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步兵班”呆了三个月，我终于熬“出头了”。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连队的老“文书”姓赵，是75年云南入伍的兵，服役期基本上到了，所以要在新兵中挑选一个“接班人”。
02
新兵下连队在步兵班的时候，连队就在“观察”、“了解”，有时，排长、指导员有意思安排我办墙报、写点材料什么的，综合考察后，觉得我在同年入伍的新兵中文化程度算是高的（高中毕业那个年代还算可以），当知青时当过老师“代过课”，写字吧，他们觉得还看得，正好团部崔政委来连队检查、视察工作，在连长、指导员的陪同下，对我进行了“面试”，问了一些常规的东西，比如：“当兵的目的”、“家庭出身”、“当知青的情况”、“革命理想”之类的，最后决定“代理”文书，时隔两个月后，团军务股下达命令，取消了“代理”二字，调进了“杂务班”（连部）。
03
“杂务班”主要由文书兼军械员、给养员、通讯员兼司号员、卫生员兼理发员构成，按照今天的军衔称谓是“上仕”，文书是杂务班“班长”。主要职责是，涉及连队的文字材料的编写、会议的记录整理、列席连队干部、支部会议、统计连队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报表、负责连队枪枝弹药装备的管理（保管、领用、训练）、所有连队战士档案的管理。住房与连长、指导员一样享受“单间”（主要涉及到连队机密和档案材料）。我从就任到退伍没有再调整过其它岗位。
04
到杂务班个把月就遇到了一件事，给养员是个老兵，记得是我们四川“北川”的，74年入伍，已经在他那个位置干了好几年了。刚到杂务班就听说，他要“提干”当司务长了，可迟迟不见团里政治处命令，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坐立不安”，情趣不定，甚至有的时后”怨天尤人“、”灰心丧气“。
一个周末，正好连队所有干部、战士到“枕头坝”（地名）看坝坝电影，他到我办公室来悄悄对我说：“文书你可不可以不去看电影，我们一起喝酒？”，我当时“吓了一跳”，一来刚到连部很多“规矩”、“纪律”还不董，二来再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我能不能喝酒（那时基本上没有喝过酒，即使过年过节父亲他们饮酒，我们只是尝尝），我“心有余悸”没有底气地说：“这样行吗？”，他说：“当然可以”。
盛情难却，我找了个借口，向连长请了假留下来培他。部队离开营房后，我到隔壁“小买部”（他的领地），他早已在哪里了。我进去一看，一小桌上摆好了两只口缸、几个罐头盒已经打开，有“午餐肉”，有“餖豉鱼”、还有“红烧肉”等，他给我倒了大半口盅，自己也倒了给我差不多，我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饮酒最多的一次“饭局”。彼此边吃边聊，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提干不成，心有不快，叫我陪他“借酒浇愁”吧了，不知不觉中两瓶白酒底儿朝天被我俩喝个精光，几盒罐头也所剩无几，听到部队的“结合”、“解散”和战友们的脚步声，知道部队回来了，我也赶紧“躲”回了我的陋室。也才知道，原来我还“特别能喝”。
05
代班查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连队干部按照编制是八个，即三个排长、一个司务长、连长、副连长，再加上副指导员、指导员。本来查哨是干部的事，我们杂务班的都是兵没有资格。按部队要求，每天晚上必须检查哨位执勤情况，防止出问题，连队八个干部本来就不算多，再加出差、探亲什么的，那就少之又少，查哨就转得更快，所以我们杂务班的全体战士就“补上”行驶干部的权利了。
有趣的是，轮到我查哨，我便悄悄到军械库，拿一支手枪（在部队是违反纪律的），装上几发子弹，揣在库兜里壮壮胆（晚上哨位十来个、有的又偏僻、又黑又暗、有时伸手不见五指），说老实话，即使遇到了“情况”也不敢开枪，因为一旦连队干部发现，那是要背处分的。到了一个哨位，有时悄悄摸到哨位，看到哨兵在“打瞌睡”，把他的枪想办法从手中拿走，对着他的耳朵大哄一声“口令”，“惊慌失措”的哨兵被吓了一大跳不说，发现自己的枪也没了，剩下的就只有“哀求”了：“文书，你哥千万不要给连里汇报了，要是排长、连长知道了，我挨处分不说，我一生就惨了”。
看到哨兵“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也学着干部们的样子训上两句：“谁叫你站哨打瞌睡，以后可别这样了，这次就饶了你”，说老实话，我是不会汇报的，当时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
06
私自带枪，差点“走火”伤人我记忆犹新。由于工作之便，我回家探亲或到团部出差，常常带着枪。
记得有一次，我到团里办完差事，急匆匆来到家兄的厂里（六七厂离团部有几十里地），非常遗憾的是，家兄回老家了。我找到了与家兄一块儿下乡当知青、一块儿进厂当工人的老乡陈哥，正好下午他不上班在寝室里休息。他看到我说：“文忠，你当的啥子兵哟，个把月就要到你哥这里来”？我对他说：“你想不想打手枪，我带了一只”，他听我说完“十分惊讶”地说：“真的、当然、当然”？我说走嘛，到一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让你“过把瘾”。
于是，我俩慢慢在厂边的河滩边上找到一处比较满意的地方，我连忙掏出手枪，装满子弹（八发），给他讲了一点简单要领，我说：“这是一把五四式手枪，弹夹装八发子弹，子弹打完后枪机就不回，持枪或射击时千万枪口不能正对人”，说完后，我拉了一下枪机上膛，击发了一枪，然后把枪递给他说：“还有7发，你打吧”，陈哥接过手枪，“呯、呯、呯”抠动板机，打了几枪，被这对于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尝试”吓倒了，击发与否自己全然不知，把枪收回看，枪口正好对着他自己说：“这怎么不响了”，我在旁边看到这种状况，惊呆了，赶快跳到他跟前说：“不要动，快把枪给我”，我收回手枪，非常熟练地退下弹夹，拉回枪机退出枪膛里的子弹后，瘫到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过头看到他“呆若木鸡”、“惊慌失措”地站在哪里一动不动。
过了十来分钟才缓过劲来对他说：“哥哥，你刚才吓死我了，如果枪口对着你的时候击发，那后果不堪设想”，你去见”马克思“不说，我也得”坐牢“。他也”五色无主“心存侥幸地说“天不绝我、天不绝我”，尔后，我带着“忐忑不安”和万分庆幸的心情回到了宿舍。心想，今后我决不私自违反部队纪律和规定，带枪出来玩了。
07
副连长烧伤我感到内疚。我们的副连长是西充的人，72年入伍，满脸“六耳胡”，文化程度很低，听说是靠实干种菜、养猪提的干。时间应该是我到杂务班的第三年，一天，按照连长的安排，由副连长带队，对我管的军械库进行清理，仓库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清理出来处理掉。
清理中我们发现了一大包不知存放了多久的火药，连里并没有什么用处，在加已经“回潮”过期。怎样处理呢？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把它扔到垃圾堆里”，有的说：“丢到河里算了”，还有的建议：“埋在土里”。说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安全，没有一个办法觉得妥当。最后还是副连长相到了一个发子“烧掉”不留隐患，大家觉得还行，一来大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二来他是最高行政长官，服从命令为天职。
于是在仓库外边一处“开阔处”找到了一个位置，把清理出来的火药包打开，分撒在地上。那么又怎样“纵火”？谁来操作？大家想到，担心点燃后发生爆炸，于是，找来一根长杆杆，我说还是我来吧，副连长说：“你不行、危险”，他叫我和给养员、通讯员“靠边站、躲开”，执行“命令”。他在前面，把长杆绑上易燃物，用打火机点燃后“伸”向了火药，只听一声“嘭”，成功了，大家小心翼翼，准备过去检查，此时，副连长走在前头，都以为全部燃烧完了，走弄后用脚“蹬开”燃烧后的残留东西，蹬着、蹬着，又是一阵声响，一股黑烟冲天而起，事故发生了。
我们赶到跟前，副连长已不成人相，满脸趋黑、军装军帽烧焦了，胡子也烧来看不清有还是没有，他跳着双脚，双收护着脸“哇、哇、哇乱叫”，我们赶紧到连部，打电话给厂医院，叫他们120救护车立即到连部救人。到厂医院检查后，确定为脸部重度烧伤，后来星期天，我去医院看了一下他，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以后会影响颜值”。在后来听说转到总部医院做了换肤整容手术。我退伍多年后的一天，无意在乐山城里遇见了他，我叫：“副连长你好”，因为我体太“发福”，他居然没有认出我来，我说：“七连、文书，我姓程”，他才慢慢想起。聊了几分钟，他慢慢转身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内心深处又有那么一丝丝内疚，但刚才我注意到他的脸颊时，并 没有留下疤痕又为他感到欣慰。
后来我听战友说，他出院后调到了二营，当上了连长，最后副营转业，选择了乐山市中区通江镇政府，当了一名国土员，官虽小，但还是一个“实权派”。衷心祝愿他家庭幸福，晚年身体康健，笑口常开。
08
“熊猫”牌收音机帮我们渡过了寂寞的时光。到杂务班的下半年，连队被成都军区评为“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光荣称号，除了授予“旌旗”和全军下得命令表彰外，同时奖励一部熊猫牌的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玩意儿“现在看来是”古董“，可在当时，那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并且领导们又把它交给了我保管。
一到晚上信息时间，有几个老兵不约而同朝我的屋子里钻，来的目的就是听收音机。一会儿收听一下”澳洲电台“，被称之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多“、”夜来香“等。有时又收听”美国之音“，听一些新闻。几个老兵，常常不吹”息灯号“是不会离开我哪里的。
说真的，那个年代，电视机都很难看到一部，更谈不上网络、媒体，军营生活本来就”孤噪无味“，有一台多波段收音机，可想而知，那是多么开心的事。那部收音机，确实陪伴我和其他战友度过了那些寂廖的每一个晚上，有了它的存在，我和我战友们的业余时光，才显得那么充实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