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总是时代情绪的反应，我本人比较喜欢华语老歌，她们承载了许多我们成长中的记忆。当我独处时，便喜欢在留声机上放几张民国老唱片，来享受这美妙的音乐时光。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虫胶是老唱片制作的原材料，它是一种天然的动物树脂，是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其主要含有紫胶树脂、紫胶蜡和紫胶色素，有着粘着力强、光泽好、电绝缘性能较好；兼有热塑性和热固性、耐油、耐酸、对人无毒的特点。因此，可用于医药、制革、造纸、印刷等工业部门，老唱片的制作无疑就是其中的一种。
1930年初，随着中国有声电影的放映，电影歌曲逐渐在大众中普及。英国百代公司(EMI)在上海开了分公司，即“上海百代公司”，它曾是旧中国最大的唱片制造和经营公司。据葛涛先生在《“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记载：百代公司的注册地址是上海英租界四川路九十九号，为总发行所所在地；分公司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五十八号仁记路角。唱片制造厂位于法租界徐家汇路七百九十九号,占地达二十余亩。办公地点在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八百一十一号一幢三层的“小红楼”。此外，百代公司在上海的分售处还包括：位于南京路劳合路口的宝芳公司、爱多亚路郑家木桥的新宝芳公司，以及南京路“四大公司”中当时已开业的先施、永安、新新公司；外埠各大商埠也均设有经销处，其中香港和天津的规模较大，分别位于香港皇后大道十二号及天津法马路十六号。百代唱片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工厂诞生，然后销往上海及国内各大商埠、甚至海外市场。
据葛涛先生记述：1908年，最初是由法国百代兄弟乐浜生与张长福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公司。由于各种原因，20年代中期以后，百代在这方面已有所转变：一方面加快转产钢针片的进度，同时在钻针片尚未全面退出产品系列时继续维护其品牌声誉。但截至20年代末，钢针片的生产情况却并不如人意，而钻针片的市场持续萎缩，百代由此在经营上遇到了难题。正当乐浜生与张长福为了打开局面而殚精竭虑之际，法国百代公司却于1929年发生巨变，从而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并最终结束了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历史。在世界电影市场上遭到挫败是导致法国百代公司垮台的主要原因。创始人查尔斯被迫于1929年将公司所有权拱手让出，正当新的所有者打算一显身手时，世界经济大萧条来袭，法国百代公司遂难以为继。1930年，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生产部门及法商东方百代公司被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收购。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是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设在英国的分公司，其规模当时在英国唱片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英国留声机公司（HMV）。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实力在20年代迅速膨胀，遂大举开展企业兼并活动，除了兼并百代，它还控制了德国高亭唱片公司。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完成收购后，于1930年向香港政府进行了企业注册。至此，一家新的企业诞生了。鉴于百代唱片的品牌影响力，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决定继续沿用“百代”的品牌和商标。新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Pathe Orient,Ltd.”，注册资本150万英镑。中国唱片有限公司除了继续大量生产“雄鸡”商标的百代唱片外，还从高亭、蓓开接受订单，为其制作唱片。其设备、规模较之法商时代均更为充实，职工人数达到约1500人，厂房、机器等值银400万两，产品种类进一步拓宽，新增并大力加强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开发与生产。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采用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董事两名：英国人李起（Ritchie）和施赖德（Schrade），总经理由李起担任，李楷生出任在华经理。与张长福不同，李楷生属于新一代的买办，他原籍江苏吴县，生于189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归国后历任上海天新、万泰、义泰、康盈等数家洋行在华经理，并与人合股开设多家丝绸厂，资产饶富。1931年，英国留声机公司（HMV）在兼并了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组成了英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Industries Ltd.），简称EMI。1934年6月，EMI将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及中国唱片有限公司合为一处，更名为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lectric & MusicalIndustries(China) Ltd.）。作为其在华分公司，由于继续沿用百代品牌及商标——遂成为上海百代公司的来源。同家企业的另个分支“哥伦比亚（Columbia）唱片”在上海的发行所设在上海博物馆路22号。
1930年至1940年代，上海百代公司曾诞生过抗战时期大量进步的爱国抗日救亡革命歌曲，许多电影音乐的创作、录音都在该公司进行，如聂耳、黎锦光、冼星海等著名作曲家都在此工作或录制过歌曲。聂耳就在这期间创作了《矿工歌》《大路歌》和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歌曲30多首。由于每年印刷唱片数量的不断增多，中国面临着虫胶产业链的告急。在当时的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生产虫胶的大国。有鉴于此，英国百代公司之前在印度也开了分公司，在唱片印制上依旧还印有“上海百代公司”的字样，一旦有歌星录音母版产生后，会先后在上海和印度两个百代公司分别进行印制，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先是用一张唱片把曲子的伴奏录制好，然后把这张唱片带到录音室，当演员开始演唱时，录音师开始放伴奏——由歌星的演唱加上原先的伴奏就合成了一张新的唱片的原始母版，紧接着母版会按照物理方法的刻制并印刷一定数量的头版唱片来进行市场的发行。
不同的是，印度版唱片的片心周围有一圈英文小字，分别有三个样本：“This copyright record must not be publicly performed without licence.（这个版本的录音不得在公开场合未经许可演出）”；“This patent copyright record must not be publicly performed without licence.（这张正在申请专利权的唱片不得在公开场合未经许可演出）”；“This patented copyright record must not be publicly performed without licence.（这个已获得专利版权的唱片不得在公开场合未经许可演出。）”patent是“专利权”；patented是“已获得专利权”；copyright是“版权、著作权并受版权保护的”。在我们知道这些英文单词的意思后，有没有Patent单词的版本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公司不断发行新唱片，在一张新唱片未申请专利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唱片发行前必须申请专利。但从申请专利到通过专利批文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唱片公司会有三个阶段的印刷，次序为：新唱片推出阶段、正在申请专利阶段、已获得专利保护。我们若要按唱片年代来讲，第一个显然是最早的；我们若要按唱片“版本”而言，最后一个显得更有权威性。我们若按唱片质量来分，头版唱片因为唱片公司对市场的需求没有足够把握，所以其印刷量十分稀少，再加上母版没有磨损，所以质量也是最好的；中价版唱片是源于市场的需求而继续印制，此时母版已有磨损，所以中价版的唱片质量就明显不如头版唱片；由于市场的供不应求，母版在第三次印制唱片时就有了较大的磨损，所以低价版唱片质量也就相对较差了。虽然一首歌曲只有一个母版分别在上海和印度先后印制，但它们的工艺不尽相同。在上海，由于国内虫胶的稀缺，唱片印制往往采用“三明治”产业：即唱片的两面都是真正的虫胶，而两面虫胶的中间垫的是纸壳——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虫胶的数量，而且可以让唱片的声音更饱满、更有弹性。按理，这种所谓“救急”的办法终究不如印度版从上至下全部为虫胶所铸的唱片质量更优，好比现在的实木家具和贴皮家具的质量对比，其结果不言而喻。
据葛涛先生记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有余，中国军队在被敌军沉重打击后撤离上海。上海的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华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工商业遭到了战火的无情毁坏；但另一方面，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依然是安全的孤岛，日军暂时没有触动外国人享有的权益。百代公司既为英资企业，又坐落于法租界境内，自然是毫发无伤。1938年，公司的实力较之战前毫不逊色，资金雄厚，周转灵活，一如既往地得到了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等业务往来银行的好评。但是公司的经营仍然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在1938年就已初步显现，由于战争破坏了遍布全国的代理销售网络，导致公司的产品普遍滞销。滞销程度因产品而异，相对专业和昂贵的，如电影机械、“哥伦比亚”品牌系列无线电收音机等，几乎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唱片虽也一度滞销，但程度轻微，而且不久即得到了恢复。由于其他产品滞销，唱片在公司业务中的地位显得更为举足轻重。1939年之后，由于战局相对稳定，导致上海这个“孤岛”出现了畸形经济繁荣，社会生活中充斥着追求奢华、享乐的风尚。在这些外部动因的强力刺激下，百代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录制、发行了部分新唱片，市场反响尚佳。此时，唱片上“上海百代公司”的字样改成了“百代公司”。之前很多广受观众好评的电影歌曲，如1934年的渔光曲、1935年的义勇军进行曲、何日君再来等等都用“百代公司”的名义继续印制，母版没变，但很多唱片的年代要比上海百代公司印制的晚些，其工艺也依旧延续原上海百代的“三明治”产业；雇佣的员工和机械设备基本也是延用原上海百代公司的。1940年代，虫胶产业链面临崩溃后，包括百代在内的很多公司不得不采取“回收”的办法：即市民要把自己手中的“旧唱片”按回收价上交后，才能有再生虫胶唱片来继续“大众音乐”的前行。美国胜利唱片则源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属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的胜利牌留声机，唱片的名称亦由此而来。“二战”时期唱片原料也曾面临减产的境遇，留声机工厂与录音业被军方征用，唱片业因此而进入了暗淡阶段。
数年前，我在青岛的文化市场曾淘到过周璇的《心头恨》（头尾两段）和《卖杂货》《五更同心结》两张由“百代公司”印制的唱片。由于黎明辉、周璇、白虹、王人美等大明星曾去东南亚巡回演出而红极一时，尤其以首推大名星周璇的歌曲备受海外人们的关注和欣赏，所以东南亚在对中国当时出口的贸易中有相关协议——每次出口产品（不论产品属性）都要附加两张周璇的虫胶唱片（当然也常伴有其他的歌星）。因此在如今的收藏界，有很多民国老唱片都是从东南亚回流过来的。我手里就有一张白虹的唱片上面特意盖有“MADE IN CHINA”的标签字样，说明它是当年从中国传到国外的，因此这个标签属于历史赋予的。
当年因法国人的祖先是高卢人，在拉丁语中，“高卢”就是“公鸡”的意思，法国和高卢鸡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期，法国人普遍把高卢鸡视为勇敢的象征，使红公鸡成为法国的国鸟，因此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上印有红公鸡的标志，很多人把法国百代称之为法国红公鸡。其最有名的唱片就是1929年录制的“洋人大笑”。据说，洋人大笑的艺术性在于钢琴与孩子们的笑声相得益彰：既能很好地听到孩子们的呵呵笑声，又能很清楚地听到极为美妙的钢琴伴奏。
迄今，那些曾隶属于民国时期的老唱片不仅价格昂贵且难觅其踪。或许，“有缘”之人才会幸晤。
2016年4月24日第15次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