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老北京

0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去了修缮一新的前门大街，街道两旁新修的仿古建筑都是商铺。在全聚德，都一处这样的老字号门口聚集了众多游人，他们正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从前门大街的一个路口拐进去就是著名的大栅栏，这里常常人满为患，北京特产和老字号店铺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为了帮家里买药，我也来过好多次大栅栏的同仁堂，据说这里的中药最正宗。
　　
08年奥运时正值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新书《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出版，他就住在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前门大街也正是在那时重见天日，变得“焕然一新”。
　　
梅英东和何伟（Peter Hessler）是同一批“和平队”的志愿者，他们在90年代的川大一起学习中文，后来梅英东跑到了北京。这座城市在赢得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为了体验日益远去的老北京生活，05年梅英东搬到了杨梅竹斜街，开始了三年的四合院生活。与何伟一样，他很快融入到了周边的街坊邻里中。有着悲惨过去却乐天派的老寡妇，觉得赔偿金太低死活不肯搬走的老张，在城中艰辛打拼的韩家夫妇，穿行于胡同中收破烂的废品王，开刀削面馆的刘老兵一家，同在炭儿胡同小学教英语的朱老师……他们都是四合院里普普通通的居民，其中外地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些人让梅英东感受到了公寓大楼里没有的温情，即使他经常吐槽四合院糟糕的居住环境，却还是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
　　
在很早的时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被全拆了，当时那帮人力图把首都打造成工业之都。而后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进入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们蠢蠢欲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政府卖地获取财政收入，开发商则把它们打造成现代的住宅和商业中心，金钱利益翻滚之下，是一片片画满了“拆”的四合院老墙和几百万被迫迁到市郊的北京老市民。年轻人往往愿意去住更干净的公寓楼，而那些老年人则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老胡同，哪怕能得到不少的赔偿金。随着奥运的日子一天天接近，邻里们的问候逐渐变成了“你知道我们这院子啥时候拆吗？”许多人提心吊胆，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外地人，他们只是租的店面，要是拆了也拿不到任何赔偿金，只得在别处再寻找新的出租门面。
　　
关于旧城改造，有些人呼吁要保护文化遗产，有些人则看重经济利益，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每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感受。反正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上头，一纸拆迁的命令下来，能谈的也就只有赔偿金的分配了。最终，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四合院，不是被重建成了旅游商业街，卖着当地老百姓一被子也用不着的纪念品，就是被粗暴推倒，成了类似东方广场的超级商业中心。无论愿不愿意，长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选择离开。
　　
漂泊在北京的野孩子乐队曾唱到“北京北京不是我的家”，身处五环外的我深有体会。梅英东在书中如此描述：

“胡同外的北京不再有相连相关的片区，而是被分割成了无数孤立的岛屿，不同的所在各自为政，毫无关联。建筑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人际关系冷漠疏离。一间餐馆不知不觉消失，一条小巷突然之间被拆，生活颠倒错乱……这个城市如果照这样变迁下去，是否终有一天，我会说好想念曾经在北京的生活。”

抱怨着北京糟糕空气和拥挤人群的我，也开始理解他对北京的想念。他体会过这座城市的温暖，那是在穿行于名胜古迹中的游人和我们这些异乡客眼中不曾有过的市井温情。只是这些东西消逝得太快，就像时代的脉搏一样，让人怎么也抓不住。
　　
直到奥运会开幕，梅英东所在的大院还没有遭到拆迁，但大栅栏却早已变了模样，这里不再有卖菜人的吆喝，不再有跳皮筋的小孩，不再有老槐树下的啤酒……只剩下光鲜的商店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游客。有人想起梁思成，这个当年的失败者曾对北京市长彭真直言道：“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可五十年后，又怎样呢？我只看见来势汹涌的市场力量，有时候不禁怀疑，胡同里这样一种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方式，它的消失是不是必然？
　　
在梅英东眼里，老寡妇是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的象征，她曾在这里尝遍世间冷暖。而最终她也离开了这，搬去了新公寓。奥运的欢庆声中梅英东拨打了她孙女的电话，却传来不带感情的预录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在不远的将来，曾经整天见面谈天的邻居们可能都会一个个离去。四合院飘渺的夜里，传来梅英东的喃喃自语：“我们都曾在这儿。”
　　
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钟鼓楼》的MV，在一片废墟之中，工人们拿着锤子尽情捣毁着老北京的院墙，何勇在烟尘里声嘶力竭地唱着：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他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在他身后，推土机开过，一堵老墙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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