧让为数不少的家庭焦头烂额。与我童年为伴的发小们多数依旧难以熬过九年义务教育。取而代之，他们以“学徒”的身份跟上一位“师傅”便到了杭州。

我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出生，父亲有四个兄弟，在一场过去不久的分家中，他只得到了两间并不宽敞的瓦房。母亲睡在一块门板上，碰巧上门的长辈为母亲接了生。从家里随便寻来一把剪刀，过了热水就剪断了脐带。我就这样到了人间，像被冻土覆盖的一粒麦种，挣扎着破土而出。我没有机会亲历母亲当时的含辛茹苦，自我记事起，母亲因此落下一堆毛病的身体如同那捂不住岩浆地壳，陆陆续续都“火山爆发”了。

我现在很能想象那个冷冬的夜晚，年轻的父亲抱着一岁多的姐姐看我时的悲喜交加。他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我来了；他一定也是难熬的，我来了，吃什么？虽然父亲已竭尽全力，母亲还是在营养极度匮乏中做完月子。

靠着外公外婆的帮衬，日子终于熬到了90年代初，父亲决心有一个真正的家，而那远不是遮风挡雨那般简单。父亲东拼西凑，再搭上自己的木匠手艺，勉强将一家人搬出了家族的老宅。我在那座五间大瓦房里渡过了我的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时光。直到我大学毕业，这位一辈子没有害过病的男人轰然倒在我面前。我日夜不离地陪着他走过生命最后一周的时光，他死在自己一手撑起的瓦房里。那里有他的一切，为妻子亲手定做的木床；为女儿精心备下的嫁妆；为我良苦用心亲手做的书桌，还有他收养的那条土狗。待日后我们搬到新的住所，这条土狗每晚必要回到老瓦房卧睡在门外。

就是那扇掉漆的木门，每天凌晨约莫五点钟，父亲总会准时开门，背起家伙什赶在天亮到工地。待父亲动身了，那条土狗就摇起尾巴跟在身后，或是超近道窜到前面。等父亲跺着脚朝它吼道“回去”，它才愿意离开。

山里的红薯

二．遭灾

无论南北粮食多分粗粮和细粮，现如今我们于市场所见粗粮的价格往往比细粮要高出很多。家里一些年长的老人时常在一些打趣闲聊中惊讶地相互质问“过去给牲口吃的现在怎能这么精贵”。

我童年时光里有三个阶段最易遭遇断粮，一是麦子成熟前，二是早晚稻成熟前，三是红薯收获前。那些年的光景里，山里总难见到风调雨顺的天，早稻急需灌溉时便遭了连续的旱灾。炙热的阳光像一把匕首，将水田拉出一道道深邃的伤口，一簇簇细细的白色的根须从皲裂处赤条条地裸露者，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蔫了下去。

一个村被划成几个生产组，我家当时隶属“新屋组”，整个生产组的水田灌溉就指望着一口池塘的水。遇上灌溉高峰期，池塘的水位瞬间就低过水渠出水线，等不来及时雨的村民只能轮番将池塘剩下的水一瓢又一瓢地舀进水渠，再由水渠缓缓引流到各家的稻田。遇上大旱之年，这种自救的方式也一直被延续。

一般这种情况下，每次灌溉只能轮到一户，村里人管这个作“上水”。要“上水”就得排队，这自然也少不了坏规矩闹事者，口角边的“战争”在整个夏天随时都会引爆。有人灌水，也就有人偷水。因此便延伸了一件于我看来在当时极为有趣的事，为了看好这一稻田的水，就得拖家带口夜宿在田埂边。我从不担心这一晚会有多无趣，或是拿手电筒照青蛙，或是追萤火虫，再不济就靠近摇着蒲扇的母亲美美地打个盹。守了一夜，感觉整个水田的稻子都已喝得“醉醺醺”了，我们也就收工回家。

旱灾本就让稻子的收成打了折扣，害虫也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捞一笔”的机会。更恼人的是往往最缺水时遇不上一个雨天，而到了抽穗前后雨水又忽的没完没了。水田倒是喝得痛快，种田的只能气得“骂天骂地”。抽穗的稻子这般遭水后，收割的季节十有八九会生“黄灰包”（学名“稻曲病”，会影响稻穗生长）。

各种灾害交织的年份，收成便可想而知。即便我母亲竭尽所能将有限的食材做出花样来，但青黄不接的日子还是说来就来了，此时邻里间相互借点陈米是常有之事。而麦子又非南方主作物，尤其在老家多丘陵的山地，很难有连片的规模。红薯就不一样，虽成熟的周期长了些，但凡播下种薯，移栽之时稍作细心打理，到了十月里定能有个向好的收成。

上了年纪的土狗

三．红薯

我大概5岁的样子，胃口已大到惊人。那时走亲戚，母亲会提前打好招呼，吃饭不要由着自己的胃，吃上一碗就要下席。所以那时盛米饭都得使劲碗里塞，直到米饭在碗里堆成个“小山丘”的模样才肯罢休。母亲遇到我这般做就会阻止，她会使劲挠我一下，顺便还不忘丢下一句狠话“没出息”，我也就这样没出息但很快乐地度过了童年。

父亲是当地名气不小的木匠，常年都要做着些重体力活。母亲为了照顾父亲的胃口，总要为他备点精细的粮食，譬如说青黄难接时仅存的陈米。而其他人难免要用红薯充饥，一般早稻前得吃余下的种薯，晚稻前得吃个头不大尚长完全的嫩薯仔，收获后就得连着吃上好一阵红薯。

每每蒸上一锅红薯，母亲就取个小瓷碗蒸上一碗白米饭。那是只有父亲才可以有的待遇，而我亦能从中沾光。但父亲不是每天都能在家吃饭，这让我不得不去面对一日三餐的“红薯宴”。年幼无知，怎会知道母亲的不易，与父亲在外的种种艰苦，我为此不少大哭大闹。母亲总会在狠揍我一顿之后，又默默躲在厨房土灶边独自抹眼泪。如今若跟人提起此事，当有人会感叹“有吃不完的红薯是何等幸福”。时至今日，我至少近20年再也未曾尝过红薯之味。母亲似乎也是知道我不喜红薯，如今偶尔备上一顿，也定会为我煲上一锅白米。

现今母亲依旧住在乡下，每年必种红薯。收获的红薯多不直接蒸着食用，而是洗净做成红薯粉，酿圆子、做粉条，红薯早已成了稀罕之物。

山里的红薯

四．种植

我早前于陕北求学，在兼职时带一位小朋友的习作课。在一节课里，小朋友向我读了他写的一篇作文。作文里有一段描写了秋天水稻丰收的场景，笔法浪漫且趣味横生。我就问“你见过水稻吗？”回答说“没”；我又问“你见过麦子吗？”答说“没”；我再问“你知道红薯长在土里而不是藤上吗？”，越往下问，眼前这位聪颖的小家伙愈是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秋天是怎么丰收的教科书里早就教会了孩子们，少有人再去关心粮食和蔬菜究竟来自哪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此简单的因果联系中所蕴藏的自然、社会与人类无穷无尽的奥秘又怎能抵过电子产品那方寸之间所带来的愉悦呢？

我很庆幸自己时常有机会那般亲近的接触土地，并且在四季更迭中能有时间去关心“粮食和蔬菜”。如果非得给个公正的说辞，红薯给我的记忆也不尽是那年的艰苦。

如果说我与打小一起长大的表弟也有一项过人的野外生存能力，那挖洞烤红薯一定是要提及的。寻一块带黄泥的山地，上下掏出两个大小均匀的小洞，再将小洞上下连接的部位打几眼小孔，用粗细均匀的树枝钻个排烟的土烟囱。上层码上红薯，下层点上干树枝，小火慢烤就能做成一顿口味极佳的烤红薯。

若说有趣，当然不止烤红薯，种红薯更是往后再也难得的一种经历。我读中学时，山里的光景早已变了样。记得时间是1999年，父母将家里安顿好就一道去了安吉务工。我与姐姐成村里最早留守的一代。临走前母亲交代说“在家好好念书，地就让它慌着”。

当时电话尚且没有今日方便，我们与父母还在以信件往来。在我们之间所有往来的信件，以及偶尔提前约好的长途电话中，我与姐姐从未提及有关种地的细节。而事实上我们瞒着父亲母亲，凑齐了种子，利用周末回家的功夫将所有的旱地都种上红薯和蔬菜。刨土、担肥、除草、除虫，我们按照记忆中父母的样子打点了一切农活。

也许是盼得太过心切，那年红薯丰收的季节似乎来得比往年要晚很多。中秋节的假期里，我们终于“密谋”要干一件大事——挖红薯。我确信我年少之时曾有过至今难忘的自豪，不是盖着学校公章的荣誉证书，而是捧在手心告诉自己“丰收”的红薯，即便我年幼之时曾憎恶过这样一个结果。

三十年前一个青黄不接的冬日，父亲尚还年轻，他还凑不齐过冬的炭火钱，也无力支付购买木头的一大笔现金，他卸下门板给母亲当床，我就出生在门板上，他抱着姐姐悲喜交加地呆望着我......

2017年11月6日于金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