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岗小学
我能和同年人一样上学纯属偶然。
那是1978年高考刚恢复的一年，很多地方开始恢复办学，年龄没有限制，所以很多错过读书年龄的人也开始上学，但仍旧有很多适龄学生被挡在学校外面比如女孩子们。
那一年，外婆村里的比我大许多的大姐姐和大哥哥要去就读地处东部偏远的肥东罗岗大队里的学校，他们入读的却不是我的哥哥们入读的合肥市内的学校。
那时候我的妹妹刚刚出生，母亲决定让我在家里带妹妹。当时他们恰好从我家门前路过，看到我诸多的不高兴，于是他们就顺带捎上了我。
在他们连背带拉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抵达了这所学校，并和他们一起接受这所学校校长对我们的考核。考核的内容是数数，结果只有我顺利地从一数到了一百。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都是和他们结伴去上学，我们趴在用水泥砌成的水泥桌子上，严格的说我只是去蹭课，因为只有我没有书包。
我的母亲那时只顾着照顾刚出生的妹妹并没有发现我的行踪，或者说她宁愿我消失。
我们的老师恰好就住在我家前面不远的地方，她是个只上了四年学的代课老师（知道为什么我老是算不清学费又认字好出错的原因了吧！）。于是她告诉我的母亲我最近在做些什么，并劝我母亲让我读书。
而我也适时地躺倒在地上放声痛哭；“你不让我读书我能干什么！”当时我已经隐约的预感到我不是块干活的材料。
我的母亲后来会不断就此事来教训我，说我从小就不听话。
就这样，我终于取得了上学的资格，每天和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同去上学。我们每天成群结队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对儿时的我来说，路途遥远却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显得分外高兴。
又由于我比他们的年纪小上许多个头又比他们矮上许多，他们对我的照料自然又会多出许多。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轮流背着我，并且从田地里摘些果子或豆子拿给我吃。
我在家里的失落反是他们给了我很好的补偿。
班里的同学年纪自然是出了奇的大。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男同学会很有爱心地替我包扎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创伤，那种无微不至的细致也只有大上许多的男孩子才能做到。
上学不久就会有很多人会陆续辍学，理由竟然是：回家娶媳妇了，或者嫁人了，更有的是去唱戏了。
我分明在不久即看到了我的同学在乡里搭的戏班子上，她站在一个旦角的身后演一个小Y寰。那个旦角就是她的母亲，而那时我们不过是小学二年级的光景。
临到一年级考试之后，与我同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竟然都没能考及格，他们被集体要求留级，能考及格的只有我能继续上二年级。然后我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我跟校长说我要跟他们一起留级！
结果我没有留级，但我分明和他们生分了许多。过了一年，我转去了哥哥们所就读的那所合肥市内的学校，而他们不久先后都辍了学。
那时候，与其说喜欢读书，不如说更是喜欢和他们一起上学的感觉！
二 东升小学
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入哥哥们所上的合肥市东市区的东升小学入读。
也就是在那里半年的时间，我体会到了城乡二元体制如何把人分成了两种人生状况，那就是城市的孩子和农村来的的孩子。
这两样人类泾渭分明：农村来的孩子学校里不给安排课桌，上课时他们就像乞丐一样蹲坐在讲台的两边，而城市的孩子则有着漂亮的书桌。课余时间里城市孩子玩在一起，农村孩子则只能看着他们玩。
然后老师在课堂上会告诫城市的孩子不要和农村孩子玩，以防头上会长虱子。
当我现在养狗后，有家长会告诫孩子不要碰狗以防长虱子。又或者当流浪狗靠近我的阿狍我也会告诫它不要和流浪狗玩以防长虱子。
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年代里，农村人在城市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虽则我也是从农村大队学校转入那里，但我有着城市人的户口，所以我分到了书桌，但却是在教室的最后面且只有我一个人。又由于我是从农村转来，城市的孩子便不大会来理我。
我坐的地方的窗户常年是破的，冬天只得吹着风。更有那年的冬季的早晨，一条蛇盘横在我的课桌上，而且已经被冻死。我不知道是谁把它清理了出去，然后我就不做声不做气的继续趴在那里，心里有诸多的恐惧但无从宣泄。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跛脚的老师，姓阚，外号“阚瘪嘴”。他把女儿放在我们班，所以每次课堂黑板演绎做题他都会叫他女儿上台。
然后他拿把戒尺在教室里晃悠，谁不听话谁不会做题他就让学生伸出手掌给他打。所以通常上课时课堂里戒尺打手掌心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有甚者，他把一个农村来的男学生的耳朵给撕裂了，后来简单的道歉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我坐在课堂最后面，所以他总是不会过来。我觉得被他忽略了，所以有一天我自告奋勇告诉他我这道题也做错了，然后他很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用力把我一推：“我都懒得打你！”
我被他推坐在座椅上，但我也有可能是他除了他女儿之外没有被他打手掌心的唯一的一个学生。
虽然这所学校我只呆了半年，但却让我由一个活泼外向的女孩子变得沉默寡言。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由一个远近闻名的小歌手而转为略微有些痴呆面相的内向女孩，这之前妹妹的出生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 中科院子弟学校
后来我和哥哥们一起转学至合肥西北角那所组建时间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子弟学校。
在这所专门接收中科院子弟的学校，我的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个强势的高大壮实的有着西部口音的女人。
那时我还没有在家写作业意识，所以总是在课堂上补写作业：在语文课上补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补语文作业。于是她跟我父母说我除了字写的好看一点其他一无是处。
就因此她经常上课时会很专横地把我一个人罚跪在讲台上面对着其他同学，我像个罪人一样面对着大家。
她又在一个德国校长看中我的作业本要带回国时要张冠李戴地要拿一个秘书长女儿的本子替换，但由于这个德国校长的坚持终于作罢。
到小学六年级时，我的数学成绩突然变得很突出，经常考满分，那时候这是非常少见的分数。
因为班主任的歧视，小学报考合肥一中的人选没有我，虽则我班的独生女公主X被选却也没有考上。
也许这是我第一次能离家的机会，但最终还是烂在了家里，直至最终烂在了合肥。
她总是把大量的时间用来教训人，通常能骂人骂一节课，把大家的时间活活给浪费掉。
那时好在同学们都来自于全国各地又都算是插班生倒也相安无事，大都没有太多的地域歧视，但总有几个公主王子就有我这样的灰姑娘和癞蛤蟆。
上初中时，我的语文 代数 物理老师都是上海人，那时的她们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虽然穿着与大时代一样，但气质是不一样的。
她们成了我最好的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生命里最初的最大的善意就是来自于这些上海人。这里很多的细节就不细述了。
临中考时，因为志愿问题，我与家中的矛盾日益恶化，因为我的父亲不愿意我继续升学。
为了反抗我不回家在外独自游荡，反正家里我连张床也没有。同时我开始罢课，这无疑惊动了学校，那是让父母丧失脸面的抗议，于我可能已成魔道。
后来我只能上了有助学金的但可以独立养活自己的学校。
在求学的路上，我最初逃过了母亲的拦阻，却最终没能逃过父亲的手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