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识力上升至这样的高度：领悟到了所有的渴望与争斗都是毫无意义，并由此取消了意欲本身，那这一戏剧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因此也就是真正的崇高和壮美。这悲剧也就达到了它的最高目标。
——叔本华
一
闲来重新翻阅叔本华的作品，他的唯意志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对我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我向来认为，文学如果缺乏哲学的观照，即使未必显得浅薄，也难免自囿一隅、失之狭隘。只有从形形色色的、解释这个世界的哲学思想中得到某些理论预设的启示，进而加以运用，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某种哲学层面的解读和提升，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究天人之际”的功能，而不至于买椟还珠、因小失大。
尤其是面对《红楼梦》这样的巨著，其中的哲学意境引人入胜，更应该充分发掘，若非有哲学的观照总难尽言其妙。在真正意义上、从哲学的层面上对《红楼梦》进行论述的著作，也许要首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吸收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从人生的悲剧本质出发，认为人受制于无穷的意欲而不得解脱，生活和人生总与痛苦紧密联系；继而指出，只有超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美术（即美学、文艺）”才能使受制于意欲的人暂得解脱的自由，“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 就像叔本华说的，“只有当一个人处于纯粹认知的状态，当他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意欲及其目标，以及自己的个体性，他才可以纯粹客观地直观事物；在这种观照中，他可以认识和把握事物柏拉图式的理念。”而事实上，这种状态的出现总是少之又少。
人看似独立的个体，实则常常身不由己，或受缚于名缰利锁之中，或沦陷于道德舆论而委曲求全。在生的欲望面前，人是何其渺小，即使自尊为万物灵长，本质上却与动物无异；在社会的道德体制下，人又是多么势单力孤，总难免因循着约定俗成的轨范，不敢稍越雷池半步。叔本华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他是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加上卓越的精神境界和强大的心理能力才能摆脱庸俗、享受孤独的，这种境界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有两种不同的解脱方式，分别以宝玉和惜春、紫鹃两类为代表，宝玉的解脱属于美学的、文学的层面，惜春、紫鹃的解脱则属于宗教的、超自然的层面。又说，通常的人的解脱是由于自身的遭遇、阅历所致，如惜春、紫鹃，皆因不堪忍受自己像身边的人（“三春”、黛玉）那样的最终境遇而宁愿出世求得解脱；而“非常之人”，如宝玉，则“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参悟了人生的悲剧本质而加以超越，进入解脱之境。这与鲁迅的看法颇有相通之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宝玉对众女儿“昵而近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在历经了金钏投井、晴雯屈死之后，更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言下之意也暗示了宝玉作为亲历大观园这一女儿国、温柔乡的建构和它后来的沦丧、覆灭的当局者，在“美的毁灭”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深刻的幻灭感和虚无感，而这构成了导致宝玉最终寻求解脱之道的内在逻辑。
《红楼梦》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视角，叙述了一个美的世界的建立及其最终毁灭的悲剧，以此传达一种深刻而悲凉的“色空”观念，正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不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脂砚斋说曹雪芹是“哭成此书”“泪尽而逝”，联系曹家的兴衰迭变，《红楼梦》真可谓作者痛定思痛之作，满溢于笔墨之间的是无力回天的悔恨和盛筵难再的哀恸。这些隐藏在作品文字背后的深长意味，在脂批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脂批中不时透露出其对作者所叙之事的了然于胸和所抒之情的感同身受，更使脂砚斋获得了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评点之中多有血泪文字，细品令人不忍卒读。
三
《<红楼梦>评论》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肯定了《红楼梦》的“幻灭美学”价值。王国维引用叔本华关于悲剧的三种类型：一是人为（恶人）悲剧，二是命运悲剧，三是境遇悲剧。其中第三种是最严重的悲剧，因其并非人为和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完全取决于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以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完全由非此不可的合理逻辑所致，也就是纯粹自然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是不可能寄望于侥幸和偶然的。
这种悲剧进一步的震撼力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某种悲剧的发生完全可能发生在正常情况下的任何人身上，这就使悲剧具备了普遍意义，足以使每个人感受到防不胜防的恐怖。
有人曾经大义凛然地指责贾宝玉凭着贾母之宠，娶一黛玉决非难事，何至于导致黛玉最终泪尽夭亡、含恨而逝呢。这恐怕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是以现代社会的标准对宝黛所在的封建礼教环境的粗暴无视罢了。贾母深宠宝玉，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他是贾家家业的后继者，而宝玉的婚姻大事，关乎整个家族的后继盛衰，贾母决不至于溺爱太甚而有失远虑，任凭宝玉率性而为；况后来又生诸多事端，加之钗黛高下在贾府向来已有定论……至于黛玉不可能自行争取则更是显然，正如西园主人所云：“盖以儿女之私，此情只堪自知，不可以告人，并不可以告爱我之人，凭天付予，合则生，不合则死也。……此身干净，抱璞自完。”
如此种种，悲剧的酿成遂成必然。
四
文似看山喜不平。《红楼梦》第二十九回真可谓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全书中写宝黛争执没有比这一次更剧烈了，事虽仍不过口角之争，胜在行文的跌宕起伏、曲尽其妙，令人难测事态，出于意外、合乎情理。其中关节之处大致有三：
一、写二人心迹相合而偏以假意相试，故多龃龉。
“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恰逢张道士提及宝玉亲事，因此林黛玉心中不畅，话中带刺，而宝玉因她多番讥刺，因爱生怨，气忿难耐，遂生一场风波。
二、宝玉砸玉、黛玉呕药皆因二人心意不为对方所解，却以袭人、紫鹃之语道破二人所想，更显当局者迷。
“（袭人）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通灵宝玉），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
“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
三、四人对泣，争执将息，却因袭人好意劝解而反生波折，于不着意处又起波澜。
“一时，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宝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竖不带他，也没什么。’”
一场大闹，在贾母、王夫人制止后才得平息。
五
《红楼梦》全书意旨所在，早在开篇已有声明，书中更多有暗示乃至“自相矛盾”之处警醒读者不必拘于所叙时地、考究人事真伪，盖作者立意不在于此，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回更是用心良苦、立意颇深，脂砚斋评点中更常提醒读者须独具慧眼，方可得“其中味”。
第五十六回中，甄家的四个婆子向贾母介绍甄宝玉。史湘云调侃宝玉说，以后若挨打，便可“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甄宝玉）去”，又写宝玉梦中甄宝玉自言：“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似皆明证贾府不在南京。但第二回，贾雨村自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见了贾府，又明言贾府在南京。因此，关于贾府的所在地，书中多处存在明显的矛盾。
曹雪芹必不至于犯如此显见的错误，盖因作者刻意虚虚实实、真幻交织，实欲警示读者不必穷究其事之确否，若着意求实，反失其中意旨矣！果然，在第七十八回中更有脂批提供的确凿证据。
第七十八回写到贾政和一班清客谈及姽婳将军林四娘，“贾政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脂批随即指出:“赤眉”“黄巾”两时之事，今合而为一，盖云一过是此等众类，非特历历指明某赤某黄。若云不合两用便呆矣。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这类暗示、明示，脂批中不为少见。脂砚斋真乃曹雪芹的知音挚友，时时唯恐世人误解这部博大精深的皇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