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名为《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文章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
“剩下的只有捡破烂一条路了。 在天黑以后，我拿了一条破麻袋走向垃圾站。我站在垃圾堆上却弯不下来。这也许需要从小受熏陶，或者饿得更厉害些。”
这个人就是王小波，一个不会向世俗妥协，不会像庸众一样屎中作乐的人。
很多人知晓他，大多是源于他的杂文，像《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等等，在喜欢王小波的读者群里，这些名篇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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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王小波看来，杂文就是说理，只要逻辑通畅地讲清一件事情，写就杂文的目的就达到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难的。
不少人喜欢他的杂文胜过他的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杂文中所透露出的三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读者，让他们明白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趣是好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自认为三观极正的人忽然发现，原来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是先天的，自己的三观不仅不正，而且根本就没有反省过自己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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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究竟是否应该有一个模式？人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究竟是正常的吗？我们为什么追求智慧？有趣到底是什么？性爱与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有趣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这对不少人来说，尤其是习惯于屎中作乐的人，如此酣畅淋漓的阐述，简直就是当头一记闷棍，类似脱胎换骨，重塑三观了。
于此，王小波更像是读者心中一个图腾，中国自由派的图腾。
不过，在王小波看来，如果他们喜欢他的小说胜于杂文，那可能会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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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更看重自己的小说，因为他认为，写小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需要懂得虚构之美的人才能擅长。
王小波的文学功力都在小说上，尤其是《黄金时代》，前前后后改了十多年，最后终于停住笔，再也不愿改动一个字，一心只想让作品与读者见面。
但他的小说难懂，读者心中习惯的叙述模式统统都在这里遇挫，他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般，一会现身明处，一会隐身暗处，亦真亦假，难以分辨。
“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四下里传来牛铃声。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那些牛身上拴着木制的铃铛，走起来发出闷闷的响声。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耳边的毛上挂着水珠。那是一条白水牛，它侧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我们。”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
笔法荒诞，但却洋溢着常识的光芒。他在告诉你，在不正常的人眼中，正常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当不正常的人主宰正常人时，正常的人就不正常了。
他总想拉读者回归到事物的本源，让你强烈感受到某种荒诞。
不过，随着世事阅历的增加，你会越发觉得，在现实世界中一直就发生着荒诞之事，只是可能自己越来越被世俗异化而不自知，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荒诞之人。
很多读者正是因为王小波的书，才逐渐认识了罗素，卡尔维诺，莫迪亚诺，杜拉斯，奥威尔，也正是如此，才逐渐迈入了一个并不主流的新新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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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生前落寞，文学水平曾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低估。
他曾和妻子李银河遍游欧洲，后来一起留学美国。
不过，因为王小波的英语口语不好，一直在美国当地刷盘子赚取微薄的收入，而相比之下，妻子李银河每个月却有数额客观的奖学金。
后来 ，王小波考取了卡车司机的驾驶证，甚至想过靠开货车养活自己。当时的窘境可见一斑。
从美国归来之后，妻子李银河当上了北大的副教授，而王小波却没能回人大任教，只在北大做了一位讲师，三年后才回到人大会计系，做了一名普通的讲师。
当时的王小波如此调侃自己的落魄：“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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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之后，王小波认为自己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跳出体制，以写作为生。
不过，他的书在香港台湾也卖得不好，在国内他的书长期被当做禁书，往往是在卖书的地摊上充当黄色书籍销售。
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离去距今已是二十年整，试想没有这场病故，王小波会如何看待如今的时代呢？
很难说，但我们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曾经生活思考过，于是，这片土地顿时亲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