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 袁博
一本书读懂晚明的衰落，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榜首。
书名：《万历十五年》
作者： 黄仁宇
今日解读：夹生饭、袁博
解读人简介：政治学硕士 、南京资深媒体人、新华报业集团记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
播音：裴喜
01 听前思考
万历十五年为什么这么重要，值得黄仁宇和你我去关注？
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等人物为什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失败？
黄仁宇在书中展示了怎样的大历史观？
02 书中金句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
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皇帝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03 精华笔记
万历十五年，是明代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平平无奇的一年。但黄仁宇却认为这一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可以深刻地反应明代制度的症结，也能够预示了半个多世纪后明代灭亡的种种机缘。
为此，黄仁宇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前后，影响了明代历史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把他们放在有着更长历史的明代制度之下进行考察，揭示了这些人无法超越自己时代的悲剧命运。这六个人，就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还有军事家戚继光和思想家李贽。
首先，在黄仁宇看来，这样一个无法超越的时代，是由朱元璋一手造就的。作为一个出身低微，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走上巅峰的专制君主，朱元璋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结构扁平、行政塌缩的小农社会。为此他削平了天下的富户，残杀了跟随自己文武功臣集团，用侧面收受的财政制度抑制科层制政府的腐败，并有儒家的学说为他的行动合理化。这样他就集所有的权威于一身，并且造成了一个只能维持最低水平运作的小政府，和一个不能用法律和技术理性来处理复杂变化的社会氛围。更要命的是他宣称这套制度应当万世不易，以后有敢妄议祖制的大臣，都要予以严惩。但实际上这套制度，只能运行在朱元璋这样的政治强人手中，到了万历十五年，这套制度已经退化地相当不堪了。
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突出了这一点，也就是他特别强调的以道德代替法律比较具体的含义，是他在本书中应用大历史观的所在，告诉我们万历十五年的那些主角，决定他们行动的绝非他们自身道德水准的高低，而是有着很深的制度底色。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六个主角分成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考察。
第一组，是改革家张居正和清官海瑞，他们都希望在制度框架下，积极推动政治发展。但二人的风格差距很大。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也是个谨慎而又权谋的人，他对改变明代中期国库空虚、边防告急的问题有着深思熟虑，万历当政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在官僚集团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作为一个臣子，他代皇帝行使权力，毕竟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为此他不得不培植私党、暗箱操作，最后也不容于万历皇帝。在他死后不久，一场针对这位明代“第一权臣”的清算展开，他的子孙受到严惩，他本人也仅仅免于开棺戮尸。
而海瑞，则是朱元璋的忠实信徒，他做事只讲原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理想，他认为，要解决当下的种种社会政治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抬出祖制的大旗，严守洪武爷爷的成规定例。在激怒嘉靖皇帝之后，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名，继任的皇帝派他去江南解决官宦大户侵吞小民土地的问题，他用道德原则和洪武法令阻止了地方上非法的高利贷行为，但却鼓励了赖帐行为，让整个社会经济停摆，一场大动荡就在眼前。作为一个官员，他有着比皇帝还要道德的道德，却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和法律置若罔闻，无怪乎最终壮志难酬，被皇帝罢免。万历十五年，他官复原职，并且死在任上，这位纪委官员和他重归“洪武型社会”的美梦，最终惨淡收场。
第二组，是放任制度进一步退化的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他们在互相谅解中把明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申时行原来是张居正的部下，办事有些能力，后来因缘际会成了内阁首辅。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要撇清和张居正的关系，一方面要协调皇帝和官员之间的信任，避免双方因为张居正事件走向两个极端。为此他成了一个十足的好好先生。
为此，他废除了皇帝定期需要参与的经筵。经筵是翰林院为皇帝开设的御前讲席。是皇帝学习治国理念、大臣展示才华的重要场合，为朱元璋特别称道。但万历皇帝摄于张居正的威严，和张居正死后的身败名裂，早已对此产生了虚无感，为此他经常告假取消课程，申时行最后取消了经筵，换取了万历皇帝在倒张的声浪中保全自己。但是这样一来，皇帝和朝臣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并最终在立储的问题上全面爆发。
万历皇帝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因此长期隔着了另外一个皇长子的继承权问题，这一点引爆了群臣，申时行从中调解，但被参核为首鼠两端，最终被万历皇帝开缺，万历皇帝也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为此他遁入深宫，缺席朝堂，与群臣几乎隔绝，彻底放弃了皇帝应有的责任，开始了漫长的怠政。
第三组是可能为明朝带来新鲜认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和思想异端李贽。
戚继光本有可能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实现明代军队的现代化。在抗倭时期，组建了自己的戚家军，他招募朴实的农民入伍，利用宗教感极强的仪式，与士兵们歃血为盟，这一点改变了明代原有军队无赖儿郎充斥、战斗力不足的局面。他针对倭寇的特征，在军队中大力推广鸳鸯阵，强调士兵小队的技术配合。但明代制度规定文官节制武将。军事制度的创新，很容易遭到文官系统的猜忌，戚继光非常明了这一点，他的军事才能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野心，他得到了谭纶、张居正的赏识，最后升任蓟州总兵，在古北口一带构建了有效的防御体系。不过随着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他最终成了文官政治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的军事创新也随风而去。
李贽在成为明代知名的思想家之前，曾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地方官员。他看惯了官场上说一套做一套办法，面对这种儒家理念和实际运作的巨大差异，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都没办法破除这个好利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个是否会是人内心深处不该被压抑的东西呢？为此李贽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比那些主张用直觉来理解世界的心学家走的更远，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可以不问，所以海瑞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提倡，而张居正才具备一代贤相的素养。这种道德上大起大落的评价，实际上动摇了朱元璋那套克己复礼、简朴归真的哲学总原则。这就带来了社会上话语人士的强烈反弹，在检举的声浪之中，万历皇帝批捕了他，他也在诏狱之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黄仁宇笔下这六个人，他们各司其职，但都因为制度的刚性，未能遂愿，虽然有些人迎头而上，有些人退缩不前，但这个运行了200年的制度成了一切人表达自己的障碍，《万历十五年》也就成了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